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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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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高兴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你们定个时间吧！”李明想了想说：“明天晚上吧，我来，就在你的船上谈，清静些。”
第二天吃过晚饭，李明到了我的船上，文玉把船驾到一个僻静的河边，就和竹栖一起上岸去放哨。李明顺手把门带上了，我热情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问他要我说什么。他只是眼盯盯地看着我，有些心不在焉的。我又问了一句，他才像醒了过来，说：“你先谈谈个人历史吧！”
于是我就从华蓥山上谈起，一直说到在万县坐牢，每到伤情处，都禁不住眼浸浸的。可是越到后来，我怎么越是觉得他对我说的并不在意，一会儿给我散支烟，一会儿又给我倒杯水，后来干脆说：“你先别谈了，这么多我也记不清楚，你干脆给我写下来吧。”
我听了一愣，反问他：“都写吗？”
他说：“当然要都写，把你所有的关系包括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都给我写下来，一点都不能隐瞒。”我不说话了。他吐了一口烟，移过来说：“怎么，还信不过我吗？我知道你和林竹栖好，他那副傻眉傻眼的样子，能比得上我？”
我简直没想到他会这样，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李明见我不说话，胆子竟然大了起来，一张鬼脸凑近我说：“我晓得你也不容易，廖玉璧死了好几年了，你这么年轻轻地就做了寡妇，有个相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只是要注意影响哦……”
我只觉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猛地一下子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把这家伙吓坏了，往后一退，轰地绊倒了桌子，跌坐在船板上。竹栖在外面听见响动，连忙跑进来。我瞪了他一眼，大声对那姓李的喊道：“你给我出去！”
他没想到我会这样，也没想到竹栖就在外头，红着脸头也不敢抬，就跌跌绊绊地跑了。竹栖莫名其妙，转身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冷静了一下，才说：“我信不过他，他要我把所有的关系都写出来交给他，这怎么行。以前我们为这事吃够了苦头，牺牲了多少人，这都是血换来的教训，我不能忘记玉璧在遗书上叮嘱我的话。”
竹栖一听这话，跺着脚连连说：“诗姐，你这人怎么这样自高自大的？他可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能……”我再也忍不住了，冲着他说：“这种人都能代表组织？玉璧死了这么几年了，有谁敢在我面前说半句轻浮话？他李明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对我……你这个昏虫！”
竹栖听了，立在那里呆呆的，突然抡起拳头，照着自己的脑袋就是一拳。
夜深了，一弯冷月照着无语东流的长江，我和竹栖坐在船头上，谁也不说话。初春的清露如蒙蒙水雾一般撒落下来。竹栖进舱去拿了件衣服出来给我披上，长叹一声说：“诗姐，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说出来你不要生气。”我默默地看着涌动的江流，木雕一样没动。
他一下子变得结巴起来，半天才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俩能不能、能不能一起过？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作为玉璧的好朋友，我也应该……保护你，你一个人，太难。”我还是没动。
他急了，说：“诗姐，我知道，当初你在山上当着大家宣过誓，说你这一辈子都不结婚，可那是同志们怕你找到个不革命的外人，结了婚就不管大家了呀。我们打了这多年的交道了，难道我是那种不革命的人吗？难道同志们还信不过我吗？我们和大家一起，一起来完成玉璧留下来的事业，等到办起了农场，我们就把山上剩下的同志们都集中到那里去，一旦国民党要想打内战，我们就一起把队伍拉出去干。我们一起，把彬儿和宁君拉扯大，这才对得起玉璧……”我说：“你别说了，这不可能。”
竹栖立即像霜打了的茄子，低下头不开腔了。
我转过身来对着他，慢慢地说：“竹栖，你听我说，你要说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你是个好人，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你守在我的牢房门口，坐烂了三把扫帚，又千方百计救我出来，人非草木，这情意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可是我不能和你结婚，我现在不想和任何人结婚，我忘不了我的玉璧，真的，我忘不了他，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玉璧他时时都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了什么事情，我会默默地对他说，他也会在我的心里慢慢地对我讲，就像在生的时候一样。是的，我是在山上向大家宣过誓，那不是形式，是真心话。大家看在玉璧的份上，希望我能把这千斤重担挑起来，我不能辜负了大家。人不能言而无信，那么多同志都眼巴巴地在望着我，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法给大家说清楚。”
竹栖长叹一声，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流在心里。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说：“你别难过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患难朋友。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他没有看我，只是说：“你说吧。”
我说：“我倒是很喜欢一青这孩子，我们打个亲家吧。”竹栖这才抬起头来，苦笑了一下，算是认承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我和一青起身去了合川，把宁君从廉溪中学接了出来。宁君到底是孩子，和一青又说又笑的高兴得不得了。我看看一青，一脸得意的样子。
没几天，一青和竹栖又来找到我，说国民党的宪兵最近到怡康旅馆查号，对孟伉他们盘问了许久。大家怕出事，都转移了；竹栖他们也打算动身到江油去赶紧办事情，一有了消息，就会给我来信。
我带着宁君，和一青父子在重庆的邹容路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两个孩子的订婚照了。我把宁君送到了孩子剧团，又送走了父子俩，眼看着汽车消失在黄尘滚滚的公路尽头，我才发现这偌大个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
这时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重庆被日本人炸得厉害，警报一天到晚都在响，闹得人心惶惶的。可是生意总还得做，不然我们吃什么。眼看天气渐渐热了，我从武胜运了两万多床席子下来，刚准备码在牛角沱卖，就听说宁君在孩子剧团高烧高热的，害虐疾。我连忙到离重庆市中区五十里外的土主场，去把她接了出来，带到医院去看病。不料刚拿了药出来，还没走到我住的三合旅馆，警报就响了，我们母女俩赶快跑到一个防空洞躲起来。这个防空洞，又窄小又潮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看这势头不对，就让着人往里挤，带着宁君往洞口靠。宁君生病，一下子站不稳，就坐在了一口皮箱上。旁边一个烫着头抹着口红的女人恶狠狠地掀了她一把说：“起来起来，坐坏了里面的东西，你赔得起吗？”
正扯着，天上的飞机就轰轰地飞了过来，接着就丢炸弹，炸得到处都惊天动地的，一阵阵的烟雾夹着火光，腾空而起。防空洞里的人们一阵阵地惊叫，直往里面挤。我这时要往里挤也来不及了，正在着急，一枚炸弹就落到了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刹时昏天黑地的，只觉得石头渣子直往头上掉，一股呛人的热浪迎面扑来。有人一下子就倒在了我的身上，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等到飞机走了，我掀开倒在我身上的那个人，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是刚才那个恶狠狠的摩登女人，一块弹片削去了她的半边脸，脑花溅了我一身一背都是。我尽管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当时也吓得目瞪口呆的。
人们看见飞机走了，又一窝蜂地往外挤。我带着宁君正往河边跑，没想到警报又响了。一抬头，那飞机竟像蝗虫一般，好几十架！我赶紧带着宁君，又找了一个防空洞躲进去。宁君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抱着她，又找不到一滴水，只好把医院里开的药在自己嘴里干嚼了喂给她，让她吞下去。重庆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防空洞里人又多，闷得不得了。宁君一会冷一会热的，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往外冒，衣服都湿透了，头发沾成了一片片的。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会出什么事，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了，我背着女儿回到二合旅馆，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一个女人一边刨着碎砖头一边哭，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点像这旅馆的老板娘。
我背着宁君到了牛角沱，才发现我运来的席子，大都被人们拖去裹尸体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阵，什么也没说，转身又走，我得把宁君送回孩子剧团去，那里毕竟是乡下，那里有我们的组织管她。
我疲惫不堪地在街上走，一路上看到人们都拿着一卷卷的席子，在裹着路边的死人。好多的死人啊，都被炸得赤条条血淋淋的，有的孩子被炸成了两段，路边的树上挂着一些残缺的肢体，浓浓的血腥味混合着一团团黑烟四处飘荡。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都是哭声，都是寻爹叫儿的哭声，我一边走，一边流着泪，这是日寇在我们的国土上的罪行，被炸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亲如骨肉的同胞啊！
这就是当时惊震国内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在这之后，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死亡的人数简直无法统计。光是一九四○年六月的那次，被国民党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万人以上，被列为抗日战争中除了黄河决堤、长沙大火之后的第三大惨案。
这段时间，也是我艰难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玉璧死了，竹栖也不在我的身边，雷忠厚从万县回来之后，按照朱德同志的嘱咐，联络了不少倾向进步的军官朋友，可是不久他就因为奔劳过度，开始吐血，不久就病死在重庆。我一个人驾着船在渠河上往来，市面上物价飞涨，敌机轰炸又成了家常便饭，我的船好几次都被打烂在滩头上，不是我赔人家的货，就是人家赔我的货。我没有了亲人，也失去了几个最好的朋友。宁君到了孩子剧团之后，就随团到川北等地去演出。我心里挂着一双儿女，四处奔走，还得想办法解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同志的生活问题。而这其中最令我失落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有好几次，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走到了化龙桥的红岩村。我坐在一个小茶馆里远远看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一坐就是好半天。我知道，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南方局，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陪都来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许多的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一定都知道玉璧，知道在华蓥山战斗了整整十年，而且即将和红军会师的这支队伍。可是他们知道红军走后我们华蓥山区惨遭大屠杀的情况吗？知道玉璧牺牲后我们像无娘的孤儿在到处找党吗？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只要进了那座小楼，就会有了亲人，有了温暖，中央的领导和同志们都会围上来，听我的倾诉，安慰我，说一声：“联诗同志，你回家了……”
可是我一睁开眼睛，又只看见那座孤零零的小楼。对于长期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工作的我，小楼显得陌生而遥远。竹栖临走时告诉过我，南方局的秘密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同地区的同志不能同时开会见面，连吃饭也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来；还说党在国统区的方针已经确定为长期隐蔽，一般都不再发展或接转组织关系。而我已经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好几年、还坐过牢的普通党员，所有的朋友和同志都不在身边，人家中央的领导们凭什么给我接关系？一个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老党员这么唐突地闯进党的领导机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人家怀疑……
有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了小茶馆。我知道在这里，到处都是特务，很多人从小楼里一出来就被跟上，有的从此就没有了下落。我不怕死，可是我现在不能死，我的身后站着华蓥山那些铁汉一般的同志们，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天黑了，我在长街上踽踽独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好长好长。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由于我的过于谨慎，始终没能走进小楼，和正在寻找我们的南方局失之交臂。
一九四一年初，惊震全国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国民党对孩子剧团已经很注意了，郭沫若被迫离开了第三厅。陈诚想方设法要收编这个剧团，组织上只得秘密地将孩子们遣散。宁君哭哭啼啼地回到我身边，和我一起回了老家。
一回家，母亲就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竹栖来的。母亲还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有好几起人来找过我，母亲实在不知道我的确实地点，问他们的姓名又不说。我听了一下子坐在凳子上，心想该不是组织上派来找我的人吧？竹栖的信上只有两句话：“速来绵阳，有要事相商。”日期却落在半年之前。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事情有了着落。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可是我还是决定去。我知道竹栖是通了天的，他那里有组织关系，随便做点什么，都比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好。
半个月后，一青来了，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一直闷闷不乐的宁君一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他摆不完的龙门阵。晚上，亚彬挨着我，坐在油灯下，听他姐姐津津有味地说孩子剧团的那些小伙伴们。宁君说她们刚去的时候，到川北去演出，有一次几个女孩子坐在一家茶馆里，被好心的老板娘叫了进去，说：“你们这样舒舒气气的姑娘，怎么都穿草鞋呀？将来怎么好打发哟？”几个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的，说不好打发，我们就自己打发我们自己嘛。谁知出来，男孩子们一个个都不理她们，后来一个姓严的男孩子就在小组会上提意见，说她们不去向婆婆大嫂宣传抗日救国，反而谈怎么打发自己，真是好意思！
大家笑了一阵，宁君得意了，说：她在孩子剧团年纪虽小，可还总是受表扬。有一次在苍溪演出，她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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