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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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

“‘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惟你是问。

结果一间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锡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

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时候，正对面是第十房，住着调查局的处长范子文，他被局长沈之岳诬以“匪谍”，关进牢中，我早就听说，台北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就是他主持“侦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声念佛，表达忏绪，声声不断，至少有一声应和姚嘉荐命案有关。救在“放封”时和他一组散步，我没好意思问他姚嘉荐的事，只听他唠叨自己在调查局被刑求的事，我问他那你在调查局做处长，你也刑求人了？他说刑求人的事，他们高阶层的不知道！我说那沈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他说：“沈之岳也不知道吧？”事实上，他被我问到死角，有苦说不出了。

散步时他告诉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行家一‘闻’就知道，今天牢里抓进来的，都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根本抓不到！”范子文这话，自负中不失可信度，因为就近取材，眼前的红色难友，简直无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范子文以外，关在第四房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也是另一个假匪谍。他做副处长时，负责处理台湾“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张动向等。“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也“奉命”要视雷震、李敖等为“敌人”。自一九五一至六五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特优”，记大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一bye……good一bye”以为暗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种种见闻，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得掉吗？还是抛头露面迎头痛击吧！他同意了。同年九月三十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上，连续发表，前后四年，直写到中风死去。四年间，夜以继日、锲而不舍，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揭发黑暗的文字，我为他印行的有《调查局研究》、《调查局黑牢345夭》、《军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内容翔实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三十乘十五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魔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调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

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浆湖，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XVI）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Antoite）等等一样，都完了。浆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人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人薄，糊L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字稿纸惹祸，今天把槁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浆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探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浆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markedcan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的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

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五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六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十一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两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五点（十七点）；六点起身和九点（二十一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九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十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

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但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一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jī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间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辜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jī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jī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略一…编者狗屎编者－文岭）一九七一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