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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研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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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善为粉饰一面之词，无人作证，据情照录，虚实难分。但观其放出之后，绝无求白之意，可见绝非安分者流。翻译邓廷铿谨呈。又参赞马格里探据久住香港之西人云：“孙文于光绪二十年秋冬间，在香港雇人五百名，到广东拟先计困广东总督子机琢局，然后滋事。孰意事机漏泄，败子垂成。广督闭城搜拿，孙则匿在藩署。嗣由其党用箩筐将伊由城墙坠下，逃往香港”等语，合并附陈。
龚星宪计擒粤犯孙文复行释放缘由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大臣杨子通星使函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督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饬电知龚星使援香港缅甸交犯约转恳英国代拿”等因，并附节略，叙其面貌年岁籍贯。八月十九日，复准通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即华八月十七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语，时星使卧病已久，神志甚清，当遣参赞马格里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及缅甸交犯约，请拿该犯。外部答以二约只能行于香港缅甸，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阻。
星使之犹子仙舟司马（心湛）乃雇包探赴梨花埔守侯。旋据该探密报：孙文剪发作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九月初四日，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芝田，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英文四等翻译官邓琴齐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于，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拼切于孙字，刺史恍然，然不动声色。孙约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刺史欣诺。
孙既去，急密告仙舟，转禀星使。星使与马格里、王鹏九两参赞密商办法，皆曰：“可拿。”初五日午前，孙果贸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宪于会客厅。
签押房；继至二层，入李琴伯明府（盛钟）卧房，坐谈良久。
适马参赞到，刺史遂告孙曰：“君能更上一层搂，往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在前引导，先人预备于空房内，做开门待客状，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有总署及驻美杨子通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既经到此，请暂留一日一夜，静候总署回电。”孙见已识破，无可如何，唯唯应命。星使遂饬邓刺史，武舟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洋仆二名，日夜轮守。
初七日，接总署回电，力嘱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致被反噬，应如何措手，悉听主裁。初八日，星使嘱宗濂代拟电稿，言唯有专雇一船，迳解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探密跟，穷其所往，请示只遵。此电去后，总署无复。十三日，星使又发电云：“释放宜早，免有痕迹。”仍无复电，时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民英国格罗孛夜报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为，他报访事人接踵来访，邓刺史力辩其无，马参赞直认不讳。翌晨各报刊布，指为使署拐骗监禁，哗然而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绘为图画者，亦有以此事标题特印大字告白兜销报章者，使署门口，自朝至于日中昃，聚众至百数。英外部沙侯闻此消息，即柬请马参赞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约，经曹前大臣议而未成，刻既无约可援，如解犯潜过英地，殊与公例不符，宜将孙文即日开释。”马参赞诺诺连声而退，急即回禀星使，不移时而外部总办及巡捕头果皆戾止，索领孙文。马参赘遂将孙文放出，交该总办及巡捕头由后门坐车而去，盖避前门聚观于众也。
是夜各报刻有孙文对答之辞，殊形荒谬，据谓邓刺史告以拟将其装入箱中运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华戮尸，此盖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西国久无此等刑法，见此数语，益笑中国于教化毫无。十八日，接总署发电，内称：
“雇船解粤甚是，需款六千余镑即令汇丰拨解”等因，惜其时孙文已为英廷索去，无可挽回，当即据实电复。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时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优给金钱，伊皆一律缴呈马格里爵参赞，未得分毫奖赏。嗣孙复许酬英金五百镑送一密信，并嘱其事后离开使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友坎特立及门森两英医。两英医因即在外设法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于，遂亦附和做不平鸣，致贵署不能不将孙文释放，曷胜怅怅。马爵参赞当时曾经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者，当送官严办，余是以照实供凡听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允计可施，徒形愤愤。各报议论纷如，痛斥马参赞及中国使署者又数日，而孙则致函日报，遍谢英廷、英报、英民，文过饰非，倾动众听。英国议绅于不明事理者，且举以诘责政府，拟请勒令使馆不得再用马格里，幸沙侯相顾全大体，片言解纷，星使又无所闻见，得以怡然养疴，更幸英外部允照星宪照会中所请各节，移知香港总督，严查不法，以戢乱谋，而杜后患。即日由星宪咨报总署，此案遂结。然传递密信于奸仆，以孙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孙逆亦以港督悬有厉禁，不敢回华，以身试法，故辗转窜匿，澜迹东赢，而我中国东南半壁，即借此得以滥安，则我星宪龚公于一纸公文，保全者诚大而远哉！粤民有知，尚其铸像以记也可。时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吴宗濂追识于汉皋铁路局于牟隐庐。
孙中山下跪
根据以上这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里，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在孙中山和国民党御用史家的一面之词之外，至少有这些翻案的大内幕：
一、清廷中国使馆扣留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居然敢“改名陈载之”到使馆来，使馆”即中国之地，彼既肆无忌惮，势不能不暂行扣留”。因此，事件是偶发的，不是设计的。孙中山是自投罗网，中国使馆并没把他半推半就式地弄进来。
二、孙中山在使馆时，留下了重要的“口供”，就是“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透露不为人知的内幕极多。孙中山进入使馆，原因是跑去问“有无广东同乡，特来拜见”，又”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他前来英国游历，但无法进入皇宫参观，想托使馆帮忙，“设法令我一观其盛。”
三、“伦敦蒙难”的当天，孙中山且在使馆吃早餐，以便饭后一起到“海口”去“带见”广东人、“探望粤商”．他完全没有警觉与防范。
四、早餐吃过后，孙中山与“马参赞”聊天，谈到他去见李鸿章，但“与罗稷臣相见，据云中堂不愿见我，盖因改装剪辫之故”。可证国民党宣传孙中山见了李鸿章，是乱盖的。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中说孙中山“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耄辞”等等，都是鬼话。
五、孙中山自一楼上二楼上三楼，直到被关进加锁的房子，是逐层参观而上，都没有被强迫情事。并且要他“安住此房，不做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
六、日夜看守孙中山的是“邓刺史（廷铿）、武弁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洋仆二名”。
七、第二天清早，邓廷铿陪孙中山早餐，孙中山说：“此地乃系英国，钦差在此，断难致我之罪。”正因为他相信奈何不了他，所以他才敢来使馆，“否则我亦不自来署。”
八、孙中山提到他“已入美籍”，是美国人，“美国得知”会提出干涉。邓廷铿却说”华人不能入籍”，说：“我曾在〔旧〕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因而不予相信。
九、孙中山提到“广东有一富人”要谋反，“该富人不知审时，我所以阻之也。”“欲谋反者是他，而非我也。”但据清廷官吏看法，这位“当道倚重”的富人，是被孙中山“妄扳”的。
十、孙中山被关后的第四天（十月十四、旧历九月初八）的谈话，最重要。当邓廷铿表示如有委曲，何妨一说，“倘有一线可原〔谅〕之路，我亦可念同乡之谊，代求钦差，为你申雪。”你也可回到家乡，“再谋生业”。并告诉他我邓某人也有情报，并非全不知情，你且说说看，看看与情报合不合，以证明是否“输诚”。孙中山遂说：“事可明言，但不知钦差愿意排解否？”邓廷铿说：“钦差最喜替人申冤，只要将实情说出，我必竭力代求。”
于是孙中山“即跪下，叩头流泪云：‘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十一、“国父年谱”中说孙中山“幼名帝像”，他对邓廷铿道出这一命名原委是：“再号帝像，此号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像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此一声明，显然表示并无在人间称帝为王之意。
十二、孙中山透露“其中有一姓陆者（陆皓东），本系蚕师，过堂苦打，强逼成招”，成了叛乱犯，“已被正法”，这是冤枉的。
因为孙中山组织“农学会”，虽然未得官方批准，（今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听着：孙中山在专制时代，尚有未经官方批准即行结社的自由！并且该“农学会”成立于民国以前，故照你的王八蛋逻辑，至今犹可无须登记而存在也！）但该会“不过教民种植，意欲开垦清远县之荒田”而已，并没有谋反，“谋反之事，我实无之。”“我真有莫白之冤也。”他们实在是遭到了嫁祸与迫害，是被诬为革命党的。被诬以后，陆皓东“一见刑具，即妄招认”，以致“无可挽回”。这一说法，与今天的国民党革命史南辕北辙，并且根本否定了陆皓东的革命性。
十三、孙中山对邓廷铿说：“万望钦差，代为申雪，俾得回国，另谋事业，断不敢再行为乱〔注十五〕。”
十四、孙中山对外国报纸说使馆中人说要把他“先行毒死，解华戮尸”的事，《随軺笔记》透露“此盖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
十五、孙中山《伦敦被难记》中说他对使馆中英国仆人柯尔（GeorgeCole）晓以大义，请他带信，只是“酬以二十镑”〔注十六〕。
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再当时柯尔答应救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孙先生除了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他，还允许他将来出去之后，再要酬报他，所以后来康德黎博士介绍孙先生到处演说请大家帮助，所捐到的几百英镑，也统统送给柯尔。柯尔为了这事，早已被使馆辞退了。”可见在“二十镑”外，别有承诺。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在英国政府档案中，得知柯尔“承认孙允许给予一千镑之酬劳金并且立即付给二十镑”。足证《随軺笔记》所述，并非空穴来风。《随軺笔记》中说：“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时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优给金钱，伊皆一律缴呈马格里爵参赞，未得分毫奖赏。嗣孙复许酬英金五百镑送一密信，并嘱其事后离开使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友坎特立及门森两英医。两英医因即在外设法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之，遂亦附和做不平呜，致贵署不能不将孙文释放，曷胜怅怅。马爵参赞当时曾经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者，当送官严办，余是以照实供明，听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无计可施，徒形愤愤。……然传递密信之好仆，以孙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这一内幕，也极为有趣。
以上所写伦敦蒙难的一些“罗生门”〔注十七〕，足见我们多年来，主国民党一面之词的宣传下所得的印象，实不足凭。现在史料的陆续出现，证明孙中山《伦敦被难记》所说，也不无错误〔注十八〕。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实在该注意别上国民党沟大当才好〔注十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午——
〔注一〕HaxellesHotel。
〔注二〕SirJamesCantlie。
〔注三〕《国父年谱》：“康氏夫妇招待甚殷，并为觅居附近之葛兰法学协会场（Gray'sInnPlace）八号宝勒特小姐（MissPollard）开设之私人公寓（BoardingHome）。翌日，携先生迁往。”
〔注四〕Dr。PatrickManson。
〔注五〕即芝加哥。
〔注六〕即李鸿章。
〔注七〕杞忧公子是郑观应，不是孙中山。
〔注八〕原文：“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往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即行交出。通商各口但有中国犯罪民人潜匿英船中房屋，一经中国官员照会，领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隐匿袒庇。”
〔注九〕原文：”英国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国地界者，一经行文请交逃犯，两国即应设法查拿，查有可信其为犯罪之据，交与索犯之官。行文将交逃犯之意，系言无论两国何官，只要有官印关防便可行文请交；此种请交逃犯之文书，亦可行于犯罪逃往之地最近之边界官。”
〔注十〕“窦使”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SirClaudeMacDenald）．恐怕他得知后打电报，英国政府会干涉也。《随軺笔记》卷二有《龚星宪论英国驻华新使致总署总办公函》，说：“该使姓窦乃乐，名克罗特，系苏格兰之世族。其父曾任陆军提督，而渠亦行伍出身，年约四十余岁，初次膺使臣之职，沙外部立意欲将驻华公使一缺，以素未奉使之人补授，似别有深意焉。渠在英国陆军中职如中国之都司，光绪三年，曾赴香港，随营小驻，继而英平埃及叛党之乱，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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