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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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秘密。
　　虽然盟国在罗马尼亚、波兰和“伯尔尼事件”上的种种困难，总的说来在各国报纸上都没有大肆宣扬，但幻灭之感实际上已经开始。虽然如此，3月29日俄国人宣布莫洛托夫将不参加旧金山会议时，英美的公众仍然感到这个消息有点出人意外。盟国之间的不和正从外交活动的密室转移到公开的讲坛上来，而对于战胜法西斯以后抱有美好希望的千百万人则全感到惶惑和沮丧。
　　这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患脑溢血逝世时的形势。罗斯福的突如其来的逝世给美国的政体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国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向来都抓在他手里，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是完全被排除在政府核心计议之外的。此外，罗斯福之死使盟国的团结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象征，也使世界上千百万人民失去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希望所寄托的独一无二的主要对象。
　　罗斯福逝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俄国取消了关于不派莫洛托夫去旧金山的决定。在哈里曼大使的劝告下，斯大林作出这个姿态，作为他愿意和新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继续合作的一种表示。尽管莫洛托夫本人表示异议，斯人林还是这样做了。
　　但是姿态并不改变政策。当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他带来了障碍和争论。由于随后几个月里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许多罗斯福的最热诚的支持者把大同盟衰落的原因归咎于罗斯福死后美国态度的改变。鉴于有关各方原先还希望把大同盟的裂痕弥合起来，所以当时没有把罗斯福逝世以前早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广为宣传。这就使得批评杜鲁门的人提出的责难显得更加有理了。
　　从狭义来看，这种论点可能有些道理。或许杜鲁门个人不象罗斯福那样愿意对俄国人迁就。但是，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美国的军事形势已经改变。由于欧洲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不久就可以调遣优势兵力去对付日本，因而俄国的帮助看来已不是那么重要了。在俄国远东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这件事，几乎始终毫无进展。同时，在太平洋岛屿上新获得的基地看来已经可以维持对日本的轰炸攻势。因此，1945年4月24日美国参谋长们放弃了他们关于利用西伯利亚作为空军基地的计划。他们也决定不分散海军力量去执行在日本北面开辟海路的任务，除非莫斯科逼得他们这样做的话。这意味着在俄国和日本开战以后，美国海军将不保证继续运送军需品给远东的红军。
　　这些决定至关重要。实际上，美国人已经不再愿意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以求得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据海军上将李海说，4月22日，杜鲁门的顾问们觉得，“如果俄国放慢或者甚至停止他们在欧洲和亚洲的作战努力，这对我们的战争前景不会造成特殊的损害。”这样，大同盟的军事基础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依靠共同的政治目的来使盟国间的冲突不至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共同的政治目的并不是不重要的。三大国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但有些事情在一方看来是保卫苏联国家安全的基本预防手段，在另一方看来却是共产党的奸诈和侵略。面临着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大同盟逐步瓦解，成为互相竞争的敌对部分了。
　　如果罗斯福还在世，事情会朝着略微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认为他会有什么办法防止这个同盟的破裂，或者能够大大减缓破裂的速度，这是对国际关系采取一种肤浅可笑的看法。杜鲁门所依靠的顾问就是罗斯福所依靠的那一批人，而且他尽可能遵循罗斯福的政策。使同盟分裂的不是杜鲁门，不是丘吉尔，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唯有这个共同敌人的力量才能促使这三个有关国家的政府把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相互存在的畏惧心理置于某种更大的恐惧之下。为了保全罗斯福的神话和他自己内心的平静，他的确死得其时。他死时，他曾大力帮助筹划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地近在咫尺，而他曾经满怀希望地培育的同盟又尚未明确地、不可挽救地瓦解。他死时，人们还可以抱有光明的希望。直到他与世长辞的时刻，他始终没有放弃和俄国人达成相当的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和谐的希望。他写的最后一个电文是给丘吉尔的，他说：“我将尽量缩小有关苏联的一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象伯尔尼会议的问题那样得到解决。然而，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路线到此为止始终是正确的。”他死时还没有因盟国失和而感到沮丧，对自己采取的路线到此为止又深信是正确的，一个人还能死得比这样更好吗？
　　上文已经提到，罗斯福的逝世使莫洛托夫来到了旧金山。这位俄国外长途经华盛顿时作了短暂停留，和杜鲁门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会见，毫无成果地讨论了波兰问题。盟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很快就在旧金山会议上表现出来了。那里既有关于会议主席这一类问题的小争吵，又有关于波兰和阿根廷问题那种比较严重的争吵。虽然这些争吵后来证明是不祥之兆，当时却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公众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德国崩溃这出戏上。尽管有俄国官员经常表现出来的那股猜疑的暗流，那些正在德国的人们却为他们的共同胜利而感到自豪，并且在大多数事情上都进行了颇为有效的合作。但在幕后，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先前一样令人烦恼。在久久不得解决的波兰问题之外，德国的战败又在的里雅斯特地区、奥地利以及最重要的在德国本身，引起了新的困难。
　　1945年5月2日，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投降时，英美部队和南斯拉夫部队立刻开始抢着向的里雅斯特进军。结果英国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在的里雅斯特及其邻近地区混杂到了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立刻发生了，争论的问题是铁托要求管理伊斯的利亚和大战前属于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的某些地区。有一时期，南斯拉夫和盟国部队之间似乎可能爆发一场公开的战争，但是比较冷静的意见占了上风。到6月9日，美、英和南斯拉夫政府终于签署了一项关于调整有争议的地区中军事安排的协议。至于边界线，则等到同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和约时再明确划定。
　　铁托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行动，使他的政府明确地站到了俄国阵营里，同英美阵营进行对抗。尽管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商定对南斯拉夫事务施加同等的影响，尽管在雅尔塔会议以后舒巴希奇和“西方”的另外两个候选人参加了铁托的政府，铁托显然还是把政府控制得牢牢的，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政策行事。1945年4月11日，他和俄国签订了一项针对德国的同盟条约，他的一言一行正象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做的那样，表示了对俄国的钦佩和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不信任。丘吉尔为自己计划的失败感到烦恼，但是除了利用亚历山大部下的军队对铁托的扩张设下一道屏障外，也别无他法。
　　从铁托对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前的领土提出要求这一点来看，奥地利是卷入南斯拉夫的争议的。但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奥地利事务还有另一个比较严重的方面。欧洲谘询委员会曾把奥地利划分为几个占领区，就象对德国那样。但是当德国投降、战斗结束时，英美部队还没有深入奥地利，而俄国人则已经攻占了维也纳和奥地利的东部。4月29日莫斯科电台宣布，俄国的战区司令托尔布欣元帅已经承认了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领导下的临时政府。俄国采取这一行动没有事先和西方国家商量。既然伦纳政府中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代表，这就不难想象俄国人正在试图按照最近罗马尼亚的方式建立又一个傀儡政权了。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伦纳政府；俄国人则不肯否认它。结果，欧洲谘询委员会所设想的分区占领的办法——特别是对维也纳的四国管制的办法——可能无法予以实行。波茨坦会议时这个争论还在发展，伦纳政府的命运直到秋天才获得解决。
　　然而，1945年7月4日欧洲谘询委员会还是商定了关于盟国在奥地利的管制机构的协议。这个机构采取了德国的格局，而不是意大利和东欧的格局。在欧洲谘询委员会于3月间把奥地利划分成四个占领区以外，维也纳又被划为一个联合占领区。盟国对奥地利全国的政策将由四个总司令组成的委员会决定。这个协议表明俄国人方面作了让步。他们曾试图在奥地利的盟国委员会上为自己取得最大的权力，象他们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所行使的那样。
　　由于盟国中没有一国想承认或支持任何德国集团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利，德国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象在奥地利那样，战争结束时部队分布的实际状况与欧洲谘询委员会预先拟就的分区安排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深入到分配给俄国人的地区，并已越过捷克国境好几英里。鉴于盟国的伙伴情谊经历了多次紧张状态，安排撤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丘吉尔看到在他面前展开的问题特别感到不满。德国的英国占领区包括这个国家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区，不能希望当地的粮食资源足以维持它的人口的需要。但是由于对德战争已经结束，美国租借物资供应的规模缩小了。美国人起初不同意对德占领的需要也构成对租借法的一项合法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英国不愿意冒险去管理挨饿的人民，他们就得从自己的已经紧张的资源中抽出粮食来供应德国人，或者设法和其他占领国达成明确的协议，由它们从德国其他地方的生产中提供英国占领区所需要的一部分粮食。既然苏联占领区是德国农业剩余产品的主要产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和俄国人达成协议。
　　丘吉尔认为有可能同斯大林进行谈判，以英美部队撤回到占领区分界线以内为条件换取粮食。但是这种建议是和美国当时的态度以及美国对将来同俄国的关系的估计背道而驰的。的确，一旦在德国获得胜利后，美国人主要的兴趣只在于尽可能迅速地调遣他们的军队去对日作战。作为美国战略主要根据的未经检验的假设——即一旦战事结束，一切大致会自行恢复正常状态的那种假设——是逐渐缺乏说服力的。这时候，美国的政策要求把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解散，分为各国本身的指挥部，尽速建立一种占领政权，一俟有船舶载运立即把战斗部队撤离欧洲，让欧洲国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下处理自己的经济事务，不再依赖租借办法。根据美国的这些目的和态度来看，丘吉尔想要利用英美部队意外有利的分布情况作为同斯大林做交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似乎简直是对同盟的背叛，并且是一种潜在的圈套，想把美国也卷入本当是纯粹的欧洲事务中去。
　　然而，暂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和管制机构的问题可以搁置一下。每一国的军队都忙于处置战俘和无家可归的难民，恢复交通和必要的服务事业，整顿自己的部队，以及为胜利和战场严酷生活的结束举行庆祝——这件事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结束各项复杂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各级管理机构已经完全混合在一起，而且军政府的工作要求选择相当能干但纳粹烙印又不是太不易抹掉的德国人来执行地方行政工作，因而需要相当多的人员尽最大的力量。
　　波兰问题虽不是那么混乱，却困难得多。英、美和俄国的外长聚集在旧金山开会时，曾进行谈判，试图打破3月间在莫斯科出现的僵局。但是他们的努力完全无效。5月3日当莫洛托夫宣布，苏联当局确实逮捕了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在红军的后方进行“牵制”活动，这时，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决定在获得充分情报和解释以前中断进一步的会谈。
　　这次失败后，看来只有三国政府首脑的一次会议才有希望使同盟不致于在波兰问题上公开决裂。同时，盟国对德政策上的种种问题显然也需要最高一级进行磋商。杜鲁门决定派两名特使去试探一下，为这样一次会议作好准备。因此，霍普金斯于1945年5月23日飞往莫斯科，而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则于同日动身前往伦敦。
　　戴维斯发现丘吉尔正闷闷不乐、十分忧虑。他国内的政治问题相当严重，因为联合政府已于5月23日解散，丘吉尔不得不面临定在1945年7月5日举行的一次大选。但欧洲的形势使丘吉尔感到更为严重。英国政府正在叙利亚问题上同法国人进行激烈的争执，结果引起1945年5月31日英国对法国人进行武装干涉，因为法国人正试图以武力镇压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这件事对法英将来在大陆上的合作不是好兆头，可是丘吉尔多年来一直支持戴高乐和法国人，希望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种针对俄国人的强大的抗衡力量，以代替战败的德国。
　　美国的态度似乎也预示着它将早日摆脱欧洲的事务。美国当局正建议今后按租借法的供应只限于对日作战所用的物资。结果，英国面临经济灾难或者有点近乎灾难的情况。然而，假如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抛开英国不管，欧洲大陆就会向俄国人屈服。光凭英国人自己去同俄国人的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对抗，是不大有希望的。丘吉尔毫不掩饰他对斯大林的畏惧和不信任，这使戴维斯感到意外和震惊，因为他早已是提倡同俄国亲善的主要代表人物了。他向杜鲁门汇报说：
　　这些话我说得很坦率，因为听他＇丘吉尔＇如此激烈地攻击苏联控制的威胁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并且对苏联领导表示的诚意流露出如此的不信任，我很怀疑这位首相现在是否愿意向全世界宣布，他和英国没有支持希特勒是犯了错误。因为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在陈述希特勒和戈培尔过去四年里一直在宣布和反复宣传的理论，其目的是竭力要破坏盟国的团结，加以“分化和征服”。……
　　他十分注意地听完了我的话。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