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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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防空工作，并征用土地修建防空洞。它责成雇主必须为工人提供防护设施，并有关于公司新建筑物结构上的预警设施和防空掩蔽室的规定。它规定了伪装和灯火管制的事项，为疏散妇孺到安全地方做了安排，并从应付大规模的、频繁的空袭方面考虑，对空袭预警系统的各种问题一一作了处理。1938年，虽然疏散工作在原则上作了规划，但到危机降临时，还没有制订出具体的措施。1939年初草拟的第一个实际可行的疏散人口计划，仅适用于在校儿童，但是后来的几个计划内包括了学龄儿童的母亲、孕妇、老人和残废者。所有这几类人的疏散，完全是自愿的。
　　到1939年8月1日，安德森已可以报告说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所需要的二百万防空工作人员中，一百九十万男女人员己进行登记。虽然有些人是领取报酬的，但其中许多人是全天义务工作。订购了大约二百五十万个庭园钢板防空掩体，已经交付使用的约一百万个。这些防空设施可以使易受袭击地区的将近六百万人得到保护。不过在辅助消防队和救护人员这些重要部门中，人力仍感缺乏。
　　慕尼黑危机发生时，法国的民防工作甚至比英国的还要落后。不过，这两个国家在防空方法上采取的方针是不同的。首先，在提供防毒面具方面，1938年9月英国这样做是当时唯一的一项受人欢迎的措施。而在法国却遭到许多挫折；部分原因是，一般人对其成效抱怀疑态度，另外，是因为公众领取防毒面具时必须付钱，除非是赤贫的人。1938年3月决定制造一千万只防毒面具，每年收少量租金，租给居民使用。但是这一计划，由于另有其他紧急需要，就中途流产了。1938年底，当法国迫切需要筹款从国外购买战斗机时，就又决定这笔款项主要在“消极防御”项下开支。
　　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常设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委员们权衡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利弊得失。甘末林说，有八亿二千万法郎是专供消极防御之用的，而且大部分措施只是为了博取舆论的同情。于是达拉第接着说，防毒面具没有用处，英国制造了大量的防毒面具，只不过给人以得到了保护的幻觉而已。他认为，另一方面，对付爆炸力极强的炸弹的某些措施，倒是切实可行的。最后，决定把消极防御的预算削减五千万法郎。除此之外，这同法国人的性格和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防空工作决不会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然而，1939年3月，当达拉第行使他的特权，公布了一大批法令时，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增加补充防空专门人员，增加为发展防空事业而征用私人产业的权力。
　　法国在防空掩蔽所问题上的政策是，对一定比例的“重要”人士提供全面的保护，甚至保护其不受直接命中的轰炸的伤害；对另一部分“重要”居民提供局部的保护，如加固的地下室等；最后，把所有其余的居民从巴黎疏散出去。的确，政府要求所有那些战时工作上不需要的人都自愿疏散出去。为此，政府提供了专门的运输工具。
　　德国人似乎并未有过疏散柏林人口的计划——只有疏散边境地区和城市人口的计划。至于防空掩蔽场所，他们赞成在大型公共防空洞中提供最大空间、但只提供局部保护的原则。因为戈林曾保证过柏林决不会遭轰炸，再要他支持更加积极的措施是困难的。
　　慕尼黑危机期间，英国防空部队方面的不足几乎和它的空袭预警系统的缺陷一样严重。第二年虽在这一方面有所进展，但改进的计划订得雄心太大，使得人们对它产生过高的要求，最后在人员和物质方面的实际增长就很可能会令人失望。在慕尼黑危机前就已经宣布过，本土军的两个防空师将增加到五个，虽然大家也知道要立即实现这个决定，希望是很小的。然后在1939年3月霍尔…贝利沙宣布，高炮连的实力将增加一倍左右，五个防空师将扩充到七个，防空部队将具有一支充分成长的军队的地位。然而，尽管如此，已经建立的五个师还很不完备，还不能立即投入战斗。
　　至于高射炮，1938年9月时只有大约一百门是用来保卫伦敦的，用来保卫全国的，可能也只不过比这个数目再增加一倍多一点而已。这些高射炮中只有极小部分是现代化的三点七英寸型号的，这在当时是被看作最基本的一种武器。1938年11月3日，霍尔…贝利沙在议会宣称，到1939年年中，三点七英寸口径的高炮可以完全满足需要，一种四点五英寸口径的已开始生产。然后在1939年1月，他说在一个月之内伦敦将能得到它的三点七英寸口径高炮战时编制数额的全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伦敦将完全由三点七英寸口径高炮来防卫，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的装备将仍然是过时的三英寸口径高炮。
　　1939年2月，英国批准了一项规划，它是道丁空军上将1937年的“理想方案”的一个发展。它把英国的防务加强到有重型高炮一千二百六十四门，探照灯四千七百二十八座。但是据1939年3月1日的估计，将只有五百七十门重型高炮和一千九百五十座探照灯可供使用，换句话说就是，仍然只达到两年前理想方案规定的要求数量的一半。即使到了战争爆发时，情况也没有真正好转，因为英国把它的一部分最好的装备运往法国以保护英国远征军去了。丘吉尔，作为海军大臣，特别提到了保卫海军港口所急需的高射炮的“令人痛心的缺乏”，特别是三点七英寸口径的和博福斯式高射炮。甚至在1940年4月，当挪威战役使得英国更加需要高射炮的支援时，仍有许多炮兵连完全没有这种武器装备。
　　象英国一样，法国的防空经费长期不足，因而物质设备缺乏。正象在英国三点七英寸口径炮和后来的四点五英寸口径炮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一样，法国两种最好的高射炮——二十五毫米和九十毫米的，直到战争前夕，或甚至更晚些，才开始大量生产。确实，里翁审判（1942年2月28日）的起诉书断言，战争爆发时，法国只有一百门单炮管高射炮和二百六十九门外国造的高射炮。在慕尼黑危机以前很久，德国就已经拥有大量现代化的防空设施，其规模远不是英国1939年2月批准的规划所能希望获得的。1938年5月丘吉尔曾提请议会注意，“德国公布的关于高射炮部队的进展情况——单单三十个高炮团，每团十二个机动高炮连，就总共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门高炮；此外还有设置在固定阵地上的三千门以上高炮”。在间接提到仍然占英国残缺武器库中的大部分的旧式三英寸口径高炮时，他还加了这么一句：“它们全部都是现代化的炮，不是1915年的炮，而都是1933年以后制造的。”
　　第二章　重整军备进展缓慢的政治原因
　　前面已经指出过，在英国政府的政策中有着一种内在的矛盾，它一面试图重整军备，一面却仍致力于普遍裁军，而同时又企图对重整军备所针对的那些人采取绥靖政策。慕尼黑会议时期的举国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曾使得舆论大为震惊，强烈要求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情况的重演。但同时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想法，认为并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因为象1938年9月那样的危机决不会再出现了。张伯伦自己立即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可以对他从慕尼黑回来时说过的“我们时代的和平”抱侥幸心理。“不要让别人以为，因为我们在慕尼黑签订了这项四强协定，我们此刻就可以放松我们在这个方案上应作出的努力了。本国的裁军决不能再是单方面的事了。我们曾那样尝试过一次，结果是差一点给我们自己招来一场灾祸。”然而，由于他长时期以来一直梦想实现世界裁军，所以重整军备对张伯伦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要用它来使英国在将来的一些裁军会议上的发言能成为最有权威性的声音：
　　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下定决心，来弥补我们的军备和防御性预警方面还存在的不足，这样，我们就能作好准备保卫自己，并使我们的外交更有力量；……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确实看到了接近裁军这个题目的新机会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它们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的有希望。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张伯伦对重整军备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他坚持认为，重整军备纯粹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样，对一个理应全力以赴的运动就势必会起一种麻痹的作用。对首相在1939年2月讲的下述这些话所产生的效果，不可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我们的军备尽管庞大，是防御性的军备，而且只是为了防御。如果确实别人并不比我们更具有侵略意图，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堆积这些毁灭性的武器都是出于一种误会。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灭的心情弥漫全国，张伯伦受到的打击也并不比别人轻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自由甚至比和平更为可贵，英国现在可能要被迫为它而战。为认真对待这种新的倾向，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保证。迟迟未能作出决定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些措施，如征兵和成立供应部，都匆匆地付诸实行了。用丘吉尔的讥讽话来说，直到现在政府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成了一项令人高兴的妥协，那就是一切可能的准备工作都不得妨碍本国的贸易或以大规模的措施来激怒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现在，尽管继续声言相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自愿的努力比强制好，相信自由放任经济优于国家管制，可是政府却发现，不得不逐渐地牺牲这些珍贵的原则了。但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它的政敌和组织起来的劳工发生冲突。虽然也许不能为张伯伦政府过迟采取这些必要的步骤开脱责任，但至少对于它的行动勉强可给予一定的谅解。要知道甚至连国民志愿服役这条道路都是多么的坎坷不平，而要达到征兵这一“坏到无法形容的”步骤，那是还要再向前走很长一段路的。
　　慕尼黑危机使得英国民情激昂，人人都愿为国效力。但是对于如何组织并引导这一股巨大力量的问题，政府方面却有些惊慌失措，而民众也不无疑虑。1938年10月13日，约翰·西蒙爵士在谢菲尔德的演说中曾提到，在危机期间，政府大臣们收到潮水般的群众来信，都是请求给予指示，他们到何处去服务才最有价值。他强烈要求迅速将这股潜在力量组织起来。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争辩自愿与强制哪种办法好的问题，虽然我要顺便说一句，那就是，强迫与组织并不是一回事。”然后，齐特兰勋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说道：“如果政府发现，无论是工业还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它肯定会准备采取另外一种意见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当和平还能维持时，强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用的；而如果战争来临，那就非用强制的办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批准在志愿的基础上实行国民服役制，并由议会在3月底检查一次实行的结果。这项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对九票获得通过。
　　国民服役制的自愿性质，以后继续为政府所强调，一方面是为了抚慰外国的独裁者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国内那些“民主自由”捍卫者的疑虑。12月30日，全国劳工委员会宣称，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业两个部分都对“国民服役制的基本上自愿的性质”感到满意，它们将协助在全国各地建立国民服役委员会的组织。然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却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成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唯一维护者。根据F·W·佩西克·劳伦斯（代表东爱丁堡的下院议员）的说法，他们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绥靖主义者”：
　　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对派议员巧言善辩地讲了些什么，我们是绥靖主义的党。我们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议员们主张绥靖以前早就献身于绥靖主义了。我们为绥靖主义而献身，当它是真正的绥靖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媾和条约中的报复性条款。……我们批评首相的绥靖尝试，不是因为它是绥靖主义，而是因为它来得太迟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来更加确切地形容它的这样一个时刻。
　　艾德礼可以怀着同样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产飞机的功绩泼冷水：
　　……不管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么辛苦，他不能给我们任何安全。我们是在制造不安全。……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军事装备，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议员们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觉得不管怎样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我认为这完全是幻想。
　　然而，实行征兵，无疑使张伯伦在原则方面的牺牲，同他的政敌受到的牺牲差不多一样大。张伯伦于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决定，但并没有引起国际危机或被赶下台。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在进一步采取看来对防务有利的步骤时，会觉得不必去考虑国内政敌或国外真正敌人可能的反应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让自己迈出去的。他本来可以邀请丘吉尔和艾登给予有力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英国的团结和决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缩缩，还是不敢让两个被希特勒诬蔑为战争贩子的人入阁。他在一封大约是这个时候写的私人信中写道：“我们越是接近战争，他的（丘吉尔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还有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同独裁者们的正常关系的任何可能的话，我也决不愿去冒这肯定会被他们视为挑战的风险。”
　　在法国，达拉第和博内也是既想重整军备，同时又要追求和平，他们企图用很象张伯伦在英国使用过的那些论点来调和这种矛盾。1938年10月，博内在马赛举行的激进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称：“法国必须恢复它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