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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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真狡猾。”他无力地笑了笑。

百花盛开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已经康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有一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个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这儿怎么有个坑？”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诺城下，一颗三吋炮弹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你是怎么走路的？没什么影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来钟头，接着又继续骑马了。这是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坑。

“亲爱的，这可是非常讨厌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欢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别再发作了。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的娘家，斯捷莎年纪不大，长得很丑。她家是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肮脏的小院子里，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跑着玩。

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鼻子，一面问：“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妈妈可厉害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子，在灶边忙着。她冷冷地瞧了保尔一眼，让保尔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丁当乱响。

两个留短辫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不赞成。他是个血统工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跟相处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断绝了关系，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从机车库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此，他观察着弟弟，看他对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兄弟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焦姆不让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

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还很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过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就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不满意地嘟哝着：“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鬼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摘下脖子上的披巾，斜眼看着客人，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带愁容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小声说。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猪鬃，两只赤脚拼命踢它，高声吆喝着，弄得那只猪团团打转，哼哼乱叫。

“驾！驾！走啊，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孩子满院乱跑，想把他甩下来，可是那个斜眼的调皮鬼却骑得很稳当。

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我叫你骑，摔不死你！快下来，你怎么不瘟死呢！给我滚开！你这小疯子。”

那只猪到底把骑手甩下来了。老太婆满意了，她又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满脸虔诚的样子，继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

男孩哭哭啼啼，满脸泪痕，走到门口，用袖子揩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妈妈呀——我要奶渣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斜眼鬼，连祷告也不让我做。狗崽子，我这就让你吃个够！……”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男孩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那两个女孩子在炉灶后面扑哧一声，偷偷地笑了。

老太婆又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户探出头来。她在监视他。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儿来了？现在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给他生一个孩子，他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的工作也会丢掉。可我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走在小城阒无人迹的街道上，悒悒不乐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他又高兴了。那个大城市的雄伟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汽车的喇叭声都使他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和熏黑了的车间，机器，还有那滑轮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保尔漫步街头，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怅惘。难怪保尔觉得这个小城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连白天出去散散步，都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说，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妇跟前走过的时候，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这样议论：“瞧，姐妹们，哪儿来的这么个丑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那件皮上衣倒挺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跟这些早就一刀两断，对他来说，那个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了。那里有朝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有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矗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寂静而冷清。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她很难过。保尔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流泪。

“保夫鲁沙，你别走啦，行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了。那个城市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这儿一样可以过日子嘛。是不是看中了哪个短尾巴的小鹌鹑了？唉！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焦姆成亲，一句话也没说。你呢，更不用说了。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妈妈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简单衣物装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妈妈，那儿没有什么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那么说，我不也成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得笑起来。

“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什么，你说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的日子长不了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将来你们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国家可暖和了，就在海边上。那儿根本没有冬天，妈妈。我们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住过的宫殿里，让你们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个样子，脾气特别古怪。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条腿。胸口倒是戴上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挂在丝带上的两个五十戈比银币，可是到后来老头还是穷死了。他性格可倔强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他关了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怎么啦？妈妈，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有那种轻飘大胆的旋律和豪放不羁的花腔，也不再有曾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调。现在他奏得更和谐，仍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

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

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