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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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的痛苦变得可控了。最困难的是长时间忍受不适感。众所周知，单纯患一个头痛，要保证正常有效的工作都是很难的。而为了得到耐力，我们被强行要求在偏头痛，头晕，视力听力模糊以及高烧恶心的状况下坚持。最终目的是将痛苦驯服，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身体无论它是好是坏，是无论处在何种境地都能尽最大努力掌握并保持智力上、生理上的平衡性能。这当然是理论上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熬受拷问的训练了，这是在医疗监护下进行的非常特殊的项目。拷问是件很禁忌的事情，但在阿拉伯国家却被到处使用。我常常听到有人发誓，说这样那样的折磨不足以撬开他的嘴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从心理上突破最重要：　就是迫使这家伙步步退让，方寸大乱，屈从于自身以外的他人意志，要剥夺他所有的分析能力、对所处环境的控制能力，最后令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彻底沮丧。刚开始的时候，令对方失去方位感和时间概念是关键。接下来，如果想让效果更明显，应该令对方自行感到危险逼近及生理痛苦，比如利用恶劣环境造成不适，因为直接的压力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对抗到底的意志，令讯问方事与愿违。而训练的作用是帮助了解这些不同阶段，“适应”它们从而减少惊慌情绪，但这顶多能将必然出现的结果推迟。在以上种种手段下而不崩溃可能非人力所能及。但可以做到保持沉默。为此必须甘于一切。甘于眼看着自己的神经走向脆弱和崩溃，甘于发抖并像孩子似的哭泣，恐惧着，难过着，变成一件可怜巴巴的破衣服，在被人损毁和玷污后丢到地上。接受痛苦。接受死亡。
　　通过拷问承受度“测试”的时候，我比男同事“轻松”得多。可能是因为我没那么好面子，看到自己那种熊样没他们痛苦。晚上时间我们则是以在医院病房留观的方式度过。疲劳的模样加上氖灯一照，镜子里那个半死不活的人把我自己都吓死了。我身上发冷，止不住地寒颤，两眼不停流泪。多夫过来看我，鼓励我，他用两床被子把我裹起来也暖不热我的身子，便用力地帮我做按摩。护士给我打了镇静。我眯着眼，想盯着多夫却睡了过去，他忧心忡忡地坐在对面，手在我肩上来回推拿。
　　为了给我们减压，实地拉练没日没夜地开始了，主体内容就是在密集的人群里或者石头和荆棘丛中寻求推进，那荆棘能把牛仔服扯得跟一朵花似的。而所有这些就凭几张假地图和破照片。我们得到的款待如下：在那些连山羊都上不去的陡坡上，险些将脚踝骨摔个粉碎，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尤其。有人以为脚下是块石头，其实石头根本不着力，因为荆棘下面是个大窟窿。我们还碰到过既不能进又没法退的境遇。全是教官设的陷阱。而在所谓静悄悄的森林里，说不出名儿的小虫子能弄出难以置信的喧哗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　熬苦受累，恢复体力，放松疗法，一幕接着一幕从大清早五点钟一睁眼就开场，要折腾一整天。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补充训练：射击，驾驶，电子技术，语言课，地理课……偶尔会有男同胞们喜欢的攀岩或单杠练习，但这种机会不多。我们没必要练力量。“像先遣队员”　一样强壮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利于隐姓埋名。身型也一样，首先是得丢在人堆里找不出来。也是，我们要去的那些地方，并非放眼都是运动健将。
　　在忍耐痛苦和熬受酷刑期间，我极快地相信了地狱的存在：地狱就是人世间。我的身体变成了“这一个”身体，它是痛苦的潜在来由，是我隔着距离观看的陌生人。我若是和自己太接近，它便可能变成被要挟的目标，完成任务的威胁，变成一个致命弱点。
　　一旦把生命看成了死亡的引子，我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最悖的悖论。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
　　1994年10月14日：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10月19日：特拉维夫Dizengoff街15号，人体炸弹袭击了一辆大巴。21名以色列人和一名荷兰人死亡。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在位于两国之间的沙漠地带签字达成。
　　“以色列是一个被敌人环伺的小国家，它必须——以后仍然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是某篇经典演说的开头一句，鼓动我们为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去担起责任。第一次听到这话，我很激动；第二次听到，我认为它说得很对；第六次的时候开始有点腻味，等到第三十四次，我宁愿听点别的，虽然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它不无道理。
　　老调重谈没完没了，暴力也在这片土地上令人痛苦地周而复始。联盟或者攻击都只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毁灭。不，这个被打压的民族最令人悲观之处还不在于这些，而是那么几个权力人物的冷酷算计，他们利用民众的绝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怕又可悲。最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却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民众在被人操纵。永远是政治算盘。歪曲可笑的方案总显得更实用而让人感觉良好，操纵起来也简单得多。大多数头头脑脑们都想当然，以为民众弱智到了看不清现实的地步。既然于他们没什么利害关系，又何妨置身事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抛出几个事先反复权衡过利弊的方案，他人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巴勒斯坦运动内部既有左派人士和世俗教徒，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合法的正轨部队，也有进行游击战的武装民兵，剩下便是一些专搞窝里斗的组织了。我得以选修了语言强化课和阿拉伯政治课，以便尽量搞清楚自己不得不趟的这趟混水到底深浅如何。
　　由各个势力集团所编织的联盟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不过一旦了解了他们各方的冲突和各自的野心，就会发现这些变化都依循了某种能令该网络不断重构的逻辑规律。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1961年由艾哈迈德－贾布里勒创建。1967年，该组织和“回国英雄”、“雪耻青年”合而为一，后两个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武装分支，三方重组成立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也就是以乔治－哈巴什为领袖的“人阵”。一年以后，贾布里勒脱离“人阵”，再次拉一班人马自立山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FPLP－CG）。
　　十年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加入黎巴嫩内战向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发难，FPLP－CG选择支持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和叙利亚成为盟友。这时候，该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结果是导致“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组织重返政治舞台。
　　事实上产生的是FLP三个分支，各方都想占得优势变成名正言顺的FLP代言人。其中两个最有实力的分别由Abd　al　Fatah　Ghanim和阿布…阿巴斯掌控。前者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设立总部，支持从法塔赫脱离出来的反对派以及阿萨德的反对派。而阿布…阿巴斯则联手阿拉法特，暂时与“巴解组织”及法塔赫主流部分共进退。
　　第三方力量由FLP总书记Taalat　Yacoub自己掌握。他在黎巴嫩建立武装力量并一直试图在巴勒斯坦的内部纷争中保持中立。1989年他死去之后，他的手下投奔了阿布…阿巴斯。这支力量得到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支持，成为法塔赫的外围组织。在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之后，阿布…阿巴斯宣布追随“巴民族权力机构”路线，停止恐怖行动。他自己呆在加沙，而他的FLP组织仍然留在黎巴嫩和突尼斯，始终没有从巴勒斯坦本土得到过支持。
　　身为“巴解组织”的第一成员，法塔赫同样经受了两次大分裂，众所周知的两个，一是阿布…尼达尔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Fatah…CR），　1974年创立于伊拉克，另一个是阿布…穆萨的“法塔赫临时委员会”，1983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成立。
　　阿布…尼达尔主要以伊拉克为基地，向叙利亚和“巴解组织”发动攻击。遭巴格达驱逐后，阿布…尼达尔先是逃往叙利亚，然后躲到利比亚境内。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这证明只要美国人愿意他们就能对叙利亚施压——，阿萨德要求该组织将训练营设在“叙利亚的直领辖土之外”，等于令其撤离叙利亚本土，搬到黎巴嫩去。接下来是一段“繁荣”时期，尼达尔在此期间从黎巴嫩南部地区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大规模地招募战斗人员，并借阿萨德向阿拉法特发难之机，搞了不少“突击队战术”恐怖袭击。
　　虽然因为公开反对领袖而被法塔赫宣布判处死刑，阿布…尼达尔仍然是他派系中的主宰人物并在其间大行恐怖政治，他轻轻松松暗杀了一批被他怀疑密谋反对他的人——统计有150多个。80年代末期遭遇了一场内部危机之后，阿布…尼达尔试图和阿拉法特及法塔赫调停，但失败了。他在孤立之下重拾恐怖行动。该组织制造的最后一次“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在1991年1月，阿布…尼达尔的一个手下暗杀了阿拉法特在法塔赫的代言人Tunis　Abou　Iyad和法塔赫“西岸地区”指挥官Abou　el　Hol。此后，关于阿布…尼达尔健康状况的传言莫衷一是，据说已经非常糟糕，另外对他藏身之处也有种种猜测1。尽管如此，他的组织依然是所有派别里资金最充足的一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和也门都拥有基地。
　　另一个被关注的派系是“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　（FDLP）。这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信奉后布尔什维克主义，1969年从“人阵”中分立出来。FDLP在大马士革创立并扩展势力，有叙利亚和利比亚两国提供经济支援，也是“巴解组织”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一直拒绝追随阿布…尼达尔、阿布…穆萨的激进立场。但是，随着该派和阿拉法特之间的异见加深，FDLP对一些反阿拉法特极端势力的支持慢慢加大，自己内部也随之分成两派：“赞成阿拉法特”派和拒绝追随“巴解组织”的“坚强核心”派。1988年他们用燃烧弹袭击了沙龙的坐车，接下来又袭击了以色列工业部长，这两次行动招致以色列情报部门对其几个据点进行的毁灭性打击。从那以后，虽然FDLP仍持强硬反对基本宣言的立场，继续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开展恐怖袭击行动，他们被外界谈论的机会还是少了很多。
　　1985年，“人阵”、“人阵”总指挥部、巴解运动和法塔赫－暴动等著名拒绝派在大马士革会谈，随即宣布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寄希望于和“巴解组织”抗衡。
　　还剩下“Force　17”。该组织由一批被约旦驱逐的法塔赫头目创建于70年代初期，因为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以及巴勒斯坦的内部争斗而为人所知。
　　我在1994年上的这些课。当时阿拉法特已宣布停止恐怖行动，和他的“巴解组织”以及一些恐怖主义武装都比较疏离。在奥斯陆和平会谈的时候，以色列和“巴民族权力机构”都同意成立一个唯一合法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还是1994年，开罗协议重申了这种唯一性，但阿拉法特没有彻底执行，同年新出现了两个编外武装：安全特种部队（FSS）和主席卫队（Al…Amn　Al…Riasash）。“Force　17”最终和主席卫队合并，变成一支人员逾三千的部队，由阿拉法特本人直接指挥，专门负责他的个人安全和反间谍事务，比如抓捕反对派，或者被怀疑和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习惯将主席卫队仍然称做“Force　17”，尽管这支武装名义上已经不存在。
　　原教旨派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1979…1980年两伊战争初期，一批和加沙穆斯林学生“兄弟会”观点冲突的巴勒斯坦学生在埃及创建了这个组织。他们虽属逊尼派穆斯林，但并不否认自己对于什叶派伊朗革命的崇拜，并以之为楷模。在所有用“圣战”作旗帜的大小组织里，Fathi　Shkaki　是最重要的一支。其总部自然是在大马士革，但同时在贝鲁特、喀土穆、德黑兰等地也有机构。主体活动范围则依然集中在黎巴嫩境内。
　　这些恐怖组织不断构建又不断打乱这一地区的政治阵营。对于我，　搞清楚一个派别是为叙利亚还是为阿拉法特效力性命攸关，因为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利亚政府的所有反对派都是站在阿拉法特一边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和伊拉克联络处也是“巴解组织”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遗余力地一个个收拾他们。为此，他动用了因“阵地战”而出名的老牌激进组织“阿玛勒”（Amal）……为破坏“巴解组织”和它那些靠山之间的关系，阿萨德还寻找过其他“执行者”发动恐怖袭击，像针对希腊的City　of　Polos　邮轮事故，泛美航空公司103　班机爆炸案，以及1986年以法国巴黎为目标的恐怖行动。
　　叙利亚同样为“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撑腰，后者向赞同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兄弟”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内战。他们在80年代后期和黎巴嫩真主党联手，利比亚卡扎菲则为之提供资金。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伊斯兰统一运动也结成了同盟。
　　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帮伊拉克对付伊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断发表泛阿拉伯主义言论——鼓动阿拉伯人团结对抗波斯人。“分而治之”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们阿拉维特派擅长使用的狡猾伎俩。这还远远不是精华部分。阿拉维特人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13％左右，逊尼教才是多数派。多亏了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的支持，阿萨德才得以在取得政权后，将该族正式并入什叶派，从此摆脱被轻视的境地。
　　阿拉维特人是不受欢迎的教派，在穆斯林世界里很被排斥。为了在这种情形下维系权力，阿萨德这个出色的独裁者完全依赖于他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告密体系，滥捕，还有酷刑。频发的战争使他有机会鼓动人民同仇敌忾。一旦冲突结束，他必定又挑起下一个事端。最终他替代以色列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公敌。
　　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一样，无比盼望巴勒斯坦人重建“自己的”巴勒斯坦国。显而易见，他们盼着难民营搬远点，祸害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