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全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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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有关投资令人眼花燎乱事情就是做某种事的门道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们这类人可以被称为冲击型的投资者（mo…mentum　investors），但是，也还有出类拔革的价值型投资者（value　in…vestors）。在我们这一行当，价值型投资者做得并不那么出色，因为他们没有谈得开的人。我与我的一个投资顾问P。c。查特约就有一段十分有意思的经历。
　　他的基本理念是把技术公司视为资产雄厚的公司，在那里，顾客就被认为一笔资产。如果某家公司在顾客当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使其管理无方，缺乏产出，它也可能价值不菲。查特约觉得，只需稍作努力，这些价值就能开启。这被证明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想法，例如，他在巴拉岱套进了一笔大买卖。我与他一道前往视察这家公司，而当我得知他们问题成堆，举步维艰时，我大失所望，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弄不清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去弄这种股票，届时又将如何得以脱身。然而，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AT＆T以我们双倍价钱买走了这家公司，他对于在顾客中打下坚实基础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看待公司的方式却与我的不同。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市场跌宕起伏，紊乱异常的时期屡见不鲜，而我的投资手段已坏得不能再坏。在套进市场之前，我坚持要求形成某种前提假设。但是，为了替市场上一种显而易见的动向寻找一条论据却要劳神耗时。有时，就在我们努力规划出某种看好市场行情的理论时，市场却突然逆转，如果反反复复地捣腾几阵，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我所善长的是拨弄市场浪潮，而不是游泳池中的涟畸。20世纪80年代之初，曾经一度，市场上风平浪静，只有少许涟清浮过。我发现了一名商品基金会的管理人员，维克多·李那得赫夫（Victor　Niedethoffer），他就有一套追赶涟崎的手段，以随机步行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方法有根有据，他把市场看成一个大赌场，市场上的人都是赌棍，他们的行为可通过研究赌徒来加以诠释。例如，赌徒们在星期一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他们在星期五的行为方式，在上午的行为方式就有别于下午的行为方式，如此等等。依靠这种理论，他能有规律地赚上一小笔钱。于是，我将一部分资金交由他去运作，他则回敬以良好的回报率。尽管如此，他的方法始终存在着一个缺陷，只有在莫衷一是、风平浪静的市场中，他的方法才会奏效，如果出现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涌动，某种动向，那么这些纯粹由投机行为所导致的小波小浪转瞬之间就会无形元踪，他将遭受可怕的重创，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套合适的自我拯救的机制，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的方法与我的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当然，也还有他的方法大行其道的时机，对待正确的方法，我已经学会了心胸开阔，坦荡无私。只要我还能依赖于他们的正直与诚实，我就心甘情愿地使用不同类型的人，采纳不同类型的手段，这就叫博百家之长，攻一家之短嘛。
　　问维克多·李那得赫夫怎样了？
　　答在整个市场像一只元头苍蝇囚处乱擅的时期，他大发板财，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限。但是，后来他却不断地开始流血。我们站在市场上引人注目，几乎没有几个商品交易商能做到这一点。
　　问最近一段时间他又进展如何？
　　答他干得还不赖。
　　间你现在还拨付资金给他吗？
　　答不了。
　　问当你与某个人交谈时，你还期盼有其他的特征吗？
　　答我对人的性格特征一向捉摸不准。我在股票方面是一个狐吼叫的行家里手，对于历史的见地也非同一般，但是，在判断一个人的性格方面却一直在心里发毛。要知道，我已经犯下了许多错误，搜拢这帮管理队伍耗费了我5年的时间，其中的风风雨雨真是一言难尽。令人兴慰的是，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无论如何，我现在不能夸口说，我在选拔我们工作班子方面与我实际处理金融事物一样大获全胜。
　　我在想，作为一个高级合作伙伴，或者说作为一个老板，我是十分称职的，因为我对那帮基金管理人员所面对的毫无头绪的重重困难深有所悟，过去我就是这样干出来的，毕竟是同病相伶吧。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我就会跳将出来，拔刀相助。我就觉得，这会有助于在公司上下创造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但是，唉，我却并不那么扛长于扰选他们。
　　问在你的诸多能力中，有多大的份额来源于选准市场而不是投资活动？
　　答这可说不准，其中既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一特定股票中的经历。也有我瞄准市场或市场板块的经历。上面我就说过，我不依赖于一成不变的规则来玩这种游戏，我要在游戏的规则中寻找蛛丝马达的变化。
　　问如果你要在游戏的规则当中寻找任何一类的细微变化，那么，在你职业生涯的漫漫长河中肯定就会冷不防地出现生死存亡的关头。若是你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某一持续的基础，恐怕你就不会意识到这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你与我的一个重要差别之一就在于你似乎能够明察秋毫，及时辨认出这些特殊的时机。
　　答在我职业生涯之初，当我还是在与位于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对面的交易房中的办事员的时候，我有一个老板，柯乐尔·波葛茨基，他就是一个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躬身亲问的人。
　　他每天一大早就会像一只小鸟一样早早地抛头露面，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用小刀将他的铅笔削得尖尖的。他曾训导过我，如果元事可做，那么，当你离开时，铅笔尖就应当与刚进来时一样尖尖的。我不会忘记他给我的这一善意的指教。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运作一份有价证券一览表并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文字活。它是另有所指的，它不要承担风险，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与你的成功保持一种反比关系的。
　　这就是说。如果你干的是一份寻常恬，你是一位推销员或手艺人，那么，你的成功就与投入的工作总量保持正比关系。你越是工作勤奋，你的付出也就越多；你造访的顾答赵多，你所收到的订单可能也就越多；其中存在着比较直接的联系。在你承担风险时，如果你判断准确，深思远虑，明察秋毫，你倒无需役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地干活，若是你出了差错，在你的假设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有了出入，你就需要真正地劳神费心一番，刨根究底地查出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越是干得不成功，你就越得有必要扭转局势。如果一览表的活干得不差，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这其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哩！
　　问嗅，事情果真如此吗？难道你会自我取笑吗？·有时，当一切都看起来风调雨顺的时候，实际上，事情却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灾难的边缘。当看起来万事大吉时，难道你不会时不时地干些前期性的工作，以防止发生可能出现的意外？
　　答当然啦，应该怎样就怎样，但是我却不屑于拼死拼活的傻干。要做出一项决策，我只做必需的绝对意义上的最少的活。许多人对于活可谓一往情深，他们惯于汇集一大堆杂乱元章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为做出某项决策所必需的量。他们对于某些投资牵肠挂肚，念念不忘，因为他们对这些项目太了解了。我就不同，我会专心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当非得由我亲自出马时，我也会发疯似地大干一场，因为我害怕我还会揽上更多的事：当我役必要工作时。我就不去于，悠哉游哉，好不快活。这就是我们工作方式中一个本质性的因素，如果我弄明白了会出什么样的差错，我就会拿出两手来，阻止它！但是，事情的发展可就不是这样，我们得面对它；在单个的股票管理者的业绩中，既有走大运的记录，也有倒霉运的结局，他们将事情弄得条理顺畅，他们就会干得相当不坏，随后他们或许就会变得目中无人，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结果该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就到了。这些事情我也并不例外，真可谓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生意一切顺畅无阻时，我就感到恰然自得，但随后就开始出乱子。生意场上的事情转瞬即变，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要么我去控制局势，要么就让局势控制我。
　　这恐怕就是一个人永远也不要丧失不安全感的缘由了。经验教导我，通常我能将损失控制在20％的限度内。回过头去看看我的兴衰成败史，在一年里，有关某一特定运作我能损失到20，随后我能亡羊补牢，奋起直追，结果，一年到头结果依旧菲然，这种情况倒是屡见不鲜。
　　问你是否采纳了一套正式的程序去减少各种损失呢？
　　答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我又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我会认为起初的看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损失则是由外界不可知的缘由造成的，我会宁愿选择买进而不是抛空的方式，我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我被放了一次血。
　　问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你又是如何找到罪魁祸首的呢？
　　答我会感觉到痛（哈哈哈）。我太依赖于动物的直觉了。当我窜上窜下地运作量子基金会时，我的背会让我痛不堪言，我会将这种钻心似的疼痛的最初发作看成一种信号，暗示我的股票行当中又出现了什么乱子，当然，背痛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出了差错——你知道的。后背是短期股，左肩是货币，哈哈哈！——然而，当我舍此就元他法之时，它却在极力怂恿我打着灯笼就寻找那些走迷的乱子，这可不是运作股票证券最为科学的方法，对吧？哈哈哈！
　　问然而，你已不再接手量子基金会的管理工作了。
　　答如果我还弄那事，恐怕我已元暇与你在此谈天说地。长期以来，我单枪匹马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基金会，我是这艘大船的头儿，同时又是铲着煤往火里扔的司炉。当我爬上舰桥，摇响了铃，大喊：“左满舵”，随后我就立即钻进机房，实际执行命令。在此期间，我会稍作停顿，气喘嘘嘘，我算一下要买进何种股票，等等，这些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有了一个组织，甚至我已将船长一职托付给了别人，我只是扮作董事会的主席，处理些战略性的大问题。
　　问你能告诉我，你只是船上的一名乘客吗？
　　答啊，我得说我还不仅仅于此吧，我像是这条船的主人。
　　问你会闯进驾驶室，然后接管控制权吗？
　　答我会去拜访船长，但我却不会去夺权。因为这是一项事关重大的工作，如果我妨碍了那种责任，那就将是十分有害的。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从实际的金融管理事务中退出来的？
　　答1989年我已经深深地卷人到东欧正在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了。你知道，东欧正是我期盼早日恢复其昔时之光彩的第一故乡，我无法继续料理我的日常事务，不可能再继续守候在电话机旁，我已有点心猿意马。于是，我将金融控制权交给了由斯但菜·德鲁肯米勒牵头的一组年轻有力的金融家。
　　问然而，你仍然在1992年对英镑挣下了10亿美元的战役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这还是在你将金融控制权移交给了斯但莱之后。他应当由此而名声显赫吗？
　　答是的，我从未为此而过功请赏，我参与了那一事件的过程，作为一名督查者，我对他说，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承担风险就会财源滚滚，无限风光在险境嘛，我们应当比平常的规模还要大一点，来一次真格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问你对量子基金集团杠杆作用的程度负有全责。然而，在英镑上走短期的最初想法却是他的，对不对？
　　答是的，他专门槽询过我，但是，最终是由他作出的决定。
　　问如果没有你的谆谆教诲，他恐怕将永元出头之日，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公正？你难道没有驱使他将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吗？
　　答我曾建议他打蛇就要打七寸，如果没有我，他倒也或许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所采用的手段并非　总是那样神奇，不可战胜，因为我们只有一些证券在担当风险，或者稍稍多出一些什么吧。
　　间这就是你所获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在过去的岁月里，量子基金会也对货币的走势做出过某些判断，只是效果不尽如人意。你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答与我在英镑大战中的角色并无出入。1994年我们在日元问题上碰了一同大钉子，当时我们所遭受损失的程度被极大暄染了一番，外界纷纷扬扬地散播谣言，说我们损失了10亿美元，但是，事实却并非　如此。1994年2月，我们损失了6亿美元，但是到年末岁初，我们也将本捞了回来。毫无疑问，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走霉运，我是整个决策程序的一部分，因此，我得承担起责任，就如同我在英镑大战中那样。在确定我们在何处弄糟了事情方面，我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关注于美国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徐徐拉开的序幕。当时，支持日元强劲的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点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
　　问你现在在纽约花的时间也不像从前那样多了，你主要潜形于东欧，从事你的基金活动。
　　答再也不那样了，我现在耗在东欧的时间就比过去的5年要少。
　　问当你浪迹天涯，你又如何频繁地就商务上的事情与在纽约的办公机构进行沟通的呢？
　　答只要电话联系畅通无阻，我就每天与办公室聊聊天。
　　问你会与斯但莱说几句吗？
　　答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问斯但莱还向你征询意见吗？你与他进行沟通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还是你们之间的交谈只是就事论事？
　　答他负责全盘运作基金会，我不会将任何东西强加到他的头上。在许多方面，斯但莱在40岁时比起我在那个年纪要强一此
　　问这是不是量子基金会继续取得成功的原因呢？
　　答这只是部分原因，斯但菜是一个十分出色并且心胸开阔的人，因此，就凭他也能使得公司尽纳天下之贤士。基金会因此更加名声大振，在英镑危机过后更是如此。我们可以让最棒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