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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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母亲康复出院了，师母你，却发觉肺部也有癌细胞和肿瘤。我一日一日的进出医院，总是笑着进去看你、抱你，出来时在电梯里痛哭。

我问护士小姐开肺的人事后麻醉过了痛不痛苦，护士诚实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大男人也要痛得在叫的。我又因为不能代你去痛而涌出了眼泪。

十天之后，你开脑再开肺，那个医院，好似再也走不出来。回想到因为我个人的忙碌，在你前几年健康情形尚好的时候，无法分出过多的时间给你而自责甚深。因为我知道你是那么渴望的与我相处，而我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开肺以后的一天，师母你突然跟我讲起蒋勋，那时他正去东海做了美术系主任，你说：“蒋勋是一个懂得美的人。”我欣喜你放开了数月与病的挣扎，说出了这样如同我们过去的谈话形式来，我以为你可能就此慢慢康复，而当时的我，却因工作和心理，里外相熬，已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有一阵，快二十天吧，我病倒了下来，不能睡、无法吃、止不住的痛哭、记忆力已丧失到无法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病引出了父亲、母亲的焦虑，而我，除了喊累之外，就是不能控制的大哭和想自杀。

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天师母你的孩子惠民打电话来，说师母你已昏迷，不能救了。

我撑着身子坐计程车去看你，你的手上还在打点滴，可是眼睛闭着，我轻轻的将脸贴在你的脸上，我的泪流在你的颊上，我喊你：“师母、师母。”你不回答我。护士小姐进来请我离开，我舍不得走，我抱着你，你没有动静，我跟你说：“师母，你怪过我这几天的不来看你吧？你一定在伤心我的不来，现在我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护士小姐强迫我走开，我再度亲亲你那依旧美丽的脸孔，哽着声音，向你说：“那么我们暂别了，师母，我的好朋友，这一条路，谁陪你去呢？”

出了病房，我坐在台大医院边门的石阶上埋头痛哭，想到你跟我那份不可解的友情，我实在是舍不下你那么孤孤单单的上路。

那个黄昏，我上车，计程车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发觉我的脑中又是一片空白，我不能记得父母家住在哪条街、哪条巷子。我在车中坐着流泪，讲不出要去的地名。我下车，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发觉自己的身体好似被一个灵魂附住了似的痛苦难当，我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我靠住一个电线杆呕吐，那时候，我记起了自己独住的家在什么地方，我喊了车子带我回去，在那份无以名之的痛苦之夜里，我的视力越来越朦胧，我一直全身发抖和抽筋，我等到天刚亮，挣扎着打电话去光启社给丁松青神父，说我病了，不要告诉我大病初愈的妈妈，不要大医院，请神父快给我找一个医生，因为我支持不下去了。

当我在那天终于因为精神极度衰弱而住进了医院的当时，正是师母你临终的时刻。我突然明白了死的滋味，因着我们在心灵上太相近太相亲，你濒死的挣扎，如同电波一般的弹入我的身体。我也几乎在那时死去。

你的火化，我没能去。你在台中的告别式，我不能有体力去参加。躺在病房里，我不肯讲话，只在催眠药的作用下不安的翻去又醒来。我的去年，真真实实与你一同走过死阴的幽谷，而我康复了，你，师母，你却永远的走了。

照片中的一块玉石，一抹血红的印章，是师母你留在世界上给我的纪念，睹物思人，还是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梦。你的走，到现在也不能被我所接受。我常常会等待，等待你在我的梦中出现，可是你不来。师母，现在的你是不是在我身边？如果你正在摸摸我的头发，我怎么没有感觉？我们的缘，来生再续下去，你必然愿意的，正如我心渴望的一般，我们来生再相见了，能吗？能吗？请你回答我啊——。

这篇文章，送给知我、爱我、疼我、惜我的江师母——杨淑惠女士。



擦鞋童

那个孩子不过七、八岁吧。提着一个小木箱，拖住我的腿不给人走路。

我笑看着他，问：“球鞋怎么能擦呢？你自己想一想？”我穿的，就是一双球鞋，而这个小孩子偏偏要替人擦皮鞋。那时我正在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小孩子不肯走，用眼泪攻势，不讲话，含着一眶泪死命缠住不放。

“我不理你哦。”我说，轻轻推开他就走。

他又追上来，像打橄榄球一般，往前一扑，又抱住了我的腿。

“再追就踢你了，没有礼貌的小孩子。”又讲了一句，可是语气根本不重，警告是重的。

“求求你。”孩子说。

我看了一下四周围上来的一群群擦鞋童，不敢掏钱只给这一个。这种被饥饿的人群包围的感觉很令人难过。常常，弄得自己吃顿普通的饭菜，都丢不掉那几百只在窗外观望的眼睛。

玻利维亚其实还算很好的，比较之下。

“孩子，我穿的是球鞋，你怎么擦嘛？”

说时，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不走了。那时，一个卖冰棒的小贩走过来，我买了好多只，分给四周的擦鞋儿童们吃，至于钱，就是不能给。

“那我擦你的鞋圈好了，求求你。”

“不讲理的孩子，你要多少钱呢？”

“一块美金。”他说。

我不再理他了，自己吃起冰棒来。

等着等着，眼看没有希望了，这个孩子望了我一眼，丢下一句话：“那你别走开哦，我马上回来。”

说完飞跑而去了。

再回来的时候，孩子跑得气喘喘的，斜背的擦鞋箱里，被他拿出来一只可以开合的小盒子。就是照片中那一个。

我“啊”了一声，接过手来，轻轻把那幢如同小教堂一般的盒子打开来。原先以为，里面必然是一座圣像或十字架，没有想到，躲藏在盒子里的居然是三个人正在观看一位斗牛士斗牛。

这样东西非常有趣。里面还有一个太阳呢。

“孩子，你要拿这个来卖给我吗？”我问。

那个孩子点了一下头，把擦鞋箱往身边一放，就蹲在我膝盖边。

“那你情愿擦鞋圈呢，还是情愿卖这个盒子给我呢？”我问。

“你怎么想？”小孩居然反问一句。

“我想——盒子比较好，你说呢？”

他立即笑了，笑时露出白白的门牙来。

“嗯，我还在想，这个盒子是你的吗？”

“我妈妈的，我爸爸的。”孩子自自在在的说。“好，那你带我去看你的妈妈。”我说。

“好。”孩子坦荡荡的说。

我们一起走了，我的手臂环在孩子的肩上。

走到几乎出了城，开始爬坡，在那海拔接近四千公尺的世界最高的首都，每走一步，都会喘的，因为不习惯。

爬了好高好高的斜坡，走到一个有着天井的大杂院，里面一个印地安妇人背着一个婴儿蹲在水龙头边洗衣服。见到她的儿子带了一个外地人来，这妇人立即站了起来，呆望着我，一双手不安的摸了摸粗粗的麻花辫子。我走上去，向她打招呼，问说：“是你的儿子吗？他要替我擦球鞋呢。”

那妇人很羞涩，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

“这个盒子，是你要卖出来的吗？”我又问。

妇人点点头，又点头。

我笑问她：“那你想要多少钱呢？”

她也说不出，憨憨厚厚的站在我身边，头低低的。

看着这一位印地安妇人，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似曾相识的温柔。掏出了口袋中的票子，塞在她手中，她呆在那儿，说不出什么话。

“那我谢谢你，小盒子就算买下了。”

再深看了那妇人一眼，我拉起她孩子的手，对他说：“走，我们赶着黄昏以前再进城去，这一回，你可不能弄错了，那些穿球鞋的游客，不必上去抱住脚了。”



印度手绣

前年吧，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报》举办了一次文学征文奖。同时，在颁发“金狮奖”的时候，邀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文作家去开会。我算敬陪末座，代表了台湾，同去的还有痖弦，我们的诗人。

对于开会，我的兴趣极少，可是去这么一趟，能够见到许多闻名已久的大作家，这就不同了。我喜欢看名人。初抵新加坡时，举办单位做事太细心，不但安排食宿，同时还很周到的交给每个与会的人一个信封，里面放了两百块新币，在当时，相当于一百美金，算做零用钱。这个所谓文学集会，在那几天内认真的开得如火如荼。这的确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大会。只怪我玩心太重，加上新加坡朋友也多。开会开得不敢缺席，可是我急切的想抽空跑出去街上玩。

就在一个不干我事的早晨，散文组部份没有会可开，我放弃了睡眠，催着好友李向，要他带我去印度店里去买东西。那一百块美金，因为忙碌，怎么也花不掉。

就在急急匆匆赶时间去土产店的那两小时里，我在一家印度店中发现了这一大块色彩惊人艳丽的手工挂毡。盯住它细看了十分钟，觉得不行——它太丰富了，细细的观看那一针一线，一年也看不够。

我还是盯住它发呆。李向在一旁说：“就买下了吧！”我没答腔。

美丽的东西不一定要拥有它。世上最美的东西还是人和建筑，我们能够一幢一幢房子去买吗？

“这不是房子。”李向说。

这不是房子，而且我不止只有那一百美金。可是我还是相当节制的。

店主人对我说：“你就买去了吧！店里一共只有两幅，这种挂毡手工太大，不会生产很多的。”

我试着杀价，店主说，便宜五块美金。这不算便室，可是我不会再杀，就买下了。

放在抽屉里好几年，一直不知道给它用在什么地方才叫合适；于是也不急——等它自己要出现时，大自然自有道理。过了三年整，我在台湾有了自己的房子，客厅壁上不挂字画，我想起这幅藏了好久的挂毡，顺手翻出来，用钉子把它钉上，就成了家中气氛最好的一角。

这幅东西来得自自然然，完全随缘而来，看着它，没有一点吃力的感觉。心里很快乐。



二十九颗彩石

一共是二十九颗彩色的石头，凑成了这条项链跟两副手镯。它们是锡做的，拿在手里相当轻，那一次一口气买了大约十多样，分送国内的朋友。它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得来却也并不容易。

在一堆杂乱货品的印度店里搜来的，地点在香港的街上。



橄榄树

这明明是一只孔雀，怎么叫它一棵树呢？

我想问问你，如果，如果有一天，你在以色列的一家餐馆里，听到那首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齐豫唱出来的——《橄榄树》；你，一个中国人，会是什么心情？以色列，有一家餐馆，就在放橄榄树这首歌。

当时，我不在那儿，在南美吧！在那个亚马逊河区的热带雨林中。

是我的朋友，那个，在另一张南美挂毡的照片故事中提到的朋友——他在以色列。是他，听到了我的歌。那时候，我猜，他眼眶差一点要发热，因为离开乡土那么远。

回来时，我们都回返自己的乡土时，我给了他一张秘鲁的挂毡。他，给了我一只以色列买来的孔雀。然后，把这个歌的故事，告诉了我。

一九八九年，如果还活着，我要去以色列。在那儿，两家犹太民族的家庭，正在等着我呢。



小船ＥＣＨＯ号

这只小船放在柜窗里，我每天去邮局，就会经过它。那时，住在大西洋中一个美丽的海岛上，叫做丹娜丽芙。那是先生第一次做“海边景观工程”，心情上非常愉快。我们的工程，是做出一大片人造海滩来，给游客多一个去处。

在那时候，我一直是扎辫子的。全十字港的店铺大半认得我，因为那一带可以说中国人是极少的。

有一天，又经过这家卖小木娃娃的商店，在里面逛着逛着，那位店员小姐突然说：“喂，你看，这个娃娃也绑辫子吔。跟你好像。”

我一把将娃娃拿起来，看见船底贴着一小片金色纸，上面写着：“ＭＡＤＥＩＮＴＡＩＷＡＮ”。发觉是自己故乡来的东西，这才笑着说：“真的很像。”

那天晚上吃饭，我就去跟先生讲这个划船的娃娃，又讲了什么台湾、什么外销、什么东、什么西的，胡闹讲了好一些闲话，就去床上看书去了。

那一阵我正热心学做蛋糕，每天下午烤一个出来，自己怕胖不吃，是做来给先生下班吃的。

每天做出不同的蛋糕，变来变去，先生很幸福的样子，每次都吃得光光的。

就在我讲了那个娃娃船没几天以后，照例在下午去开烤箱，那个烤箱里，稳稳的坐着这条船。我抓起来一看，那个娃娃的脚底给画上了圆点点，小船边是先生工工整整的字迹，写着——一九七八—ＥＣＨＯ号。

我笑着笑着，用手使劲揉面粉，再跑到教我做蛋糕的比利时老太太家去，借了一个鱼形图案的模子来。

那一天，先生下班回来时，我也不说什么，低头去穿鞋子，说要一个人去散步啦！

那个饭桌上，留着一条好大的鱼形蛋糕，旁边的ＥＣＨＯ号静静的泊着。

等我从图书馆借了书再走回家时，先生睁大了眼睛对我说：“了不得，这艘小船，钓上来好大一条甜鱼，里面还存着新鲜奶油呢。”



飞镖

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寡妇，辛辛苦苦守节，将几个孩子抚养长大。她，当然也因此老了。

在她晚年的时候，说起往事来，这个寡妇向孩子们展示了一百枚铜钱。说，这些铜板，每天深夜里被她散撒在房间的床下和地上，而她，趴着，一枚一枚的再把它们从每一个角落里捡回来。就这样，一个一个长夜啊，消磨在这份忍耐的磨练里，直到老去。

以上这个故事，偶尔有朋友来家中时，我都讲给他们听。然后，指着那个飞镖盘，以及那一支一支完全被射中在正中心的飞镖，不再说什么，请他们自己去联想。

就因为我先讲那一百枚铜钱，再讲这个飞镖，一般人的脸上，总流露出一丝不忍，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份怜悯——对我的那一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