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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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怕碰见冬妮亚的母亲，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

阿尔焦姆走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靠保尔的工钱是不够开销的。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决定同保尔商量一下，看她要不要出去找点活做，恰好列辛斯基家要雇用一个厨娘。可是保尔坚决不同意。

“不行，妈。我可以再找一份活干。锯木厂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到那儿去干半天，就够咱俩花的了。你别出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他准得埋怨我，说我不想办法，还让妈去受累。”

母亲向他说明一定要出去做工的道理，但是保尔执意不肯，母亲也就只好作罢。

第二天，保尔就到锯木厂去做工了。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晾干。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利绍夫。

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收入相当不坏。他白天在锯木厂做工，晚上再到发电厂去。

过了十天，保尔领回了工钱。他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请求说：“妈，给我买件布衬衫吧，蓝的，就像去年穿的那件一样，你还记得吗？用一半工钱就够了。往后我再去挣，你别担心。

你看，我身上这件太旧了。”保尔这样解释着，好像很过意不去似的。

“是啊，保夫鲁沙，是得买了。我今天去买布，明天就给你做上。可不是，你连一件新衬衫都没有。”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

保尔在理发馆门口站住了。他摸了摸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看见有人进来，就习惯地朝椅子点了点头，说：“请坐。”

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副慌张不安的面孔。

“理分头吗？”理发师问。

“是的。啊，不。我是说，这么大致剪一剪就行。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保尔说不明白，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明白了。”理发师笑了。

一刻钟以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不堪地走出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理得整整齐齐的了。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叫理发师花了不少工夫，最后，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变得服服帖帖的了。

保尔在街上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把帽子拉低一些。

“妈看见了，会说什么呢？”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冬妮亚很不高兴。

“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她恼恨地想。但是保尔一连好几天没有露面，她却又开始感到寂寞无聊了。

这天她正要出去散步，母亲推开她的房门，说：“冬妮亚，有客人找你。让他进来吗？”

门口站的是保尔，冬妮亚一开始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他穿着一身新衣服，蓝衬衫，黑裤子，皮靴也擦得亮亮的。再有，冬妮亚一眼就看到，他理了发，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一句话，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

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但是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窘，不愿意再让他难堪，就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怎么没来找我去钓鱼呢？您就是这样守信用的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锯木厂干活，脱不开身。”

他没好意思说，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这些天干活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她对保尔的恼怒顷刻烟消云散了。

“走，咱们到池边去散步吧！”她提议说。他们穿过花园，上了大路。

保尔已经把冬妮亚当作自己的好朋友，把那件最大的秘密——从德国中尉那里偷了一支手枪的事，也告诉了她。他还约她过几天一起到树林深处去放枪。

“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保尔不知不觉把“您”改成了“你”。

“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冬妮亚庄严地保证说。

第四章

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屋顶上的雨水刷刷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惊慌地东摇西晃，树枝不时撞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多次抬起头来，谛听着是不是有人敲门。她终于明白，这不过是风在捣乱，于是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后一页，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塔妮亚：我父亲的助手偶然路过基辅，我请他捎这封信给你。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别见怪。

眼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全都乱糟糟的，思绪也理不出来。即便有心思写信，邮路又不通，也没有人捎。

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七年级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了。

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同学也没有。

跟前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高傲自大的蠢女孩。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我原先以为，我对这个小锅炉工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昙花一现的恋情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可我想错了，塔妮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个都还很稚嫩，年龄加起来才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反正不是逢场作戏。

如今，在这淫雨连绵、泥泞遍地的深秋季节，在这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邋里邋遢的小火夫的突发之情竟充满了我的全部身心，装点着周围灰蒙蒙一片的生活。

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我熟悉的那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别具一格的生活见解，没有一个。而我和他的友谊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也因为我异想天开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没要了他的小命。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一座悬崖上，这是我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会生出来一个再考验他一次的念头。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一俄丈等于２．１３４米。——译者］高。我简直疯了，对他说：“你不敢跳下去，你害怕。”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活见鬼！干吗，我的命不值钱哪？谁活得不耐烦，他跳就是了。”

我这样挑逗他，他以为是开玩笑。别看我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敢做的，也就是打个架啦，冒个险啦，偷支手枪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真正要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他还谈不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干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事。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检验他一下，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觉得太有意思了，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真是男子汉，想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深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讶不已，凝视了我片刻。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这种考验。

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冬妮亚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正说着，有一群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他们俩看见，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却是怀着满腔的仇恨瞧着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他们还没有力量对抗“乌克兰独立运动”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只有当浴血奋战的红军部队击退佩特留拉匪帮的围攻，从这一带路过，像楔子一样插进城里的时候，工人们才活跃起来。亲爱的红旗只在市参议会房顶上飘扬一两天，部队一撤，黑暗又重新降临了。

现在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的“荣耀和骄傲”戈卢勃上校。昨天他那支两千个亡命徒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城。

上校老爷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他还是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子，里边穿的是切尔克斯长袍，佩着全副武装：有短剑，有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城里唯一的剧院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过去的管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一帮小市民，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党徒。

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女教师、神甫的女儿和小市民太太们穿着鲜艳的乌克兰绣花民族服装，戴着珠光宝气的项链，饰着五彩缤纷的飘带。她们周围是一群响着马刺的军官。这些军官活像古画上的扎波罗什哥萨克。

军乐队奏着乐曲。舞台上正在忙乱地准备演出《纳扎尔·斯托多利亚》。

但是没有电。事情报告到司令部上校老爷那里。上校老爷正打算光临今天的晚会，为晚会锦上添花。他听了副官（此人原是沙皇陆军少尉，姓波良采夫，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哥萨克少尉帕利亚内查）的报告以后，漫不经心但又威风凛凛地下命令说：“电灯一定要亮。你就是掉了脑袋，也要给我找到电工，立即发电。”

“是，上校大人。”

帕利亚内查少尉并没有掉脑袋，他找到了电工。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两个士兵押着保尔来到发电厂。电工和机务员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找来的。

帕利亚内查指着一根铁梁，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要是到七点钟电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在这里！”

这个简短的命令奏了效。到了指定的时间，电灯果然亮了。

当上校老爷带着他的情人到达剧场的时候，晚会进入了高潮。上校的情人是一个胸部丰满、长着浅褐色头发的姑娘，是上校的房东、酒店老板的女儿。

酒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