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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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的要点是：关于战争期间阿根廷在英国所积累的大量冻结英镑的余额问题，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铁路的前途问题，肉类供应和续订英阿商业条约问题。英国渴望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一个全面的解决。但是，阿根廷政府由于英国需要它的牛肉而处于优越地位，因而在它们被冻结的英镑余额问题没有得到满意解决之前，不准备在其他几个问题上签订协议。
　　最后，在英国就冻结英镑和提高肉类价格的问题作了让步之后，才在9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解决了阿根廷英镑余额、肉类购买合同和英国在阿拥有的铁路问题。双方进一步同意应立刻开始讨论，为签订一项新的贸易条约作准备，以及在这些讨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旧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有效期应延长至该年年底。
　　第二节　拉丁美洲的政治趋势
　　在巴西，1945年这一年标志着已统治该国十五年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威信的部分衰落。自从1937年解散国会和建立新政府以来，瓦加斯实行了完全的独裁。当时通过的宪法中的主要条款，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但是，瓦加斯的独裁大体上说来还是宽容的，大多数巴西人起先还愿意接受对他们行动自由的种种限制，作为恢复法治的必要代价。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再次忍受了瓦加斯权力的扩张，认为有必要这样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不满情绪日益滋长。瓦加斯在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的同时，想以许诺战后在和平安定的适当环境下举行大选的办法来制止批评。虽然瓦加斯认识到在巴西恢复较为民主做法的需要，但是，他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放任自由的十九世纪式的民主，而这种曾包含在1891年巴西宪法上的民主结果只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一片混乱。
　　1937年的宪法是遵循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的。它所规定的条款使政府有权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瓦加斯认为，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他很想为他的国家取得更多的经济独立；并且认为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由国家来计划和指导国民经济，而且，必须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实行严格控制。在战争年代里，瓦加斯意识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必要。这种合作必然意味着允许美国在指导巴西内部事务方面有相当的决定权。巴西人尽管切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现在感到，由巴西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已到来了。随着和平在望，他们很想重新控制他们的空军基地并送走北美的“占领军”。他们相信巴西增高的威望和地位，使它足有资格在处理大陆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对阿根廷的政策中，他们并不打算接受美国的指示，因为他们确信，同他们南面的邻邦恢复良好关系是很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1944年夏天，瓦加斯决定撤掉他的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纳的职务。因为阿拉纳是一位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的强烈鼓吹者，并且被许多巴西人看作是一个受北美影响太深的人物。无疑，在瓦加斯看来，阿拉纳有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这一事实也有一定的影响。阿拉纳是平民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在巴西应当恢复自由民主，并反对瓦加斯的政治观点。
　　1944年底瓦加斯判定，实现他诺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除夕的一篇演说中，他宣布了举行大选的意图；1945年2月22日，放宽了新闻检查；3月，解除了1937年实施的关于政党的禁令。另外还对自由做了许多让步，包括释放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内的彼监禁的政治犯。5月28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并且定于1945年12月2日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被选出的国民议会将负责起草一部新的宪法或者修改1937年的宪法。
　　联合起来的各反对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联盟。推举戈麦斯将军为他们的总统侯选人。戈麦斯的支持者网罗了各色人等，包括大多数报界人物、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瓦加斯政权前的幸存者。戈麦斯还得到了希望在经济上保持殖民地式经济的咖啡种植者的支持。在这种经济下，巴西人可用主要出口作物换取进口产品，因此这些人能从戈麦斯的低税政策中得到好处。另一位竞争的候选人杜特拉将军则主张高税政策和继续瓦加斯的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这两位候选人都具有保守的思想，并且都主张加强巴西的军事力量。
　　瓦加斯声明不竞选总统，并希望他的支持者投杜特拉的票。然而他仍然被怀疑暗中打算继续留任。他对杜特拉的支持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分化反对派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群瓦加斯的崇拜者结合起来了，取名为克雷米斯塔，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英雄竞选第三任总统。他们还竭力主张，选举应限于选出一个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而总统选举则应推迟到新宪法制订之后。当然，这将意味着暂时延长了瓦加斯的任期。普列斯特斯也主张推迟总统选举，他在工人和联邦雇员中间颇有影响。事实上，一般都认为，瓦加斯同普列斯特斯已订有密约。这段时期政治气温迅速上升，而且并没有因为9月美国大使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讲话，表示选举应该按原来计划进行而冷静下来。
　　10月29日，瓦加斯撤换了警察总局长，代之以自己的兄弟。不管瓦加斯怎样设法继续当政，三军首脑是并不想袖手旁观的。10月29日，他们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瓦加斯辞职，而由最高法院院长暂时行使总统职权。第二天瓦加斯宣布辞职，安详地告老回乡了。
　　选举于12月2日按时举行，结果杜特拉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瓦加斯由工党提名，又回到里约热内卢，出任他家乡南里奥格朗德州的参议员。新的国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工作，从事起草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46年9月18日正式公布。它是1891年自由色彩的宪法和1937年宪法之间的折衷产物。后者的极权主义性质经过修改，给了国会更大权力，但同时许多有关劳工和民族主义的条款仍被保留下来了。
　　战争结束使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发生了变动。战争年代中的趋向是由当政政府继续掌权，原封不动。1945年至1946年发生的那些变动则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是革命的。它们在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引起了政府的政治色彩的明显变化，而有的只限于重点和人物的改变。
　　1945年，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执政政府都被具有比较自由倾向的新政府所代替，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委内瑞拉，由梅迪纳政府安排的选举被民主行动党成员发动的革命所遏制，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要与政府机器相颉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叛乱在10月15日爆发，并在首都进行了几次战斗后，以革命者胜利而告终。梅迪纳总统和他的政治僚属们被放逐，在一位文职人员，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七人政权机构，他宣布该机构只是临时性的，即将尽速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
　　在秘鲁，选举在1945年6月10日如期举行。当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路易斯·布斯塔门特得到了主要由自由主义和左翼集团组成的联合阵线的支持，其中包括由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受人欢迎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
　　1946年期间在几乎所有其余的拉美共和国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都举行了大选。在后面三个国家中，发生的变化都是在重点方面，而不是在政党方面，而在哥伦比亚情形却正好相反。
　　在智利，里奥斯总统在任内去世，随即进行了总统选举，冈萨雷斯·魏地拉当选总统。和里奥斯一样，魏地拉也是激进党的一名成员，但是远比他的前任左倾一些。
　　墨西哥的选举，结果以米格尔·阿莱曼获胜，他得到了退休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和组织革命党的支持，该党前称墨西哥革命党，除名称之外，在其他方面没有改变。阿莱曼遭到了1945年已被解职的卡马乔政府的外交部长帕迪利亚的反对。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战争的结束在墨西哥引起了人们向美国重新提出民族独立要求的愿望。帕迪利亚因为过分的亲美受到了指责。他还由于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支持姑息阿根廷而招致了人们的不满。在乌拉圭，自由主义者的科洛拉多重新当权。
　　5月哥伦比亚的选举，使得长期在野的保守党重新上台了。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执政的自由党，由于分裂致使保守党有可能取得了胜利。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奥斯卡·佩雷斯和他的自由党对手并无显著的不同，也是一位具有温和观点的人物。
　　在玻利维亚，政府再次被革命推翻。比利亚罗埃尔总统不是由于他的倾向性就是由于环境所迫，显然未能履行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政府的诺言，这个诺言是他在1944年这个政府被其他拉美国家政府承认之前就作出的。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实行了压迫与恐怖日增的统治。大批反对者遭到屠杀、监禁和流放。1946年6月的一次暴动失败之后，接着一个月后在拉巴斯又发生了一次群众革命。人群袭击了首都的主要建筑物和政府机关。比利亚罗埃尔被追赶到地下室，跌倒在地，叛乱者把他遍体枪痕的尸体从窗口扔到外面的人群中。
　　第三编　中立国与非交战盟国
　　第一章　瑞典
　　第一节　1939年9月瑞典所处的地位
　　要对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策作出评价，就必须考虑到这一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瑞典力图（但也并非总是成功地）尽可能地严守中立政策；另一方面，瑞典一开始就实行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即向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这种援助并非总是局限于人道主义范畴的。
　　大战爆发时，瑞典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国联的效能感到失望。国联的破产向人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一旦有此需要，这一国际组织在保护瑞典免遭外来袭击上也将证明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正由于认清了这一点，瑞典才把它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只能依靠自己”这一设想的基础之上，同时它愈益集中精力于自身的防务上面。然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赶上形势的需要，而大战爆发时瑞典的防务形势虽有所改善，但离要求则还有很大差距。
　　1937年3月，瑞典想要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来加强自己地位的希望在隆德遭到了挫折，因为那时有关订立这样一个盟约的建议被当时的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所拒绝了，其理由是丹麦并不觉得自己已受到威胁，因而不必如此小心警戒。从此以后，瑞典对它东边和南边的邻国——苏联和德国的态度一直是小心翼翼而又焦虑不安。一方面，它力图避免触犯它们，另一方面，力图表明它有权执行一项严格的中立政策。为了证实这后一点，它在1939年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同时也反对英、法、苏三国提出的关于全面保证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提议。
　　国联于1938年成立的所谓“二十八人委员会”中的瑞典代表厄斯顿·恩顿在1938年1月1日对于瑞典在盟约下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解释。国际制裁的制度事实上已名存实亡了；国联已变成这样一个团体：它的每个成员国都各自有权决定它想要参加实施制裁的程度。当二十八人委员会的报告在国联第十七次一般性会议上提出的时候，瑞典的代表理查德·散德勒重申了瑞典的意见：采取制裁实际上已变为了一桩任人选择的事情，并得由国联成员国自由作出决定。“据此说来，某些国家——我很荣幸地代表其中之一——可能决定奉行的一种中立政策就应当被认为完全符合于对国联成员国的义务所作出的忠实解释。”这一声明发给了所有国联成员国传阅，但对此官方或非官方都没有作任何评论，这样，瑞典和其他有关国家的这一立场就因此取得了默认。
　　就在大战爆发前夕，瑞典政府于1939年9月3日采取步骤以使它国家的中立政策充分生效。据著名军事作家奥洛夫·宋德尔陆军上校写道，当时瑞典的防务地位是极不稳固的。9月1日，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即发布敕令：必须按照先前所作的某些规定，加强防务准备；这一命令将从9月3日起生效。当天召开的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应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而且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此外，瑞典政府还决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分别于9月1日、3日和19日宣告中立。而且，瑞典也参加了比利时国王发出请柬邀请交战国进行谈判的行动。9月9日，议会开会，国王又在开幕式上演说中表示瑞典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同时强调必须大大增加军备费用。
　　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瑞典便致力于加强国防，并同所有交战国建立了关系。它从几个大国那里得到保证：不但它的中立将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将体现在做到尽可能地不干扰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瑞典的商船队还是深深感到大战给它们造成的影响。瑞典船只不得不屈从德、英两国的管制，而早在1939年9月的第三周，就已有几艘瑞典船只被德国鱼雷击沉。瑞典当时即向柏林提出抗议。11月25日，瑞典又抗议德国在厄勒海峡南部布雷，这是根据瑞典的四公里海域要求提出的。此外，瑞典还因德国军用飞机越过国境提出了抗议。
　　第二节　苏芬战争
　　1939年10月19日，由于苏联邀请芬兰就某些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谈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脑在古斯塔夫国王的提议下，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芬兰总统。会见时讨论了与阿兰群岛的防务有关的对芬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准备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的瑞典外交大臣散德勒赞同进行这种干涉；但他的政府却坦率地宣称：瑞典不能派遣军队，因为这一步骤可能会使瑞典最终卷入战争的漩涡。有人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