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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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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庐,即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的侍从室。谈判桌上,双方僵持。谈判桌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频频交往,倒是客客气气:八月二十九日晚——蒋介石前往林园二号楼,探望毛泽东。
九月二日晚八时三十分——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并介绍毛泽东和国民党官员、参政员见面,内中有孙科、熊式辉、陈立夫、王云伍、白崇禧、翁文灏等,还有那位提出电邀毛泽东来渝的吴鼎昌。熊式辉、白崇禧则是曾与毛泽东在战场上多次较量的对手。宴罢,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林园进行第二次直接会谈。
九月四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庆祝胜利茶会。会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进行第三次直接会谈。
九月五日晚六时三十分——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在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出席招待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茶会,并同观京剧《穆桂英挂帅》。京剧由重庆厉家班演出。卜道明任总招待,蒋经国为副总招待。毛泽东对京剧饶有兴趣。茶话会开始时,蒋介石致欢迎词,毛泽东致答词。
九月十二日中午——蒋介石邀毛泽东共进午餐。午餐后,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第四次直接会谈。
九月十七日中午——毛泽东赴林园与蒋介石作第五次直接会谈,赫尔利在场。……除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国共两巨头作了五次直接会谈之外,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又进行了许多次会谈。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各方关注桂园“何先生”的行踪
国共双方的每一次会谈,国共双方均有记录在案。这记录分两种,一种是当场的速记,字迹显得潦草;另一种记录,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写在竖行红格花笺纸上,显而易见是经过整理誊抄,供各方内部传阅及存档用的。中共方面是由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整理的;国民党方面,则是由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档案馆存有中共方面的记录,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陈布雷卷宗内存有国民党方面的记录,在台湾则保存着国民党方面的另一份记录。
此外,还有一种奇特的记录,专记“何先生”每日的行踪。这种记录曰《情报日报》,每日呈送蒋介石。以下是《情报日报》的作者事后回忆的大致内容: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十八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十八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号上汽车,目送汽车走后,就慢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我们向老吴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门外,我们对何先生的安全很担心。老吴点头表示会意,没有答复。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时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三时半,何先生走到花园迎接一位坐小轿车的客人,好像是事先电话约定的。
五、下午五时,何先生赴某街某号访×××、×××,接着又赴某街某号访友,不知名。回到十八号后,不久即离去,老吴没有通知,我们没有随车护送。
内中的“十八号”,即重庆中山四路十八号,即桂园。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泽东;“老吴”则是毛泽东警卫副官朱学友的代号。透露这一内情的,是当年桂园的特别警卫班班长李介新。李介新,宪兵特务。当毛泽东移居桂园时,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少校组长杨香命李介新率一个班的宪兵特务,进驻桂园,据云是奉总裁之命。当然,蒋介石此举,也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毕竟是蒋介石请来的贵客。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重庆有个三长两短,那账总是要算在蒋介石头上的。
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也对李介新的上司、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作了如下吩咐:“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来重庆,他在渝期间的安全责任由驻防重庆市区的宪兵第三团负责,要照校长出来时的特别警卫那样采取保卫措施,以策安全。任务重大,你须特别注意,并准备少校官兵以备临时灵活使用。如果需要你亲自率领必要的官兵护卫毛先生时,由校长侍从室或宪兵司令部随时电话通知。”不过,蒋介石也很注意毛泽东的行踪,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写关于“何先生”的《情报日报》。起初,李介新为了弄清来访者的姓名,在传达室设立了会客登记簿。“老吴”发觉后,随即关照他取消会客登记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报日报》中写某男某女了。李介新的《情报日报》倒是一份可贵的实录,记载了当时毛泽东频繁的社会交往。毛泽东在山城,确实活动频繁,广泛接触各界名流。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到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中国青年党左舜生,国民党人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还有郭沫若、柳亚子等等,或宴请,或赴宴,或来访,或回访……很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张治中是其中一个。但张治中和蒋介石也有着深谊。
早在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之时,张治中便被蒋介石委任为军官团团长。北伐时,张治中担任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抗战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自一九三九年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成为蒋介石身边要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两度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谈判。虽说张治中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国共谈判中跟周恩来建立起友谊,对毛泽东颇为尊重。正因为这样,他才让出桂园给毛泽东居住。他又另派了自己的亲信、宪兵第一团团长蔡隆仁,保卫毛泽东。
于是,蔡隆仁常驻桂园。有一回,蔡隆仁在查哨时,路过曾家岩钱剑夫家。钱剑夫是他的同乡、同学,那时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蔡隆仁说起,毛泽东习惯于夜深工作,而且清早来桂园,喜欢外出散步,保卫工作不易做。
钱剑夫闻言,当即写了四句话:“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钱剑夫嘱,将此条子送交毛泽东。蔡隆仁不解其意。尤其是“伏莽”,应是“伏蟒”。钱剑夫却说,毛泽东自会明白其中含义。
蔡隆仁只得从命。奇怪,自从毛泽东看了此条,果然不再在清早出桂园散步!直到前些年,钱剑夫才说出其中奥秘。原来,《易经·同人》篇中有一句“伏戎于莽”。戎,即兵戎。莽,丛木。意思是小心有人暗伏草莽,施以兵戎。“堪虞”,即警惕。至于前两句则是陪衬。末句表达写条子者的期望。深谙古文的毛泽东,当然明白那条子的善意的提醒……不过,蒋介石毕竟做过软禁张学良之类不光彩的事。免不了,重庆传出消息,说是蒋介石欲软禁毛泽东,那消息有鼻子有眼,据云从蒋介石身边某某人那里传出,绝对可靠。自然,这消息不胫而走,传入冯玉祥、于右任的耳朵。他俩来了“反话正说”,给蒋介石打电话,说要请报界辟谣:蒋主席请毛泽东来重庆,为的是共商国是,天下皆知,如今居然有好事者造谣中伤,称蒋主席欲软禁毛泽东,纯系捕风捉影,子虚乌有……蒋介石一听,急了,连忙答道:“不必登报,不必登报。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中正为国为民之心,神人共知,请不必介意道听途说!”毛泽东呢?倒是坦然。他早在赴渝之前,便作了被囚以至被害的思想准备,并对刘少奇作了吩咐。不过,他却也料到这回蒋介石未必敢于对他下毒手。他外出,照样坐蒋介石拨给他的专车,由蒋介石所派的司机给他开车……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诗”引起的“《沁园春》热”
神烈峰头墓草青,
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说,
并世支那两列宁。
这首写于一九二九年的诗,作者为柳亚子。诗中的“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墓所在地。“支那”即中国。至于“两列宁”,据作者自云,是指孙中山和毛泽东。
当时,作者正在上海,知道毛泽东在湖南举起“赤帜”,却又忽闻毛泽东遭到不幸,写下这首七绝,表示悼念。
柳亚子,江苏吴江人氏,本名柳慰高,字亚子。他出自书香门第,十岁便能写诗,十四岁起在上海报纸上发表诗作。一九一二年一月,他曾应邀到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不过,他才做了三天,就不干了,书生意气的他,实在不习惯于官场。他依然忙于编报纸,写诗,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文化人。
一九二六年五月,柳亚子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初识毛泽东。他俩曾一起品茶论诗,很谈得来。这样,三年后,他听道路传闻,说毛泽东遇难,所以写下那首悼念之诗。后来,他从报上“剿共”消息中所称“朱毛匪徒”得知毛泽东依然在世,又于一九三二年写下怀念“毛郎”一诗:
平原门下亦寻常,
脱颖如何竞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
登坛旗鼓看毛郎。
这“毛郎”,指的便是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柳亚子迁居重庆。毛泽东前来重庆,自然使柳亚子欢欣鼓舞。九月二日清早,柳亚子应毛泽东之约,前往红岩见面。如同柳亚子后来所忆,“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颇为感慨的柳亚子,写下了《赠毛润之老友》一诗: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
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内中的“中山”,当指孙中山;“卡尔”,即“卡尔·马克思”。
这首诗,随即被重庆《新华日报》发表。
柳亚子那时正在完成亡友林庚白的遗愿,编一本《民国诗选》,希望收录毛泽东的一首诗。那时,毛泽东已写了几十首诗,但在国统区公开流传的只有一首,即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中引用的《七律·长征》。由于在传抄中,有几处明显的错字,柳亚子抄了一份,请毛泽东亲自改正,以收录《民国诗选》。
十月七日,毛泽东却抄了一首《沁园春·雪》给柳亚子。他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也许是考虑到正在重庆谈判,而《七律·长征》有着明显的反蒋意味——正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于是,毛泽东改寄《沁园春·雪》给柳亚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的这首词,据考证,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在长征途中,写于陕北清涧县袁家沟白治民家的窑洞里杜建国:《〈沁园春〉咏雪词写作经过》,《重庆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一九八二年版。
柳亚子深为毛泽东这首词的磅礴气势所感染,依毛泽东原韵,和了一首《沁园春》。
十月二十五日,柳亚子和画家尹瘦石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大厅,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展出柳亚子的《沁园春》。柳亚子的《沁园春》既是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顺理成章,也就公开展出了毛泽东的原作。这下子,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引起参观者莫大兴趣,传抄者甚众。
十一月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的《沁园春》,但没有发表毛泽东的原作。三天后,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首次刊载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引起了轰动。许多国统区读者,原先只知“毛匪”,这才头一回得悉,原来毛泽东写得一手好诗!这“土匪”,原本是“白面书生”呢!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乃是《西方夜谭》编者吴祖光的主意。那时,他从王昆仑那里,抄得毛泽东的词,便决定发表,用了《毛词·沁园春》为标题,只说是“毛润之”之作。
中国古有《毛诗》,相传乃西汉毛亨、毛苌所传。眼下,毛泽东的“毛诗”,一时间在山城广为流传。
蒋介石见毛泽东此词,问陈布雷:“照你看,真的是毛泽东写的?”
陈布雷沉默不语。
蒋介石明白,陈布雷这一表情,表明他确认那《沁园春·雪》是毛泽东手笔——陈布雷可以说是国民党方面读毛泽东文章最多、最细心的一个,深知毛泽东的文学功底。
“毛诗”,只不过一首《沁园春》而已,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论武,蒋介石可跟毛泽东较量一番;论文,蒋介石不能不略输一筹。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广泛影响,使蒋介石恼怒不已。他发动了对“毛诗”的“围剿”。一时间,和诗之风大盛。《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即原《扫荡报》)等,接连刊登词,词牌皆用《沁园春》,总是标明“步和润之兄”、“次毛韵”,或者干脆标上“和毛泽东韵”。现照号称“三湘词人”易君左的《再谱〈沁园春〉》:异说纷纭,民命仍悬,国本仍飘。痛青春不再,人生落落;黄流已决,天浪滔滔。邀得邻翁,重联杯酒,斗角钩心意气高。刚停战,任开诚布信,难制妖娆。
朱门绣户藏娇,令瘦影婆娑弄午腰。欲乍长羽毛,便思扑蹴;欠贪廪粟,犹肆牢骚。放下屠刀,归还完璧,朽木何曾不可雕。吾老矣,祝诸君“前进”,一品当朝。
除了刊登易君左这样“反其意而和之”的许多《沁园春》之外,还组织了一批批判“毛诗”的文章——火力集中于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帝王思想”。
直至一九八四年,从台湾出版的新书中,又透露了鲜为人知的当年秘闻:国民党曾暗中通知各地、各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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