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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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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白凤翔、刘桂五带领的队伍也先后到达五间厅。听说蒋介石逃了，都吃了一惊，分头开始搜索。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那山，也就是骊山。骊，即毛色纯黑的马。那山形似马，山色纯黑，得名骊山。此山自古以来，便颇有名气。相传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的那个烽火台，就在此山上。秦始皇陵，在此山北麓。华清池及唐朝华清宫故址，在山的西北麓。
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委员长，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委员长——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委员长，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孙铭九那二营八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也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灰白短发，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
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关于此后的情景，美国记者斯诺在其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名著《西行漫记》中，是这么写及的：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汽车开到西安去了。“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斯诺：《西行漫记》，三六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本书所引用的这一段，斯诺加了这样的注解：摘自代我在西安府为伦敦《每日先驱报》采访的詹姆斯·贝特兰访问孙铭九的报道。笔者采访孙铭九时，他还忆及：在山上，他一说是东北军，蒋介石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好青年！”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
孙铭九便叫士兵挟架着蒋介石，下了山，然后连推带拉，把他送上小汽车。那是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一五七七”。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在战斗中，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死于流弹，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蒋孝先被东北军打死，此外死亡的还有蒋介石速记秘书萧乃华、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中央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双十二”飞舞于华清池的弹雨，从此载入了史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
“先礼”不成，这才“后兵”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十日，随着日本ＮＨK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该台在台北独家采录的专题片《张学良现在开口诉说》和《张学良：我的中国和日本》，八十九岁高龄的张学良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这位历史老人，回首往事，坦然说出了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张学良透露了自己生日的秘密：前些天，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八十位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庆贺他九秩大寿（虚龄），举行仪式。这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新闻传媒广为报道，轰动海内外。然而，那一天并非他真正的生日！
张学良真正的生日，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阴历四月十七日。在一九二八年，阴历四月十七日，是公历六月四日。恰恰在这一天，皇姑屯一声猛烈的爆炸，他父亲张作霖的专列被日军炸毁，“大帅”死于非命。“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张学良说道，“从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日军杀父之仇，深深埋在他的心中。即便过了半个多世纪，他首次打破缄默，也选择了日本电视记者，以便通过日本传媒，使日本年轻一代知道历史的真相。他在接受采访，一开始便说起自己的“生日之谜”，道出了那段血的历史。
张学良又说及了日军当年侵占东北三省。他说：“家仇国难集于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正因为这样，他是非常坚决的抗日派。张学良忆及，父亲被炸死之前，日本政府曾派出特使、“中国通”林权助前来游说，希望他倒向日本。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替我想到。”林权助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他说：“我是个中国人呀！”于是，张学良下令东北易帜，挂起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回忆道：“只用三天工夫，被服厂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我当时要求是很严的，下令做什么，必须要做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从此，张学良开始了跟蒋介石的合作。张学良说：“我和蒋先生个人关系非常好，他死时我去看过他。我和他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说明……”说着，张学良拿过一张纸，把这两句话写了下来：“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敌。”张学良对他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作了说明：“我同蒋总统（引者注：虽然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才当选总统，但蒋总统在台湾已成了对蒋介石的习惯称呼）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张学良也就谈及了关于共产党问题。他说：“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他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他对日本ＮＨK电视记者所说的对日本、对蒋介石、对中共的看法，也就完全说清楚了他当年下达扣押蒋介石命令时的动机。
当然，他也仅仅是下令扣蒋，而非杀蒋——如他所言，就个人感情来说，他和蒋介石“情同骨肉”。当年，“三国四方”：日本，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中华民国之中又有蒋介石一方，张学良、杨虎城另一方。张学良说清了他处于“三国四方”之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理清了历史的思路……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先礼”不成，这才“后兵”
张学良说及他和蒋介石的“政见之争”，从一开始就存在，“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临潼扣蒋，是“尖锐”到了无法解决才断然发动的。这“尖锐”，是一步步加剧的。“先礼后兵”。在“兵谏”之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次“言谏”。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的那些日子里，张学良曾对他诉说心中的痛楚：“我遭国难家仇，却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张学良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大为不悦，说道：“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安内之后便可攘外。”张学良又与阎锡山一起，劝起蒋介石来。蒋介石益发不悦，斥道：“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于是，蒋介石在洛阳空军分校训话时，不点名地训斥起来：“有人想联共。任何想与共产党联合的人都比殷汝耕还不如！”殷汝耕何许人？早年倒是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与日本特务土肥原勾结，成为大汉奸，策划在华北五省成立亲日“自治政府”。蒋介石警告张学良，你要联共的话，比大汉奸都不如！
蒋介石咄咄逼人。他知道东北军、西北军不愿“剿共”，十二月六日，他在华清池行辕召见张、杨，向他们摊牌了。蒋介石毫不含糊地说：“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抉择：第一方案，服从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进攻红军；第二方案，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至福建，十七路军调至安徽，让出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进剿”。这两个方案，显然都是张、杨所难于接受的。蒋介石把张、杨逼上梁山了！抱着一线希望，张学良于翌日上午再赴华清池行辕，向蒋介石面谏。张学良此时，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直陈己见，直抒胸臆：“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引者注：当时的省名。自一九二八年设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包头等市），进一步窥视我西北。国家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国。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蒋介石听罢，寸步不让，针尖对麦芒一般，加以反驳：“你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是到了剿灭共产党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最后，蒋介石说出了最为强硬的话：“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听了蒋介石这句话，张学良知道“言谏”已经不再有什么效果。随后，杨虎城亦到，又对蒋介石劝说了一番。蒋介石也毫不客气地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跟共产党势不两立，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红军已成流窜之众，我决心用兵！我有把握消灭红军！十七路军中若有不主张剿匪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到了这地步，张、杨心中明白，苦劝是劝不动蒋介石的。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七日，张、杨定下了实行“兵谏”的决心。于是，张学良便带着白凤翔、刘桂五前往华清池察看地形了。
据孙铭九回忆，使张、杨下定“兵谏”决心的，还有一封密电，那是十二月初，张学良部将王化一从武昌发来的。他说，据何成浚（当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密告，何赴洛阳见蒋介石时，曾在蒋介石侍卫长钱大钧的办公桌上，见到一份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到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王化一请张学良有所准备。
这一密电内容，在张、杨十二月六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得到证实，表明蒋介石早已在安排处置东北军。就在这柴已布满之际，蒋介石反倒自己点了一把火！那是在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送达手谕。这手谕是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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