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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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总部设在一个名叫江西庙的古庙里。虽然庙宇破破烂烂，毕竟比一般农舍宽敞得多。毛泽东穿过一段田间小径，来到作战室，见周恩来、朱德和作战局长薛枫都站在地图前议论什么。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脸上明朗，神色愉快兴奋，就猜到他心中已经有了数了，就笑着说：“毛主席有了锦囊妙计了吧？”
　　毛泽东见四外没有别人，从容地点起一支烟来，微笑着悄声地说：“还是杀个回马枪吧！”
　　“回马枪？”周恩来眼睛一亮，“是要重回桐梓、遵义？”“是的。”毛泽东点了点头，“现在形势很明显，敌人要把我们聚歼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不能呆了；第二，敌人共有三十多个旅封锁长江，北渡长江也使不得；而遵义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正好狠狠地咬它一口。这样，我们突然调头东向，等这一坨坨敌人摸清我们的行踪，已经望尘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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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棋！妙棋！”朱德不禁抚掌笑道，“这篇文章完全出敌不意，真是神来之笔！”
　　“好！好！”周恩来也连声赞叹，接着又补充道，“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出北渡长江的架势，充分利用敌人的错觉。比如说，用一部分兵力伪装主力，指向綦江方向。”
　　毛泽东仰起脸，望了望地图上的綦江，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很满意周恩来的这个补充。
　　这时，作战局长薛枫似乎考虑到计划实施中的问题，皱着眉头说道：“现在山下的敌人比较密集，如果我们下不了山呢？或者被敌人缠住呢？”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望着薛枫笑着解释道：“不会。我们这一次准备专走小路，不走大路，把大路都让给他们。山山相连，那么多路他们哪里封锁得住？我们下了山还要让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一次要轻装嘛！”
　　“好，那我就找洛甫、博古、稼祥来再开会讨论一次。”周恩来说，“等伯承同志从部队回来，再由他作出具体实施计划。”
　　这时，一个年轻的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到最后不自禁地笑起来了。他把电报交给毛泽东，笑着说道：“这是刚刚破译的薛岳的电报，你们看看！”
　　朱德也凑到毛泽东身边来看。原来那电报讲了一大篇红军的动态、位置之外，最后说：窜据威、镇、牛街间地区之共匪主力，被我川滇军截击，西窜无由，饥疲不堪，随处掠夺，已成流寇，匪首朱、毛，有化装逃走说，特闻。
　　毛泽东、朱德看到这里，两人相对哈哈大笑。毛泽东笑得烟灰都抖到灰棉军衣上去了，他边笑边说：“我的老天！现在把我包围得水泄不通，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往哪里跑呀！难矣哉！难矣哉！”
　　朱德用冷峻的口吻说：“蒋介石很喜欢听这一类消息，他的下级也就专门给他提供这类新闻。悲夫！”
　　（二十）
　　从二月十八日起，自扎西地区秘密东进的中央红军，迅速击溃黔军的抵抗，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沿着习水的偏僻小路向桐梓急进。川军在后衔尾追来，后面已经响起了炮声。
　　天色灰蒙蒙的，弥漫的云雾遮盖着山峦，那种无尽无休的贵州式的细雨绵绵不断。
　　中国工农红军向来以行动神速著称，而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却被那些笨重东西拖累住了。经过扎西整编，彻底轻装，又渐渐恢复了往日风姿。但是，对于年轻的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来说，部队的行动越轻便迅速，他就越感到紧张和艰难。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这支连队是名符其实的“特殊连队”。著名的中共“五老”，有三位在这个连队。另外，随军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有相当大一部分在这个序列之中，其中就包括邓颖超和贺子珍。另外还有一些负伤和生病的高级干部。带这样一支部队决不是轻松的事。侯政本来是某军团的卫生部长，一听说要调来，头嗡地一下懵了。他刚要张口摆困难，跟他谈话的人立刻严肃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就不敢说了。随后，周恩来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同他作了一次谈话；话是温和而亲切的，但是最后一句却很不平常：“侯政，你要丢了一个人，我就杀你的头。”而周恩来是从不轻意说这种话的。侯政就这样诚惶诚恐地接受了任务。开始他最担心的是董老、徐老、谢老三位老人，怕丢了一个吃罪不起。不料这三位老人不仅从不掉队，到了宿营地之后还帮他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董老，作为这个“特殊连队”的支部书记，工作计划周密，处理问题细致稳妥，把工作做了一多半。其次，他担心的是女同志，哪知这些女同志争强好胜的劲头儿，处处胜过堂堂男子。最使他感到难办的，莫过于女同志生孩子了。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真是紧张万分，手足无措。侯政最怕孩子生在野外，而那位女同志偏偏在快到宿营地时开始阵痛，说话之间，血从两条裤腿流下来，小孩儿头已经露出来了，而距宿营地还有三里之遥。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找了两个女同志扶着她，艰难万状地走完这两三里路，才进了一间房子，把孩子生在一束匆忙找来的稻草上。长征路上第二个女同志生孩子，又使他感受到另一种紧张。那位女同志在行军中途发生阵痛，还好，路边有一所房子，就把她抬进去了。哪知她在屋子里痛得打滚儿，就是生不下来。而后边的追兵已经迫近，枪声清晰可闻。在这种情况下可怎么办呢？究竟是扔下她走呢，还是硬着头皮等大家一起当俘虏呢？这时的侯政真是百爪挠心，难作决定。幸亏董老异常沉着，抓起耳机给后边担任掩护的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打了一个电话，请求他们再顶上一阵；那董振堂竟十分通情达理，大大方方地说：“董老，既然这样，那就让她慢慢地生吧！”孩子终于在一个小时之后生下来了，是战士们艰苦抗击的枪声掩护了这个小天使的来临。这两件事给了侯政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而现在正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分明处在随时都会分娩的状态，她今天的遭际又会是怎样呢？
　　侯政紧紧随着贺子珍的担架，后面是董老、外科医生李治和一个名叫李秀竹的女看护员。这都是细心的董老一再告诫过的：要事先做好准备。尽管如此，但这项工作毕竟和任何工作不同，难就难在你不知道我们的小天使什么时候拜访人间。前两三天贺子珍就腹痛了一阵，弄得人们紧张万分，结果是万事俱备，小天使却音信杳然。今天早晨贺子珍又腹痛了一次，后来也没有事。何况贺子珍和一般女同志的性格不同，她外在温和，而内在倔强，不是万难忍受是决不出声的，这样也就更难判断、更难掌握了。
　　部队长长的行列行进在幽僻的大山间。贺子珍躺在担架上，盖着一床灰色军毯，神态如常。也许人们以为，睡在担架上是很舒服的事，实际上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山路上，一时上，一时下，担架员被坎坷的山石绊倒，更是常事。侯政不时地关照着担架员注意脚下，心里想道：“只要今天能平安度过，不生在路上，到了宿营地不管如何困难也好说了。”他看了看贺子珍微微合着眼睛，象是睡着了似的，就对董老说：“看起来，今天可能没有事了。”
　　“不，还是不要大意。”
　　董老总是那么稳重老练。他留着两撇黑胡子，身着红军服装，腰扎皮带，身披大衣，健步如飞。不知你是否看到过他青年时代的照片，他穿着长袍马褂，戴一顶平顶帽盔，真使你哑然失笑；革命真是改变一切，和今天的董必武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同一个人。
　　董老的话果然不错，在后面传来的炮声里，已经听到了夹杂着的机关枪声。这显然是后面追击的敌人迫近的征候。“糟了！”侯政在心里暗暗嘀咕道，“是不是又要和上次一样？”
　　想到这里，他望了董老一眼。董老心里也很着急，却面不改色，沉着地说：“让前面走快一点！”
　　部队行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经过一阵颠簸，侯政听见贺子珍在担架上哼了两声，赶忙跑过去一看，见她脸色惨白，额头上渗出明晃晃的汗珠。侯政立刻紧张起来，四外一望，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眼前只是云笼雾遮的一条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心里想：真是怕什么有什么，最坏的情况恐怕就要出现。
　　“董老，怎么办哪？”他望着董老火急火燎地问。
　　“还是再往前赶赶，尽量找个房子。”董老说。
　　担架员在山路上一路小跑式地行进。侯政两个眼不够使似地一面走一面四外张望。大约走了二三里路，还是通讯员眼尖，说：“侯连长，你看那山旮旯里不是有房子吗？”侯政一看，在半山坡上石头旮旯里，果然有两三间又黑又矮的茅屋，同那苍灰色的石头颜色差不多，没有好眼力简直难以发现。侯政心中大喜，心想，就是有个小小的茅庵也好。
　　“你们等一下，我先上去看看。”
　　侯政说着，领着一个通讯员，就象打冲锋似的嗖嗖嗖地爬了上去。几间茅屋的门都虚掩着，侯政拉开一个门，见屋中空无一人，屋正中有一个火塘，火着的很旺，旁边放着一把大铜壶，里面的水还冒着热气。看样子，老百姓刚刚躲出去了。侯政见有这样理想的地方，心里高兴极了，急忙向山下招手，让担架快快上来。
　　担架员喘吁吁地抬着担架爬上来了。后面紧紧跟着李秀竹和外科医生李治。李治是医学专科的毕业生，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总带着一种完成任务颇有把握的那种笑容。随后，董老也有些吃力地走了上来。侯政说：“董老，你这么大年纪，也就不用上来了嘛！”“人命关天哪！”董老笑着说，“我怎么能够不上来呢！”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炮声和机关枪的哒哒声。侯政对李治说：“老李，要快！”
　　“快不快，我掌握得了吗？”李治睒睒眼，和李秀竹一同走进去，还半开着玩笑。
　　担架抬进屋里，担架员退了出来。李秀竹把门关起来了。
　　董老和侯政一伙人都在门外守候。
　　可以听出，屋子里器械叮当乱响，还夹杂着贺子珍断断续续地有克制的呻吟声。不到半个小时，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发出到人间的第一声呼喊。这稚嫩的而又最有生命力的哭声，是这样富有感染力，董老立刻笑起来，深有感慨地敲打着膝盖，“好，好，好，”一连说了三个好字。其他人也都笑声朗朗。
　　随后听见屋子里更加紧张忙乱，传出一阵阵洗脸盆的叮咚声，铜壶的倒水声，李秀竹与李治的碎语声。侯政正要问是女孩还是男孩的时候，只听李治用一种颇为兴奋的调子说：“恭喜你呀，贺子珍同志，来了一个千金！”
　　可是，人们的笑声却为一阵骤然激烈起来的枪声所打断。不仅机枪声，就是步枪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有战争经验的人立刻意识到，敌人已经更加临近。
　　侯政望着董老，满面愁容地说：“孩子怎么办哪，董老？”
　　董老捋捋胡子，果断地说：“只好把他留下，这是规定。”
　　“可是老百姓不在家呀！”
　　“留下点钱。”
　　“留多少？”
　　“太少也不行，你留下三十块光洋。”
　　侯政从沉甸甸的挎包里取出钱来，数了三十块袁大头，用纸包起来。董老接在手里掂了掂，又沉吟了一番，说：“侯政，你看少不少，这地方老百姓困难哪！你那里还背的有大烟土吗？”
　　“有，有。”
　　侯政叫通讯员从挎包里拿出两块大烟土来，掂了掂约有一斤多重，这在贵州也值不少的钱。为了怕群众吃亏，自红军西征以来，早已不用苏维埃的纸币，而改用白洋或没收的烟土顶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侯政见诸事完毕，就敲了敲门，说：“老李，你快一点嘛！”
　　“你嫌慢你来！”李治在里面不满地说。
　　“哎呀，我是叫你尽量的快嘛！”
　　不一时，房门打开，担架员进去把担架抬了出来。贺子珍头上蒙着一条大毛巾，脸色惨白得厉害。担架下面还扑嗒扑嗒地滴着血水。在行将抬出门口的时候，贺子珍微微地睁开眼睛，用低微的声音叫：“李医生！李医生！你把她抱过来我看看。”
　　李治连忙把一个用白纱布包起来的婴儿抱了过来，贺子珍颤巍巍地接在手中，睁起明星般的眸子无限哀怜地看了一眼，然后还给李治，哽咽着说：“李医生，你把他放得离火塘近点儿。”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子珍同志，”董老连忙上前安慰道，“现在这样处理，也是不得已呀！”
　　“我明白，董老，我太感谢您了！”贺子珍一边擦泪，一面声音微弱地说，“孩子跟着人民长大也很好。如果他长大，是革命的就会去找我们；如果变成敌人、坏人，也就算了。
　　……“
　　枪声愈来愈近。董老对担架员挥挥手说：“快走！我们随后就赶上去。”
　　担架下山去了。董老和侯政进了房子，孩子哭了一阵已经在草堆上睡熟。侯政把三十块光洋放在孩子旁边，那两块大烟土放在老百姓的两个大粗碗里，又用两个碗扣起来。董老一向重视群众纪律，见地上狼藉不堪，又抄起笤帚扫了一扫。
　　“行了吧。”侯政望望董老。
　　“不，还是要留下几个字。”
　　董老一面说，一面从挎包里取出纸笔墨盒，坐在矮凳上，就着老乡的床铺，端端正正写了一个纸条：本户主人鉴：我们是为干人服务的工农红军，今在苗家借地生子，实在出于万不得已。望千万不要听信土豪劣绅的欺骗。因军情紧急，此子无法携带，深望老乡将他抚养成人，不胜感激。今留下大洋三十元，烟土两块，仅表微意而已。
　　红军休养连　董必武留董老还没有插上笔，枪声已经很紧，警卫员在外面叫：“董老，董老，快走，不走不行了！”
　　“急什么！”董老训斥道，一面把纸笔收到挎包里，把纸条放在孩子身边，用东西压好，然后又轻轻地拍了拍白纱布包着的孩子，同侯政一起出了房门，匆匆下山追赶担架去了。
　　贺子珍昏昏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