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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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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左肩呢，好像是要告诉我，有某个人会从这个方向出手？其他的记忆也重新回来了，Krav Maga，从最直接路线出手的方式。乌里和我这样说，一定是知道了下手的人是谁，而且知道这个人只会用右手来发起攻击。可是为什么……
闪电一般，答案终于跳了出来。只有在左手受了伤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用那样的路径发动攻击！同事左手缠着纱布的情形就在这当口跳到了我脑子里。我转过身去，就在他把微型注射器向我扎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用已经摆出Krav 防卫招式的手臂，反推过去。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么多年共事之后，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背叛我！他霎时脸色大变，满是惊惧……
“求求你了，我有三个孩子……”他哀求道。
我一面毫不留情地把注射器扎向他，一面对着监视器露出灿烂的笑脸，不让旁边的人察觉。
“早该想想他们，别这么利欲黛心。我现在没的选择。”
针管空了。我把它收进口袋，用指甲将针头取下。也就比一只臭虫大不了多少，等一到法国，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月1日：在Telaviv－Tiberiade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
2001年3月4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三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18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五人死亡，一百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21日：Mitchell委员会完成观察报告，呼吁停止暴力行动。
2001年6月1日：特拉维夫一家迪斯高舞厅遭人体炸弹袭击。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二十多人受伤。
2001年7月16日：在位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Binyamina车站附近，一辆公共汽车遭人体炸弹袭击。两死十一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的Sbarro比萨店遭人体炸弹袭击。十五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时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27日：阿布－阿里－穆斯塔法——FPLP首领、乔治·阿巴齐的继任，死于以色列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弹头从他在雷马拉办公室的窗户打进。
第十三章 9·11
当然得换个工作，可怎么换？在欧洲找一个计算机维护的职位，必须得有比我现在高的文凭。我没解释自己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白费口舌。何况大多数面试都是由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家伙来操持。他们看重的，是面试印象。可在外表上，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看看自己还能干什么吧。要不就去保安公司。第一次面试即告失败。还是老问题，我没办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结果在预料之中。
我苦思冥想。除了计算机，我还懂阿拉伯语，会使刀弄枪，有本事潜入任何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还能穿沙漠，开飞车，杀人手起刀落。想来想去，我还是干雇佣军比较合适。可如果为了这些乌七八糟的原因重操旧业，我又何苦离开“这一行”呢？
接下来是遍寻报纸招聘广告的一段日子。在不放过任何一个应召机会的努力之下，我终于找到一份灯具店收银员的活儿。干什么不都是谋生嘛。何况，在一大堆漂亮饰品中间干活还是令人愉快的。两个月里，我除了收钱，就是包装灯泡。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过去的事也能跳出来跟我捣乱。有天上午，一个老太太——BCBG慈爱老祖母那种类型的——走进商店，说有话要单独跟我说。我向来不喜欢帮人传话的人，所以起了疑心。她说的话吓我一跳：“朋友要我告诉你：”灯具店里有一些鱼，你很清楚。其中有一条跑出来了，没再回容器里面。没回去，也回不去了。是一条蓝颜色的鱼。里面还有其他鱼，橙色的，绿色的，都游来游去，都在容器里。可那条蓝色的跑出来了。‘他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能怎么想？我难以置信，我担心是自己的想像力曲解了她话里的意思。我请她重复一遍。
“能再说一遍吗？就是那个人要你告诉我的那些话？”
老太太回答：“会有一位先生亲自来找你，他会把鱼带过来。”
她不再多说，走了。我闷闷地熬过了一个上午。快到中午时分，一个男人找我来了。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暗自握起一直收在口袋里的匕首，准备随时出击。
“上周我买了一个灯。灯管是透明的，柱子里面装了蒸馏水，有很多彩色的气泡，每个气泡里都有一条小鱼。现在有一条漏出来了，再也装不进去。”
他把一条五公分长的蓝色塑料鱼放到柜台上。
“就这条。能给我换一下吗？”
我给他换了一条蓝色的小鱼。
个子高高的，单薄，瘦长，棕色皮肤，面部线条柔和高贵，艾尔兹看起来就像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人，那种苏打水啊快餐啊都还不存在的年代。他显得很健康，也自私。我喜欢有点自私的男人，因为他们懂得照顾自己。我也很想成为这种人。迷人之处还有他长长的手指，低沉的嗓音，变幻着绿色，灰色，金色和栗色光亮的眼睛，每变一种颜色，中间转瞬即逝的一闪都近乎半透明，而且左眼比右眼的颜色淡一点。就这么一双眼睛，看上几个小时也看不透。我们经常合作，彼此欣赏。在被那些苛刻的工作报告所折磨的那段时间，我们俩好上了。
在我，从离队那天起，就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享受这段感情。
至于他，处境有点不妙。他的上司疑心重，尤其怕他受我的传染，所以最终把他派往世界的另一端执行“长期任务”，至少三年。
也就是派到伊朗去。我向他传授自己的经验，并建议他去学学Krav Maga。艾尔兹不听。他不愿意仿效我。他更愿意和“官方”保持一致，好好工作，得到晋升。我还是坚持，通过一个朋友来和他交换意见——朋友往返于我们之间。带封信过去得要三天，朋友不厌其烦，因为他觉得事情重大。他知道，在那种地方，每做一个决定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我们最后一回沟通，是以信的方式，双方都固执己见。十几天后，艾尔兹被一辆横在路中的汽车给绑架了，就像我两年前曾经历过的一样。他看过我写的报告，我们也就此聊过很长时间。他没有按我说的去做，而是听从了亲爱的上司的意见，息事宁人，采取“被动态度”。
“我的”一个乞丐找到了他，躺在城外一个垃圾堆里，昏迷不醒。他把他送到医院，然后给我报信。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在其位了。医生说艾尔兹多处骨折，内脏出血，大出血。搞不到药品，医生给他打一针吗啡了事。
就这个时候，在几千公里之外，一个女婴，像世界上所有六个月大的孩子一样，刚刚能够站起来。大大的眼睛。我盯着她的眼睛看，没有够的时候。她也看我，有一点调皮。它们是绿色，灰色，金色还是棕色？……那么多的光芒在跳跃，那么多的色彩，变幻莫定。真有意思，左眼比右眼浅那么一点。她在对我笑。她不知道，她的爸爸刚刚死去。
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自杀式攻击。
2001年8月中旬，我在Hotline公司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是巴黎一家网络运营商，我做接电话的技术支持。9月11日那天，我一直在电脑前工作，顾客电话不断。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收到管理部门发来的邮件：看新闻。我没理会。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被打搅，也不喜欢看新闻。我这个办公室里挤了四十好几个人。有一台电脑前人头攒动。我和自己的好奇心较了半天劲，然后，和其他坐不住了的人一样，决定过去看看。屏幕上是一幢楼在倒塌的画面。议论纷纷。有人提到恐怖袭击。另一些人否定了，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巴勒斯坦人干的。我对此没什么兴趣。总的说来，我对互联网上的图像资料都持不信任态度，职业病。我转身回去干活。一个同事叫住我，异常激动：“看见了吗？飞机穿过了塔楼。”
我没好气地反问他，一大串问题：“哪里？什么时候？什么飞机？什么人控制的？”
“不知道。”同事回答，看起来对这类细节并不关心。
“既然没有答案，我对这种事情就没什么兴趣。又是假新闻。”
“当然不是，”他反驳我，“看看这网站，是CNN的现场直播！”
“他们的网站可能被黑掉了。电视里肯定会播这条消息。”我打断了谈话。
我回去工作。办公室里一片惊恐。都在讨论。这正是我所害怕的：过于感性，丧失理性。我抱怨了几句，尽量让自己置身于这股情绪之外。信箱里的邮件源源不断。容量不够了，我准备简单回几封，这时我发现服务器没反应。
“怎么回事？邮件发不出去！”
一个同事告诉我：“互联网爆了。”
“够聪明的你！总不会是这种低级闹剧让我们的服务器爆了吧？”
“什么闹剧？关我们服务器什么事？这是全地球的事。至于电话，别提了，纽约根本接不通！”
“纽约？”
“双塔啊！你没看见吗？一遍遍放呢！没看我的邮件？”
“不是假新闻？”
“很遗憾，不是假新闻。”他叹口气，“你来看。”
我不情愿地跟过去。他把新闻图像调出来给我看，为了不至于因为网络问题而错过细节，他已经保存在电脑里了。
“看到了吗？这是那个坍塌的大楼。”他评论道。
当然看到了，但是我还是难以相信。在我看来，这仍然是网络图像而已，不足为凭。回到座位，我想和几个主要服务商取得联系，它们大量转发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回应，他们的网站也爆了。顾客开始电话投诉。这从侧面说服了我。
我十点多离开公司。路上，地铁里，都没人了。这种空寂叫人深受震动。家家户户都开着电视。我和他们一样，一回到家，就一屁股坐在了电视机前。
对攻击的画面我还是持怀疑态度。这样的冷静，这样的清醒，这样沉得住气……都是职业打下的烙印。我太了解那些伊斯兰分子了，他们的方式是零打碎敲，没有能力策划这么长远的行动计划。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理智：我决定和老同事多龙联系一下。他邀请我周末去伦敦。在他家，我碰到了其他两个同事，扎克和阿莫斯。气氛很紧张，我试着打开话题。
“Al－Qaida是什么来历？”
“你说‘基地’ ？不清楚！”多龙回答我，“美国人发明了这么个曲里拐弯的叫法，已经把它当成了这类组织的统称。你知道，他们说出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安定人心。这是他们的策略。你还记得吗，在我们那里‘实习’的时候，那些美国人就费了不少时间来给路人取名字，‘鲍比’什么的 ？”
“不会是阿拉伯人干的。”我肯定地说，“我了解这个领域，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将经验、严密、头脑和技能集于一身，来完成这次攻击。何况，还得好几个具备这样素质的人。”
“可美国人愿意这么认为。”阿莫斯反驳我。
我知道他没把话说透。以我现在这种“不可接触”的身份，我从心底里认为这很正常。他没再说，我继续我的推测：“他们懂什么？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阿拉伯人是怎么‘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说说训练营，但他们从未置身其中过，而我，我有。那里面所有的训练都不可能打造出这样高水平的行动。那些躲在阿富汗山洞里的人……绝不可能，反正我不相信。至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后台“国家，很久以来就被全世界盯得死死的。没错，我们是常常无力挡住那些疯子在商业中心搞爆炸，但不也有上百次让他们没能得逞吗！”
我用目光征求他们的意见。都不吱声。我又问：“为什么选中双塔呢？这既不是文化象征，也不是战略要地。”
阿莫斯目视前方。扎克使劲挠头。多龙拿把小勺在没放糖的咖啡里面搅来搅去。
“我没有答案，只有问题。问题太多叫人睡不安稳。”
身为东道主，多龙决定尽量帮我解答一下。
“你已经注意到了这次攻击在技术上的完美。筹划周密，过程流畅，无懈可击。会是恐怖分子的杰作吗？你想想，把藏在各处的人集中起来，这么多年里却没有露出一点痕迹：要避开各国情报部门的追踪和监视，要挑选人员，做心理培训，伪造身份……这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而且你也说了，如此有条不紊的行事方式不是阿拉伯人所能具备的心态。”
我点头，补充说：“这么有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不被人发现。”
“他们把扎克召回去了。”阿莫斯在老朋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冷不丁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他的偏执症好了？”我开了句玩笑。
阿莫斯郁闷地看我一眼。我因为摸不着头脑而有点难堪，也为自己那个敏感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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