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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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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般说来，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足以充当一名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权的头子，以对抗在重庆的流亡政府。1939年3月，汪精卫已在同日本人谈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两个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权加以合并，由他担任主席。
中国人队伍中的这两条政治裂痕——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条在国民党内部——乃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征兆，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斗甚至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便是中国种种苦难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填补因崩溃而产生的真空的两剂对立的灵丹妙药。
国民党在理论上的想法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学过生活，同时又要掌握并采纳当代西方自然科学，运用于各项经济活动。这是当年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1866…1925年）拟定的，后在1943年以蒋介石主席的名义刊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又一次提出。孙逸仙象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一样，已经觉察到，凡是非工业化国家，如果决心要以强行军步伐迎头赶上主要工业国，那就必须要求国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至少在这个阶段，发挥较之其他国家所发挥的大得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家发展和控制关键性工业，并由国家监督经济领域中其他部门的私人企业。孙逸仙并不是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鼓舞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同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采取的路线如出一辙。
然而，孙逸仙在其最后的生涯中却确实受到俄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俄国共产党使者鲍罗廷的怂恿下，于1924年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出版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人民的三原则”）的书。该书的两个明显特点之一是有着敌视西方列强的调子，因为那时“不平等条约”仍然束缚着中国，另一特点是想在共产主义和孙逸仙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之间谋求一致。《三民主义》虽则是仓卒成书，其缺点表现在未予澄清的含糊和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它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著作中所获得并保留的地位，正如《法理概要》在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中所获得的地位一样。它成了党的课本、信条和口号三位一体的一部教义大全。正由于此书有着难以洗涤的共产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人方面便抓住《三民主义》不放。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他们便自称是孙逸仙的这一主要著作的唯一正统的阐扬者和实践者，并谴责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所确立的原则。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于1939年10月所阐明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民主义》为当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提供了眼前的最低纲领，但一待时机成熟，接着实施的便将是最高纲领，以扩大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通过阶级差别的消灭而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响亮地宣告，他们的思想和最终目的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的革命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他们说到做到，在他们的军队里和他们统治的平民中间有力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其固有文化遗产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悠久，即便如今已濒于毁灭，但其精神力量仍未可忽视，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不甘心听任国民党独此一家地标榜：它在保存国粹的最优秀部分，并兼采近代异邦的最新变革。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在一篇批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扬的国民党学说的文章中，认为有必要反击一种反共论调，即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受了外国学说的蛊惑，他们“瞧不起自己同胞，屈从外国人”。发言人在高举党的正统共产主义旗帜之后，描述了这样一条路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并决定政策，然后依靠自己的人民求得解放”。发言人甚至坚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固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孙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国。“反动派要取消进步传统而保存其落后部分，我们则恰恰相反。”
我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理论转向实践，便会看到这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它们所争论的各点呈现出另一幅景象。从他们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比他们自称的更多的中国色彩，而国民党信仰孔子的迹象却并不怎样突出。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致全力于两个当前目标，即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使农民摆脱当地农村债主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种行动看来是真诚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显然是他们能在自己建立其统治的乡村地区获得当地农民大力支持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对他们恐惧和怀恨的原因。至于国民党，自其创立者孙逸仙于1925年逝世后，接着到1928年间在国民党旗帜下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价则是国民党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乡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为数虽不多而已颇有势力的中国房地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学会了西方的买卖花招。这些善于算计的在最后时刻改变信仰的人就这样巧妙地掩盖了——却未能一举扑灭——孙逸仙本人所强烈向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孙的理想依然活跃在忠诚的少数派中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把他们的抱负作为国民党的正统思想，那些如今已占优势的保守主义分子则认为只要在口头上玩些花招便能挫败他们。国民党自由思想余烬的堡垒就是那位先知自己的家庭——这时是以宋氏一家为中心，先知本人和继承其领袖职位的蒋介石都娶了宋家闺秀。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孙逸仙的遗孀，当时由于对他们的那位英雄的正式继任人的作为一再感到失望而终于被迫倾向莫斯科，但孙逸仙夫人的妹妹蒋介石夫人，则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主体破裂，便运用她的全部影响促使国民党尽可能沿着自由主义的航道行驶。然而，宋家的自由主义之不象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之不象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或许还更为不象。这种变了质的现代西方思想，在道德规范方面肯定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中国儒家的教导。国民党的遵孔，与其说是遵循，还不如说是破坏——这个爱新奇的羽毛未丰的政党专喜兄弟阋墙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是中国旧政权的规章法制所严加防范的。
虽然近在本世纪初旧政权还在活动，但到了1939年，它就象埃及法老和古罗马凯撒政权一样寿终正寝了。在其鼎盛时期，它也很好地适应了一个文明社会的需要，因为那时它尚未同西方接触，因而还没有迫使自己经历工业革命的必要。它的主要制度是职业文官体制，经过竟争性的考试，从一批具有必要教育程度的士子中录取官员。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虽然很高，但应考人员的范围颇广，所以能被录取而当官的人才也很可观。促使这些文官同心协作的是一种团结精神和一种当官的传统行为准则，以及千百年累积起来的大家都以此为依据的那一套“老经验”。他们统治的秘方在于避免管得过多。象在罗马帝国初期略带共和色彩的帝政那样，听任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派驻各省的代表拥有北京授与的广泛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只要他们缴纳应交的赋税，在应付紧急事务方面不会束手无策。但除经常发生的水灾、饥馑和民变这三大灾祸外，也很少出现其他方面的事变。
此种配合良好的治政手段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是可以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的，但在中国忽然进入西方世界的社会机体，因而处于所引起的又新又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难以产生往常的结果，于是这种手段也就不再被人信任了。因此，1911年的革命把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第二世纪的体制扫除了。结果是，在人心动荡的1939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恶浪搏斗，连一条支持他们先人浮沉在较平静的水面上的救生带也不可得。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中国的任何政府所面临的都必然是令人棘手艰巨的行政工作。历史上的危急事件并不因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手段已被抛弃而不再重演；如今由于战争以及由于同西方的交往而导致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而更加重了这类危急事件的严重性。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是，灌输给长期来迄今还在受苦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外国事物都是他们所不满意的，而这些又都是西方灌输者称之谓“神圣的”。正在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希望却偏偏在中国升起了，此种介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愈来愈扩大的鸿沟，即便是最能干的政权也难以跨越。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比起它们所取代的古老政权来，却显得又粗鲁又拙劣。尽管它们彼此仇恨，它们都是自封为一党专政的翻版。当时在进行西方化不得法的其他国家里，以及在政治上比较落后的西方国家自己，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中国，也象在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此种政体也许可以设想为在它们所处的情况下的唯一的切实可行的体制，但肯定是不适合于一个正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需要的。
在这种令人忧心忡忡、苦思焦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任何尚未因追求西方技术而完全丢弃中国文史研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还是能够提供鼓舞的。一位中国的文人学士可以思考：在比它自己的纪元年轻得多的一个纪元的第一千九百四十年，中国人民的人数已比在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的以前任何一个日子都更多了，中国的领土也更广大了；自从同以色列和希腊的诞生属于同时代的中国历史的黎明以来，中国——不象那两个天赋独厚但已垮掉的现代西方的先驱者——不仅能够设法生存下来，而且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致使它在1939年成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人口最多和年岁最大的一个。尽管当前有着种种苦难，一个研究其人民历史的中国学者很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不论西方及其作用会发生怎样情况，“中华王国”将继续留在地图上。
日本在1939年是七大强国之一，它是在八十七年前才进入这一强国之林的。那时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凡是非西方的社会都处于又困难又危险的境地，到那时为止，惟有日本和俄国依然还能控制局势，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所难以做到的。日本用同世界各地隔绝的办法以应付此种西方的冲击问题大约有二百五十年之后，便在1853…1854年间改变了这一政策。当时并不希望而又无法抗拒的由柏利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了日本，这说明闭关主义是不顶用了，并说明了西方人那时所达到的熟练的技术水平，如果日本不把他们这一行的最新诀窍学到手，而且要学得快学得精，那末它将发现自己会再度听命于西方。
在日本历史的这一卓越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访问过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对于日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标难来衡量，也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象本文作者在1929年那样取道印度和中国前往日本的话，其所得印象当更为强烈。但是，这第一个印象马上就被第二个印象所压倒。第二个印象也同样强烈：日本人取得物质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许是高到吓人程度的心理代价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论男女，亦不论属何阶级，看来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象背着千斤重担。就内心舒坦而论，他们的境遇也许还不如一个吃不饱、穿不暖、栖身破屋的中国苦力或印度农民生活得那么愉快。
这些令人不堪折磨的个人忧虑的终极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不同于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却是和它同时发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岛的人口是三千一百万；到1939年已经增加到近七千三百万左右；而在1935…1940年间，仍以百分之五点六的净增率继续增长。这五年期间的增长百分比是惊人的，即便还不及1925…1930年那五年的高峰数字百分之七点九那么惊人。
这样大的人口压力是日本的严酷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梦魇。在早先的时代，日本人民向北扩张，挤出该群岛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从而为它不断增长的人口找到出路。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之交建立德川政权以前的四百年间，由于有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愈来愈大的内战，他们的人口才没有增长；在德川政权的和平时期，他们通过其他的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人口；这种人为地把人口保持在不增不减状态曾经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础，是德川政权要把日本生活冻结二百五十年之久的企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说这种企图只是取得了局部的而且是逐步减小的成功。明治维新意在用同样彻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过程来取代彻底控制下的闭关制度，新时代的政治家们在追求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们未能保持住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先前对出生人数的抑制，由于文化变迁的潜移默化而随着从前习惯的废弃而消除，一个新的抑制——即对死亡人数的抑制——却由于现代西方卫生学成功地传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长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这一社会不幸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便变得那么缠扰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们的治国之才迄今尚能设法保持的那种审时度势的主动自由，大有被剥夺以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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