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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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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头一晚会晤快结束时出现的那种友好气氛完全改变了。斯大林交给丘吉尔和哈里曼一份备忘录，说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早已决定了的”。丘吉尔否认对第二战场作过肯定的承诺，并引证了他当时交给莫洛托夫的那份备忘录中的一段话。但是什么也不能缓和这种面对面的冲突。斯大林需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明白表示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计划都不能使他满意。斯大林指责英国军队缺乏勇气，以此侮辱英军。丘吉尔以雄辩的口才愤怒地进行反驳，为整个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诚意和军队的英勇进行辩护。但是这次会晤还是在一种比较协调的气氛中结束的。斯大林叙说了俄国火箭炮的情况，并要求交换有关军事技术新发明的情报。丘吉尔仅仅稍有保留地表示同意。丘吉尔接着询问高加索的防御情况，斯大林陈述了现有的军事力量，并表示他完全相信德军不会在大雪封路以前越过那座大山。
8月14日，丘吉尔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宴。翌日，俄国高级将领和英国的对等人员（丘吉尔的随行人员）举行了会谈。会谈毫无成就，这又一次证明，除了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同苏联政府中任何人打交道都没有用。
在这次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发生在最后一天。当时，丘吉尔去向斯大林辞行，临别之前斯大林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私人的住处小饮几杯。他们两人在一起待了不下六小时，随意闲谈，并比较严肃地谈到在挪威北部登陆的可能性。这次欢聚持续到凌晨两点半钟。斯大林和丘吉尔彼此之间建立了私人的、合乎人情的接触，至少暂时是这样。
到丘吉尔访问结束时，他感到斯大林“已经完全相信了‘火炬’计划的巨大好处”。就丘吉尔这方面来说，他也已经被说得相信俄国的军事形势与前景“似乎很有希望”。斯大林绝对秘密地告诉了丘吉尔关于俄国人对伟大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丘吉尔在向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汇报时谈到，他认为现在俄国人有一对一的机会能顶得住。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则比较怀疑，因为他曾在里海沿岸低空飞行过，没有见到俄国人向他保证的可以阻止德军在高加索山麓前进的那种防御工事。还要再过三、四个月，英国军事领袖们对于假如德军越过高加索山突进到中东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才可以不再忧虑。
在这次会晤期间，斯大林心情的古怪的变化，使丘吉尔和哈里曼当时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一切经过的记载并没有消除掉这种迷惑。丘吉尔认为在第二次会晤时，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敌对，那样坚持必须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的行为可能是由于受了部长会议意见的影响。但是这种说法是把英国内阁具有的权力硬加给俄国的部长会议——一种最不可能的事。看来很可能斯大林是在考验丘吉尔的个性——考验他经受攻击的能力。当丘吉尔寸步不让，有力地回击斯大林的诬蔑和谴责时，据说斯大林仰首大笑，不等译员来得及插嘴，就说道：“我虽然不懂你的话，却喜爱你的精神。”
显然，丘吉尔给斯大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之所以更加尊重和“了解”丘吉尔，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社会观点如此截然相反，而他们又是同样不屈不挠地捍卫各自的民族利益。丘吉尔毕竟相当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资本主义政治家应有的形象，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轻松的乐观主义反而使斯大林迷惑不解，并且与斯大林的想法完全不同。总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模型，很难说斯大林在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曾否有过安全之感，或者他对罗斯福的了解是否能超过罗斯福对他的了解。无论如何，总统同这位俄国独裁者从未象丘吉尔在这次访问中那样一见如故。丘吉尔在以后同斯大林的几次会晤中，也没有再达到这样亲密的程度。
正当伦敦和莫斯科进行这些会谈，美、英、俄三国政府就如何对德作战在战略上达成更加坚定的协议之际，美国要把一批飞机转移到中东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中而在中国引起的那场危机，整个夏天都在酝酿着，不过一直没有达到冒头的地步。罗斯福派了他的一个特别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到中国去进行解释。柯里未能消除史迪威将军同蒋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继续在战争中坚持下去。很多人估计的1942年下半年日本要对中国发动的攻势并未实现，史迪威将军想收复缅甸的计划结果也同样不可能实现。1942年9月27日，美国人答复了蒋在7月间提出的三点要求。他们答应提供二百六十五架战斗机，而不是蒋所要求的五百架，并表示可以提供一百架运输机，飞越驼峰运送物资。但是将不派遣地面部队。蒋不得不满足于这种减半的供应。中国的战争仍然是次要的事，英美同中国政府的合作仍然是靠不住的和不稳定的。
夏天，利比亚战役进行着的时候，英国有两师人正在海上向东驶往未决定的目的地：印度、澳大利亚或者中东都可能。奥金莱克的挫败，使英国政府决定命令运兵船转向苏伊士。因此，在托卜鲁克遭受损失后，英国的实力几星期就恢复了。在以后的四个月中，坦克和飞机重新得到了补充。同样重要的是，马耳他的力量也获得了增强，成了隆美尔的心腹之患。在此后几个月中，飞机和潜艇从马耳他出击，打沉了隆美尔在地中海的一大部分供应船只。在新任命的司令官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一场决定性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除了自由法国和希腊的军队外，这一场沙漠战几乎全是英联邦在显身手。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部队都参加了战斗。美国的唯一贡献（除了供应物资和宝贵的谢尔曼坦克外）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部分部队提供的空中支援。
相反地，“火炬”计划却需要一切从头做起。首先，必须成立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英美军队联合作战以及两国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中迄今尚未详加探讨的种种困难，都必须解决。7月底作出了从事“火炬”行动的决定，但天气恶劣的季节即将到来，其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利用，恶劣的天气将使这次冒险行动没有把握，即使不是轻率鲁莽的话，这些障碍也十分难以应付。但是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还得努力解决另外一些困难。7月25日的决定没有解决所有的细节问题。再说，美国陆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很难完全信任这个新的战略，因而倾向于强调种种危险和障碍。这时，两国扮演的角色颠倒过来了，因为英国人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大铁锤”计划的。美国海军不愿意从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抽调任何力量，这一战役发展成了艰苦的战斗，完全超过了原先想象的程度。结果，直到这一战役的后期，金海军上将才肯定地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哪些战舰可以用于“火炬”行动。
美英两国参谋部对于在何处登陆的问题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艾森豪威尔和英国人都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靠东面登陆，这样就能使盟军有机会赶在德军前面占领地中海中部的突尼斯。但是，华盛顿的那些人却认为，深入地中海作战是危险的。他们担心，如果西班牙允许德军进入，从而在直布罗陀切断盟军，那末后果又将如何。因此，他们坚持应在大西洋沿岸靠近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这样就不致一切都得依赖通过海峡的运输了。
8月里，双方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8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命令他决不可试图在阿尔及尔…波尼一带登陆。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接到通知，告诉他们罗斯福已经决定英国军队将不参加“火炬”行动，登陆地点应只限于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华盛顿接连发出的这样一些电报使得现场上的美国司令官们深感苦恼。正如克拉克将军对他的参谋人员所说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对于‘火炬’计划还不象另一些人那样糊涂。让我们都给弄得糊里糊涂吧”。
英国人也感到烦恼而迷惑不解。他们在8月的最后一星期内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两次电报后，不得不暂时停止装船，结果使准备工作迟延了三星期。显然，如果要使“火炬”计划成功，就不能再这样长期犹豫不决。丘吉尔于是挺身而出，在9月1日打电报给罗斯福说：
昨天已经下达命令暂停装船，以便遇有必要重新安排一切。……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们认为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同时，也应占领阿尔及尔，这是重要的。……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指挥和您的领导。……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坚信，最好的办法是坚持以8月14日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项大家同意的训令中那么明确地规定的总方针行事。
当时传说要派艾森豪威尔或克拉克到华盛顿去，敦促迅速作出明确的决定。丘吉尔给霍普金斯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但始终没有发出），抗议突然改变计划。但是结果证明激烈行动是没有必要的。9月3日，罗斯福改变了立场，同意在阿尔及尔登陆。两天以后，经过某些次要的调整，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但是时机已经失去了。显然，10月底以前将不可能在北非发动进攻。直到9月22日，才把登陆日期最后定为11月8日。
美国人希望把“火炬”计划限制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担心深入地中海作战在军事上的安全问题。政治上的考虑对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更有很大的影响。重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在现场的法国司令官们对此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单独由美国军队登陆，不会遇到严重的抵抗，但是根据美国谍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如果由英国军队或者自由法国的军队进行登陆，就会遭到激烈的抵抗。根据这种估计，“火炬”行动由美国单独来进行似乎是明智的。这就是罗斯福何以在8月29日发出的电报中提议英国军队不参加第一批登陆的原因。但是如果只用美国部队，那末筹划中的这次战役的规模就不得不缩小。没有英国军队的协助，就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美国军队来完成在三个地点登陆的任务。因此需要放弃的一个登陆点显然是在最东面的阿尔及尔。9月5日的决定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在阿尔及尔将由美国部队组成突击登陆的部队，但主力则将是英国军队。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主力几乎全是美国军队，但是在奥兰，却由英国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
法国人对“火炬”计划的反应如何，整个问题是极其复杂和混乱的。同时，这对整个战役的成败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墨守法规的观点来看，进攻北非是对一个中立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法国官员恰恰就是最墨守法规的。在北非的法国官兵都曾发誓效忠贝当元帅，他们有义务遵守誓言服从贝当。很多军官同情贝当所体现的保守的、独裁主义的思想。同时，所有的法国军官都希望恢复法国的光荣与伟大。在他们看来，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新生：是通过效忠、信赖和服从贝当元帅呢，还是通过重行密谋策划直到最终起来反抗德国。1942年，法国军政界的官员大多数都不愿作这种困难的抉择，甚至那些开始密谋策划反抗德国的人，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进行活动，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们是在做贝当实际上希望他们做的事。
北非和法国本土军政两界普遍存在的思想状况很特殊，局外人很难充分了解。盟国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终于陷入了困境。同样重要的是，军政两界的态度和一般公众，尤其是法国大都市的公众的态度之间，隔阂很深，但是普通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起初对北非的事态没有什么影响：一开始有重大关系的是官员们的态度与行动，尤其是少数统率保卫法属北非领土的驻军与海军部队的将领的态度与行动。
驻在北非的少数法国军官和一些平民在一起，久已希望有朝一日能举行一次起义来反抗德国人，使法国可以再度参战，并为1940年的惨败报仇雪恨。驻在阿尔及尔的十九军军长夏尔·马斯特将军是这个集团中最突出的人物。1942年5月，马斯特已经同吉罗取得联系，吉罗自从4月间从德国监狱中激动人心地逃往维希法国以后，在法国一下子便出了名。马斯特请吉罗领导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北非组织起来的那个十分脆弱的组织。吉罗本人在狱中借以消磨时间的一件事，就是计划如何发动一次由陆军军官领导的并得到盟军支援的突然起义，使法国摆脱德国的统治。因此，他欢迎马斯特和他的朋友们那里传来的消息，接受了他们邀他担任的领导职务，并正式指派马斯特作为他在北非的代表。
美国驻北非的外交官把注意法国官员意见的倾向作为他们的任务。马斯特集团的一些领袖已经同美国驻北非的高级代表罗伯特·D·墨菲进行过接触，把他们的计划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墨菲于1942年8月回美国述职，向罗斯福汇报了法属北非人士的意见。罗斯福接着也十分机密地把“火炬”计划告诉了他。因此，等墨菲返回阿尔及尔时，他能够很谨慎地提出美国可以给予一些援助。但是他的处境十分微妙和困难。“火炬”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保密，他担心，如果让法国人完全知道英美的计划，那末消息可能会走漏出去，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关于这个计划的一切细节，包括进攻的日期在内，几乎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让这些策划起义的法国人知道。
吉罗、马斯特和他们的同僚们都把这项作战行动看作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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