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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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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将这三个铃，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的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帐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这两只铃铛，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奈及利亚工人换来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唯一心爱的宝贝，为了使妻子快乐，换取了那副铃。那是一把好刀，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
有一年，我回台湾来教书，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之后，把那两只奈及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用红线穿在一起。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我的家，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却有了声音，而那声音里，唱的是：“我爱着你。”
至于左边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而今的土产、礼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而我的乡愁，经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却觉得，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那份沧桑，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的泥土就可以弥补，倒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还是锁住了
之一
这张图上的手环在右边，环上写着“居家平安”，也可以念成“安平家居”、“平家居安”和“家居安平”。特别喜欢有文字刻着的饰物，更喜欢这只手镯。是作家徐讦先生的女儿尹白送给我的。常常想念这一对父女，尹白现在旧金山，许多年不见了，只是她给的话，总在环上。
又是两个中国锁，紧邻手环旁边那只是作家农妇孙淡宁女士在香港机场挂在我颈上的，锁用红线扎着。几年后线断了。后来西班牙二哥夏米叶去加纳利岛上看我，我叫他用这个锁再穿一串项链出来，那时我的先生已逝，我们坐在黄昏的海滩上穿珠子，轻轻的说着往事和再也听不厌的有关他们兄弟之间的童年琐事。穿穿拆拆弄出了这条锁链，二哥给我戴上，第二天他就坐船走了。这条链子也是不常戴的，可是锁进很多东西，包括穿珠子时落日照耀在大海上的余晖还有我们说过的话。
之二
在香港的一间古饰店里，看到三串银锁。我看中的那串在现在图片里靠近那串三角形细银链的旁边。
它是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的，想看，店员小姐开了柜子放在我手中，价格也就看清楚了。对我来说，花太多的钱去买一样心爱的东西只为着给自己欣赏，是舍不得的——除非它不贵。可惜它是贵的。但是我口袋里也不是没有钱。我把玩了一会儿，谢了店内小姐，转去看另一个柜窗，当时便买下了两片彩陶包银片的坠子，就是照片中后来用细银链穿成三角形的那两块小东西。银链是意大利的。回过来再说这条锁项链，中间刻着“长命百岁”的这串。
买好了小东西，心中仍然牵挂它，想在离去之前再看一眼才走，可是它偏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店内另有两位西方太太，我猜这一转身，锁是被她们买去了。问店员小姐，她说：“卖掉罗！”
当天陪我上街的是两位香港的好朋友，倪匡与金庸的太太。
听到锁卖了，我的脸上大概露出了一丝怅然，虽然并没有打算买的。那时金庸的太太笑出来了，也跟着说：“卖掉罗！”倪匡太太也在笑，我也不懂。
逛街后我回旅馆，下车时ＭＡＹ交给我一个小口袋，回房打开来一看，呀，我看的锁就躺在里面，那一霎的滋味真是复杂。很感激她们对我的友爱，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真是高兴由这种方式下得来的意外惊喜。
以后常常戴它，如果有人问，就说是金庸太太ＭＡＹ用这种法子买给我的，它的里面又加上了其他的含意，十分珍爱它，也常常想念这两位好朋友。
小丁神父的女人
我的好朋友丁松青神父和我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我什么都跟他讲。
在台湾，保存我秘密最多的人，大概就算他了。他是神父，我对他讲话，算做告解的一种，他必须为我保密的。其实说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一些红尘心事而已。偶尔见面一次，讲个够，就再见。这一再见，可以三五月不通消息，一年半载都不见了。
照片上的女人——裸女，是神父在《刹那时光》那本书中的生活背景下做出来的雕塑。那时，他——我喊他巴瑞，正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念艺术。课堂中他必须要学雕塑和油画。
等到巴瑞学成归来——他的第二故乡台湾时，我们见过一次面，他拿出许多作品的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座圣母马利亚的塑像被他做得纯净极了，我一直怪他不把实品带回台湾来，巴瑞说那太重了，没法子带的啦。在那一大堆照片中，并没有这座裸女。
那次我们在清泉见面不久，就轮到我去美国了，也是去加州。当然，特为去了一次圣地亚哥，去探望丁妈妈。
在那次探亲的最后一天，丁妈妈说，孩子有信来，说有一件雕塑被指定送给了我，可以带走。
我跟着丁妈妈走过一面一面挂满了画的墙，一直走到巴瑞的房间去，他的雕塑都放在一起。
“ＥＣＨＯ，你还是快把这个裸体女人拿走吧，人家来看了，知道是巴瑞做的，我就窘得不得了，真是难堪。”丁妈妈说这话时把双手捧住脸。又在大窘。
我的小行李袋中装不下这座塑像，丁妈妈找出了好大一个长形的尼龙背包，我们用旧布把她当心的包扎好，就由我右肩背着去上飞机。
去机场时，是巴瑞的墨西哥朋友法兰西斯用车来载我的。当他看见我把那么沉重的一个大袋子抱上车时，他立即问丁妈妈：“ＥＣＨＯ拿去的是什么？”丁妈妈平平淡淡的讲：“巴瑞送给她一件雕塑。”
在那一秒钟里，法兰西斯愣了一下，只这么电光石火的一愣，我立刻感觉到了他的意外和吃惊，除了这些之外，我晓得他心里很有些不自在。就那么一下，我们突然有了距离。
我心里想：这明明是巴瑞指定要送给我的，法兰西斯你干什么不痛快呢？
丁妈妈和我几乎也在同时，交换了一个眼神，妈妈真不含糊，她立即明白了法兰西斯和我之间那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我们三个笑笑的，装成没事一般。
没几个星期，我回到了台湾。塑像太重了，被留在朋友家。又过了没两个月，再度飞去美国，去了半年，重返台湾，塑像因为必须用手抱回来，当时我身体情况不好，抱不动她。巴瑞好像有些失望，他只问了一次塑像的事，我答应他，第三次去美国时一定会跟回来的，我一直保证他。
有一天巴瑞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加州洛杉矶那边有位美国神父来台湾，可以替我去朋友家拿塑像，一路抱过来。我说：“那他怎么过海关呢？一个神父抱了一个裸体女人进台湾他窘不窘？”
神父说没有关系。我说不必。反正又要再去美国了，如果第三次赴美，还抱不动这个女人，那也别回来算了。很喜欢这个裸女，尤其是因为她没有被法兰西斯抢去，我就更爱她。
回到台湾时，那第三次的归来——我迫不及待的打电话给巴瑞，告诉他；塑像终于来啦！一路都躺在我的膝盖上给抱着的，只差没给她系上安全带再加上买一张机票了。
一直担心海关不给裸女进来，想，如果他们要说话，我就一口咬定是神父做的。
巴瑞由清泉来了台北，知道他要来，把一盏灯开了，照着神父的女人，等着他。
“你看——”我向进门的巴瑞大叫，快乐的指向他的作品，那一刻，真是说不出有多欢喜。
“哦！”神父应了一声，鞋子也忘了脱，大步往他久别了的裸女走去。然后，两个人一同蹲下身来看她，后来干脆坐到地板上去了。
“我觉得，腰部微微扭曲的地方做得好，肩和脖子部分也不错，就是左胸，差了一点点，你怎么说？”我问巴瑞。“做这个像的时候我都快窘死了，一直不敢细看那个模特儿，嗳——。”
“那你就去看呀！不看怎么做？”我大奇。
“我就是不敢看她嘛！”神父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口气好无辜的。
“我老师说，你塑这个胸部的时候，要想，想，这是一个饱满的乳房，里面充满了乳汁——。”神父又说。“当然要这么想罗！不然你怎么想？”我问。
“我——”
“怎么——你讲嘛！”我盯住巴瑞。
“我太羞了。”
“你是害羞的，可是那是艺术课呀——老兄！”“我把那个胸部，看成了装水的气球。”
我说，小丁神父和我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可是有些事情，因为不是话说得明白的，我们就有分有寸的不谈。神父被迫去做了一个裸女雕塑，他还是不想保留，将她交付了我。从那次以后，每当我在街上看见气球的时候，想的偏偏是一个乳房，每想到这里时，就算是一个人在街上走着，都会像疯子一样突然大笑起来。
注：这篇文章和照片，是经过神父同意才写出来的，谢谢。
第一套百科全书
不知为何这一期刊登的宝贝，在许多照片中抽出来的，都是生命中所包含的“第一次”。算做是巧合吧，那也未免太巧了，因为真的是随手抽来就写的。
照片中的那套《百科全书》的确是我心爱的宝贝。回台湾来时，用磅秤试了一下，十二大册，总重二十九公斤。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那时因为西属撒哈拉被摩洛哥占去，境内的西班牙人——不算军队，大约两千人吧，都因此离开了。
我们：先生和我，也告别了沙漠，飞到沙漠对岸的加纳利群岛去找事。而我们一时里找不到事情，只好动用一笔遣散费在生活。
失业中的日子，在心情上是越来越焦虑的，我们发出了无数求职的信给世界各地的潜水工程机构，包括台湾。也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先生，信中说：荷西是中国女婿，想在台湾找一份潜水的工作，待遇不计。蒋先生回了信，真的，说——很抱歉，一时没有工作给他。
那一阵我们住在一幢租来的小房子里，在海边。也是那一阵，荷西与我常常因为求职的信没有下文，心情悲愁而暗淡。两个人常常失眠，黑暗中拉着手躺着，彼此不说话。
那一阵，我拚命写稿，稿费来了，荷西就会难过，不肯我用在付房租和伙食上。
也是那一次失业，造成了我们夫妇一天只吃一顿饭的习惯，至今改不过来。
就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全社区的人，不是在睡午觉就是到海滩上去晒太阳、吹风时，寂静如死的街道上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就因为太安静了，我们听得清楚。
有人拉着小花园门口我们扎在木头栅子上的铜铃，请求开门。
我穿着一条家居短裤，光着脚跑出去看看来人会是谁。那时候，初抵一个陌生的岛屿，我们的朋友不多。
门外一个西装笔挺的青年人，身上背着好大好大一个帆布旅行包，热得满脸都是汗，脸被太阳晒得通红的，就站着等我。
他很害羞的讲了一声“午安”，我也回了他一句“午安”。一看那个样子，应当是个推销员。
荷西慢吞吞的走出来，向来人说了一声：“天热，请进来喝杯啤酒吧，我们刚好还剩两罐。”
我们明知自己心软，推销员不好缠，可是为着他那副样子，还是忍不下心来将他打发掉。
进了门，在客厅坐下来时，那个旅行包被这位陌生人好小心的放在地上，看他的姿势，就晓得重得不得了。我们喝着啤酒，荷西与我同喝一罐，他，一个人一罐，就没有了。
谈话中知道他才做了三天的推销员——卖百科全书，没有汽车，坐公车来到这个有着两百家左右居民的社区，来试他的运气。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海边叫‘小瑞典’吗？你在这些退休来的北欧人里卖西班牙文百科全书？”我啃着指甲问他。
那位推销员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只晓得有人住着，就来了。
“全岛的人都知道的呀！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奇怪的说。那个人咳了一下，好像开始要讲很长的故事，最后才说：“唉！我是对面西属撒哈拉过来的，在那边住了快十五年，我父母是军人，派到那边去，现在撤退到这个岛上来，我们是完全陌生的，所以——所以——我只有出来卖书。”
一听见这位西班牙人也是沙漠过来的，我尖叫起来，叫着：“你住阿雍吗？哪个区？城里还是城外？你在那边见过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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