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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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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海军军官：
他们曾历经磨难，再也不愿回首，那无数激流险滩；
如今整个世界都欠他们很多，他们也开始享受些许，生活的甘甜。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的见识比我要广得多。战争结束时，牛津汇集了各种观点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是自我封闭的。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我依然坚持在格兰瑟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不久，我便开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因而也许并不奇怪，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这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我是卫理公会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或参加茶会。我母亲给我寄些糕点，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点厂”排队，等候一小时左右，为周日购买茶点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亲）指挥的巴赫合唱团，该团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称要广泛。我们在谢尔登剧院上演的《马太受难曲》尤其使我记忆犹新，这个剧场似乎是雷恩专为这个节目设计的。我们也唱过《伊戈尔王》，贡斯当·兰伯特的《格兰德河》以及雷尔斯特的《耶稣赞美诗》，有时我只是去听，并不唱，我听过凯瑟琳·费里那在埃尔加的《杰隆修斯之梦》中的演唱。
随着战争结束和军人复员，牛津娱乐活动的节奏加快了。八浆划船比赛又恢复了，我去河边观看过比赛。就在这时。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时甚至喝一点儿酒（以前我只尝过雪利酒，但并不喜欢，现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烟，同样也不怎么喜欢，虽然我知道如果坚持吸下去的话我会品出味道来的。我决定不吸烟，把钱省下来每天买《泰晤士报》。我第一次参加校庆舞会，像歌中唱的那个女孩儿一样通宵达旦跳个不停。我在老剧场和新剧场观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时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赖的早期作品。）我还观看过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学戏剧社的演出，是在学院花园上演的，由牛津当时的时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于剧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与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来可以更丰富多采些，但我手头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导师——总是乐于帮忙的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向学校建议，使我得到一点奖学金，我将入不付出。我还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帮助。如果当时我愿意承担一些教学任务的话，我会从这些机构中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从教的天赋，我确信（至今仍确信）好的老师需要有一种天才，而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事实上，1944年夏天我还在格兰瑟姆真的教过一假期的自然科学，并挣得了买一辆自行车的钱，这在格兰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则是必需品。就在我于格兰瑟姆任教时，巴黎解放了。校长召集全校大会，宣布巴黎又自由了，并告诉我们勇敢的抵抗运动战士如何起义，打击德国占领军，帮助盟军，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很明显，我们正在获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我不再为没能为战争做更大的贡献而感到那么内疚了；我与所有英国人民一样为法国抵抗运动为法国挽回荣誉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许那时我们对抵抗运动的普遍存在有些夸大其辞，我们中间流传着这类故事，诸如德国士兵走进咖啡馆时，里面的顾客会轻轻敲打杯子，用莫尔斯电码敲击出字母V，代表胜利，当然每个真正的法国人都渴望自由，对此我们确信无疑。
此后，我开始埋头学习。多萝西·霍奇金致力于调光晶体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拥有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天才的教师对学院来说是一件幸事。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后来为盘尼西林——第一种抗菌素——分子结构的发现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为此她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奖。（盘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学前两年在萨默维尔附近的拉德克利夫医院发现的，并且在那里做了早期实验。）在我大学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后一年（1946—1947），由多萝西·霍奇金指导，我与一位德国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简单的蛋白质短杆菌肽B，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学课程所必需的研究项目。在宇宙俱乐部和科学俱乐部我也遇到过其他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听过许多知名科学家的讲座，其中包括J·D·伯纳尔，他的政治观点与当时很多科学家一样相当左倾，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入师生关系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一方面由于接触了怀疑论，一方面出于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我从未感到过这种危机。卫理公会使我有了稳固的锚地，当然还使我有了与我观点一致的熟人和朋友。星期天我通常去卫斯理纪念堂做礼拜。那里有一种格兰瑟姆那样的社交气氛：一种温馨、冷静而又令人愉快的社会生活。在初来乍到的陌生环境里，这对我是多么重要。这所教堂有个非常活跃的学生联谊会。星期天晚礼拜后，通常在牧师家里举办大型咖啡聚会，那时会有对宗教或其它问题的热烈讨论。偶尔我也去学校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倾听一场别具一格的大学布道，尽管那个教堂笼罩着某种“一本正经”的拘谨气氛，使它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时我去学院附属教堂，特别是如果海伦·达比希尔小姐布道，我一定会去。我刚到时她是学院院长，也是研究米尔顿和伍兹沃斯的杰出学者。
总的来说，我不去圣公会教堂。但非常奇怪，我对宗教知识的全面了解却更多地受圣公会祭司长C·S·刘易斯的宗教著作的影响；他对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有巨大影响，我受他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广播、布道和文章是精炼的语言与深邃的神学的结合，很具感召力。在《斯克鲁塔普书简》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机智和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了“魔鬼”如何利用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人类的毁灭》以及《纯粹的基督教》的开头段落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把深奥的自然规律阐述得如此通俗易懂。我最难忘的是《基督徒言行》（在《纯粹的基督教》中再版，但最初是电台演讲）对我的影响。这篇讲话触及到当时基督教徒的行为与其口头宣称的理想严重脱节的实质。C·S·刘易斯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不仅仅对那些圣徒有约束力。他这样写道：
完美的行为如同行车中的换挡一样难以完美无缺；但人类这架机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为理想这是必要的，正如汽车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机都能做到完美的变速一样“
同样，我得益于他对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则的论述，这一原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对于仁慈原则的崇高性，刘易斯并没有批驳或贬低，而是列出了什么不是仁慈，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像爱自己那样爱他。那么确切他说我是如何爱自己的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对自己并没有喜爱的情感，甚至对我个人的生活圈子也并不总是感到满意。那么很显然，“爱你的邻居”并不意味着‘喜欢他，或’认为他有吸引力，……对自己的某些所做所为，我可能会感到恐惧和厌恶。那么很显然，我也可以憎恶敌人的某些所做所为……所以，基督教义并不要求我们减轻一丝一毫对残忍和不仁行为的痛恨……即使当我们斩杀、惩罚敌人时，我们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地想问题——但愿他不那么坏，希望他在今生或来世可能会得到拯救，实际上就是祝他好。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话无疑具有特别深刻的含义。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学生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莫过于刻苦学习，获取知识，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陇望蜀。但我们还是想尽量多做一些实事。就我而言，每周一两个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军队食堂服务。来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国士兵和美国航空兵是我们的常客。那里闷热潮湿，双脚也吃了不少苦头。但这项工作也很有趣，那里总是宾客满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1944年7月诺曼底登陆的报导带来的是恐惧和忧虑。我的那么多同龄人在无遮掩的沙滩上进行殊死拼杀令我们深感不安。也许这时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错了。
实际上欧洲战场的战争一年之内即将结束。尽管还有巴尔格战役和昂合姆的悲剧，工作重心在缓慢地转移，人们开始为和平的到来作准备。我把时间越来越多地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政治活动是其中的一项。
牛津入学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该协会成立于20年代，由基思·法伊林发起。 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学者， 保守党的历史学家，后来写了《内维尔·张伯伦传》。那时全国约定战争期间各党派停止政治竞选活动。这一约定虽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高校政治活动，但实际上牛津的政治活动比30年代平静多了。尽管这样，保守党协会的各种活动迅速成为我生活的核心。当时牛津大学学生协会不吸收女性会员，但我有时去那里旁听。众多演讲明星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辩论，大到世间大事，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鸡毛琐事。但牛津大学学生会鼓励那种华而不实的辩论风格。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辩才，我更喜欢我们协会那种更为严肃的法庭式的实实在在的辩论。协会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结识和交友的网络。那儿的一些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个论坛的确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这些活动中，我结交了一些朋友。随着日月的流逝，这些朋友就像安东尼·鲍威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屡屡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其中爱德华·博伊尔是与我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个。他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圈子里斡旋，轻松自如，而我只不过略知一二。但对于政治我和他一样兴趣浓厚，严肃认真。当时他是一位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儿子，十分富有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观点与我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产阶级保守主义观点相吻合。后来我们在政见上分道扬镳，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我在最后一学年认识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为《泰晤士报》的知名编辑。我同威廉的关系始终不如同爱德华那么密切，这个人让人觉得他拘谨的外表下透出某种坚毅，似乎生来就属于高层次。
闻名逻尔的自由党人罗宾·戴同爱德华一样，是牛津学生会的头面人物。我们后来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人们有时会想，牛津学生会的优秀天才适合干什么呢？罗宾·戴开辟了一条路子，他投身于电视访谈。此后我们在工作中狭路相逢，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时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称：尊贵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我们两人的意见总是相左，但他辩论时总是彬彬有礼，言辞有力。他是个爱国者，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他居然变得很传统了。不过我们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谅。托尼当选学生会主席时，我还应邀去参加了庆祝会，他的父亲斯但斯盖特子爵也出席了这次庆祝会。托尼严守新教教规，庆祝会没有准备任何酒。
还有一个辩才，名叫肯尼思·哈里斯。他同爱德华·博伊尔以及托尼·本一道在美国举办了历时数月的巡回示范辩论。后来他在政治新闻界位居高职。我们曾多次会面，特别是在他为我撰写传记的时候。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干事，我自然而然地参与了1945年的大选活动。在牛津，我忙于牛津市下院议员昆廷·郝格的竞选活动。此后，我返回格兰瑟姆帮助空军少校沃思竞选，他想战胜并取代当时在位的独立人士丹尼斯·肯德尔。
现在回想起来，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完全应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由于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则因素，战争总是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和主张加强国家控制的人的地位。我丈夫丹尼斯认为，在军队中，人员的背景各异，而又空前地凑在一起，结果只能导致社会良心的深切苦痛，人们因此要求国家介入并改良社会条件。他是在我们结婚后向我阐述这一观点的。但不管怎么样，保守党在战时的几次大选中普遍表现极差，总的看来，我们的得票率呈下降趋势。当时没有人注意民意测验结果，其实民意测验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同我指出的那样，敦刻尔克战役后，左翼势力很成功地将绥靖政策全部归咎于保守党，并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尔同他所领导的党疏远开来。人们忘记了，工党甚至曾经反对鲍德温和张怕伦进行的有限军备建设。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应战时局势需要而实行的集中控制经济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思维和心态。众所周知，军队中左翼知识分子们通过军队教育小组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奈杰尔就此曾评论道：“这是唯一的一个在胜利的旗帜下参加大选的军团。”在国内，电台的播音员们诸如J·B·普利斯特利的播音听起来熨贴入耳，实则是沿着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义的解释。诚然，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由于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紧迫任务，许多国内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制定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联合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手中。丘吉尔本人希望国民政府至少能维持到日本被击败以后，考虑到苏联日见增长的威胁力，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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