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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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真理：“一位公民的自由在另一位公民的自由的开始处结束。”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归纳了人与人关系的全部内容。国民公会宣布贫穷是神圣的；残疾是神圣的——盲人和聋哑人由国家收养；未婚母亲的生育是神圣的——国民公会安慰她们，使她们振作起来；儿童是神圣的——孤儿由祖国抚养；清白无辜是神圣的——对无罪释放的被告赔偿损失。国民公会谴责贩卖黑人，废除奴隶制。它宣告公民团结，颁布义务教育法，在巴黎建立师范学校，在省会建立中心学校，在市镇建立小学。它创立了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确立了统一的法典、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十进制。它建立了法国财政，以公共信贷取代了帝制下的长期破产。它为交流提供了电报，为老年人提供了养老院，为病人提供了干净的医院，为教育提供了综合工科学校，为科学提供了经度研究室，为人类精神提供了科学院。国民公会既有国家性，也有世界性。它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令，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政治，三分之二涉及人类。它宣布普遍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觉悟是法律的基础。而这一切，废除奴隶制、宣扬友爱、保护人类、匡正人心、将劳动法则变为权利，使之不再是难以承受的，而是有益的、巩固国家资产、教育儿童和救济儿童、宣扬文艺和科学、在所有的顶峰点燃光明、援助一切困苦者、宣布一切原则，国民公会做了这一切，虽然它腹中有旺代这条七头蛇，肩上有国王们这群老虎。（十）

庞大的场所。这里有一切典型：人、非人、超人。这是由众多对抗组成的史诗。吉奥坦回避大卫，巴齐尔侮辱夏博，加代嘲笑圣茹斯特，韦尔尼奥蔑视丹东，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比佐揭发平等，尚邦斥责帕什，所有的人都憎恶马拉。此外还有许多人！阿尔蒙维尔，他开会时戴红色无檐帽，因此绰号是红色无檐帽，他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然而，为了保持平衡，他希望“在将路易十六斩首后，将罗伯斯比尔斯首”；马西厄，他是仁慈的拉穆雷特主教的同事和复制品，这位主教的名字令人想到轻浮的爱情①；莫尔比昂的勒阿尔迪，他对布列塔尼的教士们痛加斥责；巴雷尔，他依附多数派，路易十六出庭受审时，他是议长，他与帕梅拉的关系就等于卢韦与治多伊斯卡的关系；多努，他是奥拉托利会会员，曾说：“要争取时间”；迪布瓦一克朗塞，马拉曾对他耳语密谈；德·夏托纳夫俱爵、拉克洛、埃罗·德·塞谢尔，当昂里奥高呼：“炮手们，各就各位”时，埃罗·德·塞谢尔后退了；于连，他把山岳派比作塞尔莫皮尔②战役；加蒙，他希望为妇女保留一个专用席；拉卢瓦，他在会上赞扬主教戈贝尔，因为戈贝尔来到国民公会摘下主教帽，戴上红色无檐帽；勒孔特，他喊道：“看谁先还俗”；费罗，他的人头曾受到布瓦西一当格拉的敬礼，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问题：布瓦西一当格拉是向人头还是向矛枪致敬？是向牺牲品还是向凶手致敬？还有迪普拉两兄弟，一个是山岳派，一个是吉伦特派，他们像谢尼埃兄弟一样相互仇恨。

从这个讲台上发出了许多令人眩晕的话语，言者也许无意，但话语有时像革命的预言，在它们以后，事实仿佛突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似乎对刚刚听见的话不以为然；事实似乎对话语感到气恼；灾难忿忿而来，仿佛被话语激怒了，这就好比是在山上一说话就能引起雪崩。多一个字就会引起倒坍。如果没有说话，事情就不会发生。有时事件好似具有暴躁易怒的性格。

伊丽莎白③夫人就是这样掉脑袋的，出于演说者的话所引起的误解——

①拉穆雷特Lamourette与轻浮爱情l'amourtte同音。

②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役，波斯人大胜斯巴达人。

③即路易十六的妹妹。

在国民公会，语言的放肆无度是理所当然的。在辩论中，威胁恫吓满天飞，而且相互碰撞，好比是大火中的火星。佩西翁：“罗伯斯比尔，说正题！”罗伯斯比尔：“正题就是你，佩西翁，我这就说，你等着吧。”一个声音喊道：“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死了就再没有巴黎了，巴黎死了就再没有共和国了。”比佑－瓦雷恩站起来说：“我们要……”巴雷尔打断了他：“你的口气像国王……”有一天菲利波说：“有人向我拔出了枪。”奥杜安说：“议长，你叫凶手遵守秩序。”议长说：“等一等。”帕尼说：“议长我请你遵守秩序。”人们哄堂大笑。勒库安特说：“尚德布的本堂神甫状告主教福谢，因为主教不许他结婚。”一个声音说：“我就不明白，既然福谢有情妇，为什么不许别人娶老婆。”另一个声音说：“神甫，娶老婆吧！”观众也参加对话。他们对大会以亲密的“你”相称。有一大，代表吕昂走上讲台，他的屁股这半边比那半边大得多。一位旁听者喊道：“朝右边转过来呀，你不是有大卫式的半边屁股吗①？”人民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和国民公会说话。然而有一次，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在一片嘈杂中，议长下令逮捕了一位阻碍发言的观众——

①吕昂及大卫均为山岳派。大卫的画作中有相当现实主义的裸体画。

有一天——老比奥纳罗蒂是这次会议的见证人——罗伯斯比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有时死盯住丹东——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眼瞧着丹东——这更糟糕。他用密集的火力猛击丹东，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了许多充满杀气的话：“我知道谁是阴谋家，我知道谁行贿，谁受贿，我知道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他们听见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盯住他们。让他们瞧瞧自己头上吧，那里有法律的利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良心吧，那里有他们的耻辱。他们得小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后，丹东脸朝天花板，眯着眼睛，一支手臂从椅背上垂下，整个身体向后仰，哼哼道：

卡代·鲁塞尔②夸夸其谈

不长的话就叫短诗——

②一七九二年流行于革命军中的民歌。

于是诅咒铺天盖地而来：“阴谋家！”“凶手！”“恶棍！”“捣乱分子！”“温和派！”人们对着布鲁多的胸像相互揭露。斥责、辱骂、挑衅。双方怒目而视，挥舞拳头，露出短枪和匕首。讲台上火光熊熊。有些人慷慨陈词，仿佛背后是断头台。人头起伏摆动，既惊恐又可怖。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主义派、恐怖主义浪、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十八位散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随风四散的青烟！（十一）

人们随风摆动。

但这是奇风。

成为国民公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中有一种意志，它是所有人的意志，又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驭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它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像泡沫一样被吹走，有人撞到礁石上粉身碎骨。这个思想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推着深渊前行。将革命归之于人，就等于将潮汐归之于波浪。

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环，这要看你期望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耶·戴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然而，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十二）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幕后的马拉

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着蒙托和夏博。

马拉每次来都引起喧哗，但离他很远，离他近的人们则默不作声。马拉不在乎，他蔑视“沼泽里的呱呱叫声”。

在下排阴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目内尔、维拉尔（主教，后来是法兰西学院院土）、布特鲁、佩蒂、普莱复水、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相互指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生病？”

“是生病了，瞧他穿着睡饱。”

“睡袍？”

“可不是！”

“他这人为所欲为。”

“竟敢穿着睡袍来国民公会？”

“他不是戴着桂冠来过吗？当然可以穿睡抱来了。”

“脸是铜色，牙齿是铜绿色。”

“睡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

“棱纹乎市。”

“有条纹。”

“瞧瞧翻领。”

“是皮子。”

“老虎皮。”

“不，是白鼬皮。”

“假白鼬皮。”

“他还穿着长袜！”

“真古怪。”

“带扣的鞋。”

“银扣！”

“康布拉的木鞋是不会原谅他的。”

其他座位上的人假装没看见马拉，谈着别的事。桑托纳克斯对迪索尔说：

“你知道吗，迪索尔？”

“什么？”

“前贵族德·布里埃内伯爵。”

“他曾经和前公爵德·维勒鲁瓦一起坐牢。”

“不错。”

“我认识他们两人。怎么了？”

“他们胆战心惊，一看见监狱看守的红色无檐帽就鞠躬，有一次他们还不肯玩皮克牌，因为牌上有国王和皇后。”

“后来呢，怎么了？”

“昨天他们上了断头台。”

“两个人？”

“两个人。”

“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得怎么样？”

“胆小鬼。”

“在断头台上呢？”

“很勇敢。”

迪索尔感慨道：

“死比生容易呀。”

巴雷尔正在宣读一份报告，内容是旺代的叛乱。莫尔比昂派出了九百人和一些大炮去支援南特。勒东受到农民的威胁。潘伯夫遭到攻击。海军监视船在曼德兰附近游大以防止登陆。从安格朗德到莫尔，卢瓦尔河左岸全都是保皇党的炮队。三千农民控制了波尔尼克，喊道：“英国人万岁！”巴雷尔念的是桑泰尔致国民公会的信，信的结尾如下：“七千农民攻打瓦恩，被我们击退了，我们缴获了四门大炮……”

“多少俘虏？”一个声音打断说。

巴雷尔继续念……附言：“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抓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不动，他没有听，仿佛在专注地思考一件严重的事。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在手指间控揉着。谁要是展开它，就会看到莫莫罗的这几行字，它们大概是对马拉的探询的回答：——

①《箴言报》第十九卷，八十四页——原编者注

对特派员的绝对权力，简直毫无办法，特别是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热尼西厄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说：“每个特派员都比国王还厉害。”但这话也无济于事。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昂热的马萨德·圣阿芒的特目拉尔、马尔塞将军身边的尼翁、萨布勒军中的帕兰、尼奥尔军中的米尼埃，他们都有极大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任命帕兰为准将（旅长），一切都说是形势所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使主将无法行动。

马拉将那张纸揉成一团放回衣袋，慢慢朝蒙托和夏搏走去，那两人还在聊天，没有看见他进来。

夏博说：

“不管你是马里邦还是蒙托，你听我说，我刚从救国委员会出来。”

“他们在干什么？”

“派一位教士去监视一位贵族。”

“呵！”

“像你这样的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托说。

“派一位教士去……”

“你这样的教士。”

“我不是教士。”夏博说。

两人都笑了起来。

“你说清楚一点。”蒙托说。

“是这样的。一位叫西穆尔丹的教士作为全权特派员被派到一位叫戈万的子爵身边去。这位子爵指挥着海岸军的远征队。因此既要防止贵族弄虚作假，也要防止教士叛变。”

“这很简单嘛，”蒙托说，“只要事关生死就行了。”

“我正是为这来的。”马拉说。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