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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研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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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够不上说有征服男人的“本钱”。这种不健康、稚嫩的少女从事色情生涯，给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男人是罪恶的，而社会也是罪恶的。
这一天由她妈妈带来“报到”，由她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个凄凉身世和一个负担颇重的家庭，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小时候，当矿工的父亲死了，母亲为了养育我和两个弟妹，改嫁另一个矿工——就是现在的继父，母亲又与继父生下三个弟妹；我一共有五个年纪小的弟妹。继父年纪大，身体不好，无法在矿场里挣到什么钱，母亲在四脚亭一家鱼罐头厂工作，收入也有限。我们还要付房租，生活是很苦的，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
“你和继父处得好吗？”笔者问。
“继父是好好先生，沉默寡言，在家里弄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不管我的事，没有虐待我或逼迫我。”
“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么，一家三个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才对，不是吗？”
“是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但工作难找嘛！”
“你长得漂亮可爱，当店员最合适，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她露出了微笑，显出更可爱的模样。
“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现在招收店员都要中学以上毕业才行啊！”
“也可以跟你母亲到鱼工厂工作呀！”
“是去过了，工资太低，没有什么前途。”
“你太小了，到都市里来干这种事，实在不好。”
她低下头、沉默不语。
笔者问她母亲：
“你女儿做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是挺孝顺的，很乖的，经常拿钱回家，很爱护弟妹，每次回家都带了一大堆东西送他们，我以为她有一份好工作，哪里知道……”
她母亲的眼眶都湿了。
“送过多少钱回家？”
“上个月给我二万多块。”
“你不问她做什么事吗？”
“她说在餐厅工作，有薪水、奖金、小费，待遇很好。”
“哪有这回事！”
其实倩倩这样的身世和家庭并没有突出，这种身世、这种家庭，在她住的九份一带，是太普遍了。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在荷兰、明郑时期，就发现基隆金瓜石、九份一带产金矿，曾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自古以来，原住民族——现在的山胞——就守护春金山、金河（基隆河上流），他们不敢随意捡拾、开采，怕惊动山神、河伯。后来日本人、荷兰人、郑氏手下都先后去开采，他们阻止不了，只有任由他去了，结果，日本人被荷兰人赶出台湾，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而郑成功最后也覆亡了。一个阅历深的“老番”慨叹他说：这些人的“逃”和“亡”，都是因为滥采金矿，触怒神明的报应（事载《诸罗县志》）。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神话。
“人为金亡”，这是事实。台湾在五十年代初期，在金爪石、九份一带也发生“采金热”，吸引着成千成万的独身汉前来淘金，鼎盛时，在荒山野外居然有三四家影剧院和四十余家“风月茶室”；群莺毕集，也往这些独身汉身上淘金来了。目前在那片郁山峦中，还遗留着红瓦绿椽、断垣残壁，足以证明这座小山城有过一段繁荣史。但曾几何时，那些年轻力壮的矿工们，一个接一个地在“矿工医院”躺下来，然后撒手西归了，都才不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罢了。原来，长期在矿坑工作，呼吸含有矽质的污浊空气，日后就会得到一种叫“矽肺”的病，患者感到胸口闷痛，呼吸困难，四肢乏力，很少挨得过五十大关的。或许山区生活无聊，矿工太太们都以生儿育女为乐趣，生育率特别高，一家有五六个黄口小孩是毫不稀奇的。结果，在矿工先生纷纷谢世之后，整个山区就渐渐呈现了孤儿寡妇哀哀无告的惨况。
倩倩这个孤儿，不过是当中的一个而已！
笔者常到矿区走动，认识当地派出所的一位管区警员，谈到居民的生活，他不住地摇头，他说当地十六到二十六之间的姑娘，因为父亲早故，迫于生计，十之八九都沦落风尘，整个山区到处有“赚吃查某”。听来叫人心酸哪！有一次《联合报》登出一条地方消息，说有位当地少女投书给县长邵恩新，新闻标题依稀记得是这样的：“少女投书县长，诉说九份惨况，多数少女因贫堕落为娼”；这证明当地警察先生没造谣。
这样，倩倩这位雏妓，又不过当中的一个而已。
倩倩的表演生涯怎么开始的呢？
“我的邻居很多人干这一行的，跟她们一起，就会了。”
“邻里的人不会瞧不起你们吗？”
“没有女儿赚钱的人，才会被瞧不起；有了钱，只会叫人羡慕。”
“你是说，大家都羡慕你们干这一行吗？”
“不！是羡慕有钱。”
“到底你有多少干这一行的朋友？”
“怎么算呢？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同学，大家在节日回家，就碰在一起，有困难时互相照顾，但在外面，各窜各的天下，不一定在一起，彼此的情况不清楚。”
“你说有困难时互相照顾，是什么意思？”
“如失业时，互相介绍工作。”
“你说工作，是指你做的事吗？”
“你觉不觉得做这种事不好？”
“是被抓到了，送法院，才觉得难为情。”
“你母亲和继父有没有责备你？”
“他们不会的！”
常言说：“人言可畏”，可是在那个小山城里，大家默许这种事实存在，心照不宣，就没有“可畏”的人言了；其实，在目前社会里，也没有“可畏”的人言，因为大家是“笑贫不笑娼”，可耻的是“贫穷”，不是“贞节”！
“既然你被送到法院来，又裁定交我们辅导，以后不能再做那种事了，知道吗？”
“知道。”
笔者也告诉她妈妈，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生活苦一点没关系、绝不可让她误了一生。笔者想，她从事这行“不法”职业才几个月，误入歧途不深，应有药可救，能及时回头的。
“倩倩，你要遵守几项规定：第一，要另找正当的工作。第二，不许再跟‘同业’来往。第三，每月定期到法院报到二次。”
“是的。”
“找工作有没有困难呢？”
“我试试。”
“再跟我回去鱼罐头工厂好了。”她妈妈说。
“对！还没找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以前，就再回到鱼工厂去。”
“好的。”
“你若违反规定是不行的，依规定：‘违反保护管末期间应遵守事项，情节重大，得撤销保护管束，移送感化机构执行感化教育。”笔者拿出这行的看家法宝——法律一一唬唬她。
官式的辅导就是这样的：一个法院观护人手上执行三百多件案件，也只能这样说说、劝劝、唬唬。以后，倩倩按规定报到，说明近况，情形似乎还好。
有几回倩倩没来，依规定当通知要她来，也请她妈妈来，以问明不报到的原因。结果，倩倩没来，她妈妈来了。
“倩倩怎么没来呢？”
“她到台北找工作去，已经好久没回家了。”
“那怎么行呢？她不是跟你一起工作得好好的吗？”
“小孩子吃不了那种苦嘛，在鱼工厂干杀鱼、切鱼的工作，又脏又臭，小手常刮破流血。每天从九份到四脚亭工作，早出晚归，很辛苦，而且，工资低，一天才一百二十块，请假又要扣薪。中午吃冷便当，对孩子也不好。”
“工厂就是这样嘛，别的女孩不是也一样工作吗？”
“鱼罐头厂都是中年妇女多．像倩倩一样的女孩很少。不过，我是劝她到电子公司做做看。”
“她离开鱼工厂多久了？”
“一两个月了。”
“既然是找工作去，晚上也该回家才对啊！”
“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家，等她一回家，就要她来报到。”
“一定要来报到，你做母亲的要看管严一点才好！”
笔者另订一个时间，要倩倩报到，这回，她到了。
“倩倩，你可违规啦！”
“是的。先生，对不起。”
倩倩低下头，捏着一个小皮包、
“你不去鱼工厂上班，应该报告观护人知道啊！”
“是的，先生，对不起。”
她还是捏着她的小皮包。
“你妈妈说你去找工作，找到没有？”
“还没找到。”
“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住朋友家里。”
“人在台北，有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对不起，先生。”
又捏着她的小皮包。
“小皮包借我看看。”
她两颊排红，有为难的表情，但又不得不递给我。
“里面没什么……”
里面确没什么，只有一把小梳子，几个铜板和一本小记事簿。
“你的朋友不少嘛！密密麻麻，怎么全是电话号码呢？”
“倩倩，你不该骗人呵！”
她把头压得更低。
“你说话呀！”
她抬起那漂亮的脸孔往笔者一望，然后徐徐地吐露了她的心声，她说：
“先生，请不要为难我嘛！‘钟鼎山林，人各有志’……”
好个“钟鼎山林，人各有志”！它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了笔者的心坎！不仅在当时宁思良久，不知如何问下去，即多年来，也老是为这句话沉思不已。
我们都知道：当倩倩还年轻时，以她的年纪和容貌来号召，还可以在大旅社、小宾馆中当应召女郎或表演什么的，但岁月不饶人，到青春褪色之时，便只能窝在华西街那种地方操皮肉生涯，而到了人老珠黄时，更不堪设想了。很少风尘女郎能见好就收，能弃邪从良，能善始善终的，我们无法鼓励和赞同倩倩走入这条死胡同！
但倩倩虽仅受两年小学教育，年纪才十六岁，却已经像哲学家似的洞悉了人生，能说出“钟鼎山林，人各有志”这样的话来了，请问：我们还能拿什么道理去“扶正”她呢？倩倩的姊妹们，就是她的邻居，她的社区游伴，她生活在她们里面已经十六年了，那儿有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她就像投进一个大染缸一样，连牙齿都染黑了，请问：我们还能拿什么仙丹来“漂白”她呢？倩倩的继父年迈多病，她的母亲已经改嫁一次，她底下有五个稚弱的弟妹，每一个人都巴望着她挣钱，请问：要倩倩放弃这条路，一家人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他们没有过好日子的权利吗？倩倩在鱼工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吃冷便当，工作和搭车时间超过十小时，泡在腥臭之中，白嫩的小手，不知为了剖鱼而刮破多少次，这样辛辛苦苦的干活，每月酬劳是三千六百元，请假还要扣薪，就是到电子公司，待遇也差不多；而倩倩若继续牺牲色相，这区区三千六百元，三两个晚上就挣到了，请问：如果是您，当有机会喝香摈时，您是不是还选择台湾米酒呢？
任何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面对着倩倩这位小女孩的遭遇，心情都会相当沉重的。每个人都会同倩倩情，悲悯她的身世，悲悯她的家庭，也悲悯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会为她的无知、她的沉沦、她的自我糟蹋，感到惋借与痛心；会想协助她、提携她，并期待她过着正常的少女有的——黄金般的、有梦的、绔丽的、圣洁而纯真的生活。可是，如果由您处在笔者——这样一个官方社会工作者的立场，也得承认会有一种无力感和倦怠感，要拯救倩倩这样的雏妓——她的躯体和灵魂，是需要多少条件来配合，而种种条件的成就，又是多么困难啊！
如果笔者逼得紧，倩倩要在鱼工厂和辅育院之间，做一选择，她会回鱼工厂的，但想象得到的，倩倩在满十八岁后，就可以正式领到“执照”，可以合法下海伴舞，可以合法下海执酒壶，也可以合法投身绿灯户，这样，笔者不过是刁难她，而多让她那白嫩的小手给鱼刺刺伤而已！如果笔者打马虎眼，她能在中山北路，从一段到七段，过着“志”趣所在的生活，以她的孝顺，能多给她母亲一点钱，假日回家时，弟妹们拿着她的大礼物，个个笑口常开，皆大欢喜。
笔者——个曾经的观护人，为什么常要陷于矛盾、迷惑和痛苦呢？为什么当时不悄悄告诉她：
“倩倩：去吧！照你的意愿去做，想回头时再回头。记得常回家看你的娘，多塞给她钱；注意健康，小心怀孕；有空要上礼拜堂，愿上帝保佑你！”
二、写在刘峰松《雏妓哲学家》的后面
我是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第二次入狱的，表面上的罪名是所谓，‘侵占罪”，骨子里的真相是被国民党政治迫害，而以司法为手段，置我于狱。我入狱第二天，就碰到另一个被国民党政治迫害的人犯，在“放风”时候，他叫住我，告诉我他叫“刘峰松”。他说：“运气真好！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李先生，你也到‘动物园’来了！”我说：“你的运气是见到我没有买门票——‘动物园’里动物看动物，不必买门票。”
峰松是一九八○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彰化县国代候选人”，他被控在选举活动期间——
“利用竞选传单及公开演讲的方式，诬蔑我政府与日据时代的日本政府一样压制人民，并指‘台湾人民命运悲惨’，蓄意煽惑民众‘起来推翻政府’”。
“刘峰松以竟选言论‘煽惑他人犯内乱罪’违反了‘动员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同法第八十六条，应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选罢法去年为首次实施，法院对刘某之犯行亦详予考量，酌予减轻其刑，以示薄惩。”（见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日报》）
所谓“薄惩”之下，峰松被判了三年六个月。在候审期间，他住在上城看守所孝一舍第四十六房，我住第三十二房，成了邻居。我们毫不“同病相怜”——我们是“同政治犯相连”！
因为比我早到几个月，我一去，峰松给我不少照顾，但是很快的，他发现国民党把我放在牢里，就像把一只大绿豆苍蝇放在粪坑里，很快就繁殖开来。从我这边他拿得到刀片，看得到《联合报》，分得到“禁书”，甚至在他太太翁金珠竞选省议员时候，听得到暗藏收音机的人犯的广播消息！所以，在某些方面，变成我照顾他了，他惊叹我的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的还在后面呢！我初识峰松时，他正在埋头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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