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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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伦敦蒙难罗生门

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国父时，内心严肃而庄重，生怕无法将一代伟人的凛然正气表现出来，而老牌演员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将康与国父间的师生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看看国民党最近在宣传上“新猷”些什么，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费了一点时间，一边做工，一边断断续续看了这出电视剧。一看之下会失望，早在意中；但是边看边骂，却也稍嫌意外，边看边骂了国民党这种lousy宣传以后，我真忍不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