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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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骂蒋介石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这个大流氓！”当然，毛泽东这一着棋，使蒋介石尝到了皖南事变的苦果。三月六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说明》的长篇报告。这是他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作出正面答复。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十二条”作出分析：“综观他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军事’、‘政治’与‘党派’三部分。”蒋介石逐一进行答复。这样，毛泽东的“十二条”、中共的立场，也就广为人知了。关于中共，蒋介石称之为“在野党”。他说：“就党派来说现在国内党派，由于历史演进的结果，事实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以及各党大小与历史久暂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之内，更应该人人平等。”照蒋介石这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而两党是平等的。这等于完全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认为中共是“共匪”了。
　　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指责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蒋介石又一次呼吁，请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出席会议。蒋介石说：“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精诚团结……”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名义，致电中共七位参政员，再一次敦促出席会议。
　　毛泽东当即在三月八日，以中共七位参政员的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回敬了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虽未指名道姓，却尖锐地指责了蒋介石：“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唯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
　　毛泽东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了不能赴会的原因：“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蒋介石实在被动透了。在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的情况之下，他还不得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毛泽东笑谓蒋介石是“阿Q主义”！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国民参政会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说要约见周恩来——离那血肉横飞的皖南事变不过两个月！这一回，毛泽东骂蒋介石为“大流氓”了！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张冲称蒋介石是“吃软不吃硬”，其实蒋介石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是欺软怕硬。毛泽东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结果蒋介石反而软了，反而要约见周恩来！这一回，周恩来去了。为了缓和气氛，宋美龄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刚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共要用这样的方针对付蒋介石的“一打一拉”：“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既然要“以拉对拉”，蒋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泽东也就来了个“拉”蒋。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毛泽东在七月八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则这样概括蒋介石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成天跟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剖析，可以说入木三分了。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拉”毛泽东，毛泽东“以拉对拉”，也“拉”蒋介石一把。国共关系也就在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缓和。不过，这时的国共关系，不冷也不热，不好也不坏。就在这时节，两桩在凌晨发生的突然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一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一百九十个师、三千七百多辆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飞机、一百九十多艘舰艇，趁着人们正在酣睡的时刻，突然朝苏联扑来。一个半小时之后，即清晨五时三十分，德国驻苏联大使这才在莫斯科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宣战书……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大批日本飞机突然飞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机二百六十多架，美舰十八艘。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同日，英国对日本宣战。这两桩发生在凌晨的“不宣而战”的事件，导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英国、苏联的公开对抗。既然中国是日本的敌国，中国也就成了美、英、苏的盟友。
　　十二月八日凌晨，正在重庆郊区黄山乡别墅的蒋介石接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获知日军偷袭珍珠港，急急忙忙赶往重庆。上午八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蒋介石说：“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说来难以令人置信，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已有四年半时间，日军已经吞噬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蒋介石政府尚未对日正式宣战呢！直至此时，蒋介石政府才发表正式文告，对日、德两国宣战，即《对日宣战之文告》、《对德宣战之文告》。不过，蒋介石倒颇有头脑，建议中、美、英、苏四国在亚洲建立某种军事同盟会议。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美、英、苏驻华大使高思、卡尔、潘友新，把宣战书和建议书交给了他们。美国总统罗斯福热烈支持蒋介石的建议。美国正在与日本交战，很希望能把日本的主要兵力拖在中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不错。只是斯大林称正忙于对德作战，尚顾不上东线的日本——其实，那是因为苏联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答应不进犯西伯利亚一线。
　　既然是蒋介石建议，蒋介石也就充当东道主。十二月二十三日，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美国派出勃里特少将、马格鲁德少将，英国派出韦维尔元帅、邓尼思少将，中国派出何应钦、商震，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这是蒋介石第一回主持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中国第一次以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德、日、意三国，曰“法西斯轴心国”。既然德、日、意三国结盟，那么反对他们的国家势必也要结盟。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签订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是，这二十六个国家曰“盟国”，又称“反轴心国”。后来又有十九个国家加入这一统一战线。
　　在签署宣言时，四个领衔国放在最前面。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拟的草稿上，最初的四国顺序是美、中、苏、英，中国名列第二。后来才改成美、英、苏、中。虽说这么一来，中国名列第四，不管怎么排，蒋介石政府毕竟进入了“四强”之列，蒋介石也就进入了同盟国“四巨头”之列——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齐名了。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声望，猛然升高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是蒋介石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盟国第一最高区域统帅部成立。这一统帅部之下设中国战区，罗斯福提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
　　中国战区除中国外，还包括越南、泰国等。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上，这么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翌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表示“同意就斯职”，并决定设统帅部于重庆。为了表示对美国的感谢，蒋介石还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选美国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一月五日，蒋介石在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在他的《元月反省录》中，以欣慰的笔调写道：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英、美、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不久，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派出了他的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
　　自从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抗日也就变得积极。他以驻云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个军，组成远征军，开赴缅甸，协助英军抗日。这在国民党的作战史上是空前的。不过，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合作中，却常生芥蒂。原本，罗斯福总统遴选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可谓最佳人选。
　　史迪威比蒋介石年长五岁，高高的个子，一团头发像一顶船形帽似的戴在头上。他是美国佛罗里达人，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却居然能讲一口汉语，也认得中国的方块字。他给中国士兵训话时，会用汉语说起中国宋朝名将岳飞如何抗击入侵的金兵，也会讲越王勾践如何卧薪尝胆，终于复仇的故事……
　　史迪威能够成为“中国通”，是因为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来到中国，担任驻华美军的语言教官，特地取了“史迪威”这中文名字。他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后回国，后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再度来华，担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营长。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的抗战极其熟悉。这一回，是他第四次奉派来华，身份更高了。他向蒋介石报到时，逐一说明了自己的多项职务：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可是这位史迪威将军，天生傲慢，又天生尖刻。在蒋介石看来，他是统帅，史迪威不过是参谋长；在史迪威看来，他固然是参谋长，更是美国总统的代表。
　　史迪威要全权指挥那支在缅甸的国民党远征军，蒋介石却非要在重庆遥控指挥不可。史迪威骂蒋介石指挥无能，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越权。史迪威见到蒋介石的光头中间有一条棱，看上去像花生，便在背地里称蒋介石为“花生”，而把蒋介石手下那一大帮将领，称之为“一篮子花生”……
　　不管史迪威怎么奚落蒋介石，蒋介石毕竟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向来就主张“三个一”。最高统帅的头衔无疑大大提高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声誉。
　　宋美龄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抵美国。她在美国住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