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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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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好了，要找个有力的支持者，于是，那天夜晚便把大西方矿的工头带进我们的小房子，告诉他那个惊人的消息。希格比说：
“我们将占有这条隐矿脉，履行登记手续，确立所有权，然后禁上大西方公司开采这种矿石。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你的公司无能为力——任何人也帮不了他们的忙。我们愿和你一道下井，使你信服这是一条隐矿脉。现在，我们建议你同我们合伙，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取得那条隐矿脉的产权。你意下如何？”
他得到这个机会，就只消伸出手来便可接受一笔财产，既不冒丝毫风险，又不冒犯任何人，也不会给自己的名誉带来芝麻大的污点，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他只能说，“同意。”
当晚就贴出了告示，十点钟以前及时地写进了登记官的登记薄里。我们要求每人占有两百英尺——共六百英尺——是该地区最精干的组织，也最容易管理。
谁也不会头脑麻木到认为那天晚上我们睡了觉。希格比和我半夜才上床，但只是清清醒醒地躺着，思索，幻想，筹划。这间没有铺地板的破破烂烂的小屋成了宫殿，破布片似的灰毯子变成了丝绸，家俱都成了橡木和红木做的。从我对未来的幻想中迸发出的每一丝新的光彩都使我辗转反侧或跃然而起，好象我身上安装了干电池。我俩把只言片语射向对方。有一次，希格比问：
“你什么时候回家——回合众国呢？”
“明天！”我变换了一两次姿势，最后翻身坐起来。“唔——不——最迟下个月吧。”
“我俩坐同一条船。”
“行”
停顿。
“十号的汽船？”
“好的。不，一号的船。”
“行！”
又一次停顿。
“你打算在哪里定居？”希格比问。
“旧金山。”
“我也是。”
停顿。
“太高了——太难爬了，”希格比说。，
“什么？”
“我想去俄罗斯山——在那里修座房子。”
“太难爬了？你不会备一辆马车？”
“当然——我倒忘了。”
停顿。
“卡尔，你要修座什么样的房子？”
“我正在考虑，三层楼加阳台。”．
“什么结构的？”
“嗯，我还说不上来。砖的吧，我想。”
“砖的——呸。”
“怎么？你打算修什么的？”’
“正面用褐沙石——法国厚玻璃——弹子房挨着餐厅——雕塑和绘画——灌木和两英亩草地——温室——前门廊安有铁把手——灰色骏马——敞篷四轮马车、加上帽子上带着徽章的马车夫！”
“真的！”
长久的停顿。
“卡尔，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欧洲？”
“唔，我还没想过。你呢？”
“春天。”
“消磨整个夏天吗？”
“整个夏天！我要在那儿呆三年。”
“嗯——你说话当真吗？”
“当真”
“我愿同行。”
“你当然会。”
“去欧洲什么地方？”
“整个欧洲。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叙利亚、希腊、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波斯、埃及——到处——每一个地方。”
“我赞成。”
“很好！”
“真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
“我俩花上四十或五十万美元，无论如何要玩它个痛快。”
又一次长久的停顿。
“希格比，我们欠屠夫六美元，他威胁说要停止我们的——”
“吊死屠夫！”
“阿门。”
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已经三点了，我们发现仍然毫无睡意，只好爬起来边抽烟，边玩牌，直到太阳升起。这一周轮到我做饭了。我从来就不喜欢做饭，现在，我更憎恶做饭了。
消息传遍了全镇。原来人们就很激动，这一来更激动了。我平静而幸福地在街上走过。希格比说，已经有人出了两万美元要买下工头的那一份。我说。我倒想看到我自己卖这样的价钱。我的希望极高。我要价一百万。但是，我更加坚信，如果有人给了我这个价，这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使我不断涨价。
我发现有了钱真是其乐无穷。有个人主动送给我一匹价值三百美元的马，想用它来换取我不值钱的、未经认可的单据。这带给我最现实的感觉是，毫无疑问，我真的发财了。接着又来了许多同样性质的证据——我可以举出一个，屠夫给我们送来了双倍的肉，压根儿也没提到要钱的事。
按照地区法令规定，矿脉“勘定者”或“提出产权要求者”在探明后的十天内必须在他们的新产业上做一定量的工作，否则就失去产权，任何人都可随意占有它。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去做那点事。半下午，我从邮局出来，遇到了加德纳先生，他告诉我约翰·奈船长病危，在他的家里（“九里农场”）卧床不起，他和他妻子几乎都不能根据病情的需要适当地加以注意。我说如果他能等我一会儿，我愿意去照顾病人。我跑回小屋去通知希格比，他不在，我在桌子上给他留了张字条。几分钟后，我坐上加德纳的马车离开了小镇
第41章
一个风湿病人——白日作梦——倒霉的踉跄——我突然离开——又一个病人——希格比回到小屋——肥皂泡破灭了——一文不名——后悔和解释——我们那第三个合伙者
奈船长的病势不轻，他得的是痉挛性风湿病。但那老先生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当他感觉舒服时，他是个善良平和的人，但当事情不如意时，就成了一头独一无二的狂乱的豹子。尽管他会很愉快地微笑，病一旦发作，他的微笑立刻就会变成一阵疯狂。他痛苦得又哼又吼又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最新颖的亵渎和咒骂，只有那种具有最强烈的信念和健全的想象力的人才创造得出来。遇到适当的时机，他还能骂得非常出色，以恰当的判断力控制和使用形容词；一旦痉挛发作，听他咒骂简直是一种痛苦，他太可怕了。可是，我曾见过他自己照顾一个病人，应付那困难的环境，极为耐心，现在轮到他害病了，他也有这个特权，我心甘情愿。无论他怎样狂骂，咆哮也无法打扰我，因为我的脑袋正忙着呢，正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着，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手边有事还是闲着。我正在改变和修正我那房子的设计，考虑把弹子房摆在阁楼上而不是安在餐厅那一层是不是得体；我也在努力作出决定，起居室的糊墙纸到底该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虽然我喜欢蓝色，但我恐怕这种颜色太容易被阳光和灰尘破坏了；同时，我乐意让马车夫穿上朴素的制服，至于男仆，我还犹豫不决——我需要一个，已下决心雇一个，但希望他不穿号衣也能显得体面，并且克尽其职，因为我有些害怕炫耀。然而，由于我已故的祖父也曾雇过马车夫这种人，但没穿号衣，我觉得超过他——至少超过他的灵魂，无论如何总觉得有些别扭。我也系统地筹划着我的欧洲之行，设法把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包括路费和时间——各个细节——除了一件——即到底是骑骆驼从开罗穿过沙漠到耶路撒冷，还是坐船到贝鲁特，再坐马车穿过那个地区。与此同时，我每天给家里写信，把我的全盘计划和打算通知朋友们，指示他们为我母亲找一处漂亮的住宅，在我回家之前说好价钱，还指示他们卖掉我那一份在田纳西的土地，并清理印刷协会里寡妇孤儿基金的收益，多年来，我是该协会有声望的会员。（田纳西这份土地多年来是我家的财产，很有希望将来有一天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现在看来仍有希望，只不过不是那样强烈了。）
我照顾了船长九天，他好些了，只是还很虚弱。那天下午，我们把他抬到椅子上，让他来个酒精蒸汽浴，再把他搬回床上去。我们格外小心，因为最轻微的牵扯都会给他带来痛苦。加德纳抬他的肩膀，我抬脚；在那不幸的时刻，我踉跄了一下，病人重重地摔在床上。我一辈子还没听见有人这样咒骂过。他像疯子一样乱骂，还去抓桌上的左轮枪，但给我抢了过来。他命令我滚出去，发了一千次誓，一旦他能下床，无论在哪里碰到我，就要把我宰掉。这只不过是暂时发疯，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知道要不了一小时他就会忘得干干净净，或许还会后悔的；但在当时，我有些冒火。一怒之下，决定回爱似梅拉达去。我想，既然他已能打架，他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晚饭后，月亮刚刚升起，我徒步开始了那九英里路程。那时候，九英里的短途旅行，只要不带行李，就是百万富翁也不需要骑马。
当我看得见那俯瞰小镇的山头时，已经是差一刻十二点了。在明亮的月光下，远望山谷对面的山头，我看见好象半个镇的人都聚集在大西方矿的露头矿苗上。我的心怦怦地直跳，自言自语地说道：“今晚他们一定又发现了一个新矿意念，非心之所发。，比原来那个还富，毫无疑问。”我抬腿向那边走去，但又走回来，心想，那“发现”是跑不掉的，再说我已爬够了山。我下了山，穿过小镇，经过一个德国人的小面包店时，一个妇人跑出来，说他丈夫病了，请求我过去帮她一把。我走进屋去，发现的确如此——看那男人的样子，好象一百次发病压缩成这一次。两个德国人想按住他，但没有成功。我跑了约莫半条街，把医生从床上喊起来，他还没穿好衣服，我就把他带去了。我们四人与那个疯人角斗，医生给他灌药，放血，忙了一个多钟头，那个可怜的德国女人则只顾放声大哭。后来，他安静了，医生和我离开那里，把病人留给他的朋友们。
一点过了。我走进小屋，很疲倦也很快活，朦胧的牛脂烛光照着希格比，他坐在松木桌边，手指夹住我那张纸条，傻乎乎地盯着看，脸色苍白，衰老，憔悴。我停住脚步，看着他。他也呆头呆脑地看着我。我问：
“希格比，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完蛋了——我们没有干活。那隐矿脉给重新瓜分了！”
够了。我悲伤绝望地坐下来——心已完全碎了。一分钟以前，我还是个富翁，满脑子虚荣；现在，我成了个穷鬼，唉声叹气。我俩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个小时，忙于思索，忙于徒劳无益的自我谴责，忙于想“为什么我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不那样做，”但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又相互解释，这个谜终于解开了。原来希格比把那事托给我，正如我把它托给他一样，而我俩都把那事托付给工头。真有意思！这个稳重坚定的希格比把这么大的事情拿去碰运气，而不真正去克尽职守。但是，他到现在才看到我留下的字条，从九天以前他最后见到我以来，也是头一次走进这个小屋。在那个关键的下午，他同样给我留了张条子——他骑在马上，往窗子里看了看，没看见我，就把条子从破窗户丢进屋里，它还在那里，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摆了九天。
千万别忘了在十天期限之内做那件事。W先生过去了。他通知了我。我将在莫诺湖与他碰头，今晚从那里出发。他说这次一定能找到。
卡尔
“W”当然是指惠特曼。那该死三次的“胶泥矿脉”！
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像希格比那样经验丰富的矿工，竟然对荒唐无稽的“胶泥矿脉”——神奇矿脉“热”的诱惑也无法抗拒，反而忘乎所以，饥不择食地扑了上去。好几个月以来，希格比一直在梦想那神奇的胶泥矿脉；现在，他置自己的正确判断于不顾，跟着走了，并且干愿冒风险让我来决定这个抵得上一百万个还未发现的胶泥矿脉的银矿的命运。这一次人们没有跟他去。大白天他骑着马跑过小镇是极其平常的事，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他俩在荒山野岭里找了九天，没有收获，他们没有找到胶泥矿脉。这时，一种不祥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祸事，可能失去隐矿脉（尽管他确信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于是，他全速赶回来。本来他可以及时赶回爱丝梅拉达的，但他的马腿折断了，只得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碰巧他走的是一条路，我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到底精力过人，直接跑到大西方矿去了，而没有像我那样拐了回来——他晚到了五至十分钟！“告示”已经挂出，我们的矿已经“重新瓜分”，再也无法挽回了，人们正迅速四散离去。离开那里时，他了解到一些情况。从我们发现隐矿脉那天晚上起，人们一直没有看见工头在街上露面——一封电报把他叫回加利福尼亚去了，据说是因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总之他什么事也没干，镇上的人都用警觉的眼睛注意着这一点。在这不幸的第十天午夜，矿脉“可以重新瓜分”了，刚到十一点钟，山头上已聚集了黑压压一片准备瓜分矿脉的人。那就是我以为又发现了新矿时见到的人群——我真是个白痴。（如果我们三人搞得快，也同样有权利重新分得那矿脉）。午夜一到，十四个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动用武力来保证他们的工作顺利进行的人挂出了“告示”，宣布以“约翰逊”这个新的名义取得了该隐矿脉的所有权。不过我们的那个合伙人A．D．爱伦（那个工头）这时突然出现，手提一把张开机头的左轮，说必须把他的名字加进去，不然，他就要“给约翰逊公司一点颜色看”。他英勇果敢，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大家都知道他说话算话，于是他们让步了，分给他一百英尺，他们则按惯例每人保留两百英尺。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是希格比回家时从一个朋友那里打听到的。
第二天早晨，由于新矿引起的激动已烟消云散，我和希格比宁愿离开这个使我们倒霉的地方。熬过了艰难而令人失望的两个月后，又回到了爱丝梅拉达。这时，我们得知，大西方与约翰逊已经合并，合并的矿产分为五千英尺或五千股；那个工头讨厌打官司，认为那样一个大企业难以管理，以九万金币的价格卖掉了他那一百英尺，回合众国老家去享用去了。要是那矿产值那么大个数字，而公司拥有五千股，一想到我们原来那六百股该值多少钱，真使我眼花撩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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