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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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24　尾声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中，父母直把我当成凯旋的拿破仑。母亲觉得我已青出于蓝了，一定要我答应将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弟弟们，我自是满口应承。我们随即搬迁到石家庄，我在那儿继续我的学业。
　　12月，父母回北京和小炼、小跃及二姨一起过元巳，我则留下看家。其实当时我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盗贼光顾，我这么说不过想为父母节约些车费罢了。这段时间内我完全自学。在农村的那些年我开始相信“老天有眼”、“善有善报”之类的老话，所以我得好自为之，这样父母也许很快会给我带来好消息。母亲说了，她这次到北京要想办法把我们全家都办回去。
　　10天后，我接到父亲拍来的一份电报。一如过去几次的电文，简简单单，上面写着：“母亡速回”。我毫不怀疑母亲发现了什么迁户口的捷径，她要我过去帮忙，去打通某个关系，走某个后门。她太棒了！她真是个天才！好吧，妈妈，我来了，我们一起打一场攻坚战，快把这件事做成功！
　　我冲回北京，准备大显身手，但母亲不在家。父亲告诉我，母亲前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7日，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我愣愣地半天不相信这个消息，但父亲和二姨都在流泪，小炼和小跃也在哭，我只得迷迷瞪瞪地信了。
　　很快我在医院的停尸房里见到了母亲，我摸了摸她的脸和手，又冷又硬，和一块石头差不多。她的脸消了肿，眼睛却永远闭上了，她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我们喊她了。我这才开始哭出声来。
　　接着几天，我们戴了黑纱悼念母亲。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在悼念周总理。那个星期，北京有无数人为总理一洒热泪。我们哭，别人只当我们在哭总理。可怜的母亲，她生前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健康被饥馑所毁，学业因“文革”荒废殆尽，即便是死，也被一位伟人的死淹没得了无声息。可怜事还在后头。半个月后，父亲开始和一位老友重叙旧情。她是父亲与丁香分手后在1948年结识的，前几年离了婚。一个月后，父亲居然和她结为夫妻。所有人都为此震惊不已，我还算有思想准备，知道父亲这些年的苦恼，以及他无法使自己爱上母亲这样一个事实。我不能怪他，但我还是生了他的气。他在母亲去世后仅一个多月就再结婚这一举动深深地伤我的心。
　　父亲怎能这般无情无义？难道天下所有男人都这么没肝没肺？毕竞母亲爱他爱了27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默默地尽其所能维持这个家。到头来她得到什么回报了呢？什么都没有！
　　我突然为母亲感到冤屈。在石家庄我们的新家里，我一个人幽幽地坐着垂泪：这间屋不久前还充满了希望，现在母亲撒手人寰，父亲新婚住在天津，这里人去楼空，到了停电时分，尤显冷清。坐在和我一样垂泪的素烛前，我无法集中思想学习，一任思绪飞回冀县，飞回北大荒，飞回北京我的童年时代。
　　父亲看不懂我求援的信，而母亲却看懂了。这么说究竟谁更关心我爱护我呢？后来的电报又是一例，母亲拟了那些电文。凉水泉的农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相信说话要吉利，咒人的话早晚会应验。他们会说是那些电报咒死了母亲。
　　那么母亲自己呢？她是否也相信这些老经验呢？也许不会，她受过高等教育，又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她骨子里也是中国人，过去我说小炼活不到5岁，她浑身发抖，脸色煞白，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被她突变的神情吓呆了。这么说她其实也相信这类事，即使她永远不肯承认。然而为了把我从北大荒解救出来，她不顾自己的病躯，拟出这么几封电报。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爱着我！
　　我也想对她说我爱她，可是现在太迟了。她在世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对母亲怀了这么一份爱心。我从未跟她交过心，否则她也许会像父亲那样和我成为朋友。母亲其实非常孤独，我感觉得到。回过头想想，我当时为她和父亲疏远还有点幸灾乐祸，我回家住，也许我母亲感到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她老和我吵架的原因吧。
　　现在我好想对她道歉，可惜她听不见了。即使我走遍天涯海角，也不能再见她一面。过去我从未拉过她的手，更别说拥抱她或亲吻她了。而我想当然认为她应该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出来帮我，初闻噩耗，我不还有点生她的气？觉得挺失望。我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和父亲一样没心没肺，而母亲却一直默默地忍受疾病的折磨，从不抱怨。她为了这个家没完没了地操心，直到一头栽倒在地，再也醒不过来。
　　母亲去世使二姨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过去她们两人的关系相当微妙，在二姨这边，多年来她对我外祖母想用一个上海保姆把她撵走这件事耿耿于怀，后来发展到对所有的上海人都抱上了一种偏见。而母亲这边，小炼、小跃和我表现出对二姨的发自内心的亲情刺激着她，使她心意难平。暗地里，两人较劲较了许多年，同时两人又肩并肩支撑着这个家。母亲在世，二姨觉得这种暗地里的较劲蛮有味道，母亲去世，二姨整个精神从内心开始崩溃。
　　一个月我都能感到二姨的身体每况愈下（二姨和我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过去几十年间她赖以支撑的勇气和信心一点点在消弥，没有了这些精神力量，二姨虚弱得不堪一击。她需要有人来帮她一把。我是她唯一能倚赖的人。小炼和小跃都还小，父亲呼之不应，沉浸在迟来的蜜月喜悦中。我必须尽快调回北京，如果我来得快，也许能把她从悬崖边拉住。我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失去老二姨！我一定要去救她！这次我清楚地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二姨时日无多，我心急如焚，日日夜夜我用心香向上苍祈祷。
　　那时我已开始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上班——父亲再娶之后，我不想再靠父亲养活自己。这家药厂的设备在当时还算先进，是苏联专家50年代设计的。1976年，这家厂的工人虽说有700名之多，工厂却是一个盈利单位。工人们穿着白大褂坐在操作台前，大玻璃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车间显得明亮宽敞，这种工作环境是每个中国工人梦寐以求的。我是通过后门进的这家厂，否则以我的性别，厂方决不会收我。我一进得厂来，便抓紧时机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复员军人谈对调。
　　这名复员军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河北省的农民，他想把他们的户口弄到首都，想了各种办法还是徒劳无获。最终他放弃了努力，决定和我对调，这样我可以取得他的北京户口。当然我得先满足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1978年6月我终于办齐了一切手续，作为一个合法的北京市居民回到了首都。我搬进了二姨的房子，可是她没能迎接我。我回得太晚了。二姨就在这年早些时候离开了人世。
　　她刚开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两星期后发展成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北京照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