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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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保尔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银光闪耀的喷水池，爬满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穿着白色疗养服或者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他的姓名，把他领到拐角上的一座房子里。房间很宽敞，床上铺着洁白耀眼的床单，到处一尘不染，寂静异常。保尔到浴室洗去旅途的劳顿，换了衣服，径直朝海滨跑去。

眼前是深蓝色的大海，它庄严而宁静，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之中；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透过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他深深地吸着爽心清肺的海风，眼睛凝视着伟大而安宁的沧海，久久不愿移开。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第七章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存在主义创始人。胡塞尔的学生。曾先后在马堡大学、弗赖，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