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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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

“他们人真他妈的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

“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看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滚落下来。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都卧倒了。

有人压在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枪，伸向门口。保尔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转了过去。

射击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了寒。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无价之宝……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

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铁轨同样的压力。

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第四班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组织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为此，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照看，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们缴他的枪，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要我们这么干的。这小伙子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把情况如实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把门窗卸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一定会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审。最好你们先下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运走。站长不上告，就算没事了。’于是我们照他说的办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又补充说：“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可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