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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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独立论’等……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了，大大泄了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闻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一00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结果在总裁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六岁到一九九二年我五十六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他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16　闹衙纪

一代大侠，放刁司衙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我从三十六年前（一九六二）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镣乱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东汉班，连他们自己也眼花镣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镣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井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

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舍己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八月二十九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陆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壹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政府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一九人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面，由盐埋区大仁路一四一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六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位，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74．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乙书，所开具三联单0三九三三四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贰本，已于74．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市壹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不过，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壹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郑维帧了，高雄市政府一连多年还要每年登报召兑中。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连番被我逮到，相继被一罚再罚后，我的生意愈发昌隆了，运气真好，台中市政府也被我逮到了研究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提出了以“知识型”为核心的知，并且精彩胜过南北合呢！故事是这样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二二日，我接到妈妈张桂贞台中一中同事张佩华的快信，告诉我有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妈在国外探亲之时，在头一天找锁匠开锁，进入她在台中一中的宿舍，搬走大量书籍，我收信后，在六月二十四日赶到台中，料理善后，我访问了邻居、派出所主管、里长，了解了当场情况。

里长交给我“台中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的收据，就是所谓“三联单”，因为“三联单”上印的是台中市政府，并盖着台中市政府大印，此外别无其他衙门，当然不管和尚是谁，庙却只此一家。七月一日，我以请求权人张桂贞的代理人身份，寄出“损害赔偿请求书”给台中市政府，要求政府赔偿。等了五个月，该衙门仍不依赔偿法开始协议，我复以原告张桂贞诉讼代理人身份，在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控告台中市政府。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台中地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