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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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总是不胫而走，大家肆无忌惮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颐和园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进了西苑小学读书。这儿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机关，其中不少高干子弟，有些同学的父母在附近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我的班上50个学生，工人家庭的孩子极少。
　　那时候大院里的同学已经多多少少具有一种朦胧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远不如后来的干部子弟对自己父母地位的意识那么强烈，也许这是因为50年代国人还相信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记得一次班上一个女同学被人取笑，她的父亲是位驻外大使。班上的男生们起哄，追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叫：“喔喔，某某的爸爸是‘大屎’！”一直闹到她大哭，拼命否认自己的爸爸是大屎。弄得老师不得不出面把几个男生狠狠叱责了一通，着他们赔礼道歉。
　　这事只是无聊，另一个女孩遭嘲弄的事则更为令人不安。这个女孩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收入低微，冬天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买煤，她只能去学校附近的垃圾堆拾煤渣。拾煤渣的活儿很辛苦，冬天早上6点半户外仍是一片漆黑，西北风刮在人脸上跟刀子似的。在垃圾堆里，她得把别人家头天用过的煤球一个个砸开，看看还有没有能再烧的煤核。风不时把灰扬到她眼里，她伸手去揉眼睛，脸上黑一道灰一道。她穿着破旧的衣服，为的是省下稍好一点的上学时再穿。捡到一家够用的煤渣要花很多时间，她这么在寒风中苦干的时候，同学们都还在拥装而眠，暖气开得足足的。
　　偶尔有一天她拾煤渣被一个男生看见了，他忍不住四处张扬，很快全班都知道了这个“新闻”。男孩子齐齐喊：“灰姑娘！捡煤核！”这女孩脸涨得通红，但她既没哭，也不吱声，坐在位子上嘴抿得紧紧的。从此她见班上谁都不搭理，下课转身就回家。第二年，没见她再来上学，不知是转学还是辍学了。我想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就近没有其它学校。同学中没人打听她的下落，她跟班上谁都不是朋友。
　　这一小插曲不久就忘了，1958年大家的脑子里尽是些宏伟的蓝图，诸如赶超英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类。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按我父母的解释，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因此可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且，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样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简直太妙了！我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因为我非常渴望得到糖啦、冰棍儿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人儿书！
　　小人儿书不贵，一两毛钱就能买到，但父亲每星期只给我一本。星期六是大家伙儿都高兴的日子，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父亲到他房间，眼巴巴看他打开书橱门。橱里放着一大摞簇新的小人儿书，这些书绘图精美，内容有趣，每一本父亲都亲自挑选过，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看了这些小人儿书，我开始认识孙悟空和猪八戒，诸葛亮和刘关张，108位梁山好汉，还有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等。我真想一股脑儿把父亲书橱里的小人儿书和好些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小人儿书通通据为己有。为这个原因我也要举双手赞成实现共产主义。
　　大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奔头，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废寝忘食，于得这么玩命？当时有个词儿叫“连轴转”，更有一句口号，叫“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就是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如潮水般涌来。人人兴奋万分，晕头转向。先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每个单位都建起了小高炉，土法上马。我们小学生则四处搜集废铜烂铁，在大院里挖地三尺，这里刨出几枚锈迹斑斑的钉子，那里捡到一只穿了底的破脸盆。有同学怕自己的小组落后，便偷了家中的铁锅铁壶来充数。我没干这事，因为我知道二姨准不乐意。饶是这么折腾，大院的高炉也没炼出什么像样的铁来。
　　另一个叫做“除四害”的运动倒还见点成效。连续三天学校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楼的房顶上，敲锣打鼓，把铁盆和铝锅拍得山响，同时挥舞小旗，可着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二姨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原来幼儿园有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家人不能探望孩子，更别提送吃的东西了，生日亦不例外，规矩就是规矩。二姨求情不成，失望得差点当着老师的面掉眼泪。到头来，所有的鸡蛋果然都归了我。
　　二姨觉得拿了我父母的工钱不干活儿，心里正是过意不去，扫盲运动又开始了。母亲建议二姨学识字，二姨求之不得，连连答应。于是每个晚上，母亲都在书桌边教二姨几个方块字，二姨则在第二天照葫芦画瓢，一个个记住它。
　　1958年二姨虚岁56，在以前的人看来，她已经步入老年，可她连自己的姓名都还不会写。在这个年纪再让她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学写汉字，真真是为难她了。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我从没听她抱怨过课程太难或母亲教得太快。不久，她已能参加专为扫盲开设的夜校了。在夜校里她每次测验都能“放卫星”，拿到老师嘉奖的小红旗。二姨给我看这些奖品时，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似的。可惜一年之内，扫盲运动也像其它运动一样有头无尾，那时二姨已认了一千多个字了，可以读报和写点简单的书信了。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