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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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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布拉斯基太太，”玛丽莎不愿正嘎回答。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她相信这个女人的直觉不错，玛丽莎挨着她坐下。“我不是你丈夫的医生，而是来帮助确定他得的是哪种病，怎样得的。过去……”玛丽莎本想说三个星期，一想里克特的非洲之行，便改口道：“过去两个月，你丈夫外出过没有？”
“有过，”扎布拉斯基太太无精打采地说。“上个月去圣迭戈开医学会议。大约一个星期前去过波士顿。”
“圣迭戈”这个词叫玛丽莎挺直了身子。“是不是圣迭戈的眼皮手术会议？”
“我想是的，”扎布拉斯基太太说。“朱迪，卡尔的秘书，肯定知道的更清楚。”
玛丽莎的脑筋飞快地转动着。扎布拉斯基跟里克特参加的是同一个会议，又是一个巧合？唯一的问题是，那个会议是六个星期前的事，时间间隔跟里克特从非洲回来到发病相同。“你知道你丈夫在圣迭戈住的是哪家旅馆吗？”玛丽莎问。“是不是科伦那多旅馆？”
“我想是的。”扎布拉斯基太太说。
玛丽莎回想起当年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暴发时，费城一家旅馆所扮演的角色，又打听扎布拉斯基医生去波士顿的情况。但是扎布拉斯基太太不清楚他去干什么。她给了玛丽莎她丈夫的秘书的电话号码，又重申了一遍，朱迪肯定知道这一类的事情。
玛丽莎记下电话号码，又问扎布拉斯基最近有没有接近过或被猴子咬过。
“没有，”扎布拉斯基太太说。至少她不知道。
玛丽莎谢过这个女人，又为打扰她而道了歉，然后拿着号码前去打电话给朱达。
玛丽莎重复了自己的身份和这么晚打电话的原因，那个秘书才肯合作。她证实了扎布拉斯基太太说的，医生在圣迭戈住的是科伦那多旅馆，最近没有被任何动物咬过。据她所知，也没接触过猴子。玛丽莎问起扎布拉斯基是否认识里克特医生。她回答说，通讯录或电话号码本上从没见过里克特这个名字。朱迪还说，扎布拉斯基医生去波士顿是帮助筹办马萨诸塞州眼耳科医学院即将举办的校友会的。她给了玛丽莎扎布拉斯基医生在波士顿的同事的名字和电话。玛丽莎一边记，一边疑惑扎布拉斯基会不会已经不知不觉地把病毒带到波士顿去了。她决定最好把这个情况告诉杜布切克。
挂上电话，玛丽莎突然想起她忘了在机场给拉尔夫打电话。一等拉尔夫睡意矇眬地接了电话，她就为没能在离开亚特兰大之前跟他联系，又为这么晚吵醒他而一迭连声地道歉。拉尔夫倒是通情达理。听了她的解释，说只要玛丽莎隔两、三天就向他通报一下进展情况，他就原谅她。玛丽莎一口答应了。
回到隔离病区，玛丽莎重新阅读病历。后到的两个病人是卡罗尔·蒙哥马利和布莱恩·塞斯特医生。两人都有高热、撕裂性头痛和严重的腹绞痛。尽管这些症状听起来普通，其剧烈的程度却足以让人警觉。两份病历都无旅行和接触动物的记录。
玛丽莎收集好必需的取样工具，穿戴了防护用具，去看卡罗尔·蒙哥马利。病人是女性，比玛丽莎大一岁。玛丽莎不得不告知了自己的身份她才肯合作。她是律师，在城里一家大型联合事务所工作。虽然神志清醒，也能说话，她的病态还是显而易见。
玛丽莎问她最近是否旅行过。回答没有。是不是认识扎布拉斯基？认识。是她的眼科医生。最近就诊过吗？是的，就在四天之前。
玛丽莎取了样，心情沉重地离开病房。她憎恨对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下诊断。发现反映早期暴发的信息只算小小的安慰。这一信息又勾起自洛杉矶起就萦绕心头的问题，为什么里克特医生的有些病人传染了，有些却没有呢？
换了一套防护用具，玛丽莎去探望布赖恩·塞斯特医生。她问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不过问到是不是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病人时，塞斯特回答不是。等到一阵腹绞痛平息之后，他又补充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眼科。”
“那你跟他一块工作过吗？”玛丽莎问。
“偶尔给他做麻醉。”塞斯特医生说，脸被又一阵疼痛扭曲了。恢复之后，他说：“我跟他一起打网球的次数要比跟他工作的次数多得多。四天之前还打过。”
取完样，玛丽莎离开病人，心中比先前更为疑惑了。她开始怀疑，这种病是否非得经过极为密切的接触，尤其是粘膜接触，才会传染。因为打网球显然超出了这条模式的范围。
送走第二批样品，玛丽莎又拿起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病历，详细地读了一遍病史，动手草拟给里克特医生排过的那种日程表。补充上从扎布拉斯基太太和秘书那儿得到的材料，她发现还有必要找她们。虽然这样的工作未曾帮助确定洛杉矶暴发的病毒宿主，玛丽莎还是期望通过同样的程序，找出除了两个医生参加了同一眼科会议之外的共同点。
十二点之后，杜布切克、弗里兰和莱恩医生到了。看到他们，玛丽莎如释重负。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病情在继续恶化。负责医生要求做一些血常规化验，以便确定病人的水合作用状况。玛丽莎是进退两难：既要治疗病人，又要保护医院。她最后允许这些化验在病人的病房里做。
简短地道了问候，CDC的医生们便动手安装流动实验室，加强病人的隔离措施，只冷落了玛丽莎一个人。莱恩医生让人抬进几个大风扇。弗里兰医生去了行政办公室，研究改善检疫的措施。
玛丽莎回头去看那些病历，可是不一会儿便挖掘完了它们所能提供的资料。她起身漫步到流动实验室。杜布切克脱了夹克，卷着袖子，正跟两个技工一起工作。实验设备的自动化学分析部分有了电子故障。
“我能帮点什么忙吗？”玛丽莎说。
“我想不出你能帮什么忙。”杜布切克答了一句，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立刻转向一个技工，建议换一个监测电极。
“我想花几分钟汇报一下我的发现。”玛丽莎说，希望跟他谈谈扎布拉斯基也参加了圣迭戈医学会议的事。
“只好等一下再说了。”杜布切克冷淡地说。“让这个实验室工作起来比流行病理论更重要。”
回到护士台，玛丽莎心潮起伏。她没有料到，也不应该得到杜布切克的嘲讽。如果他想贬低她的作用，那算是如愿以偿了。坐在桌边，玛丽莎权衡起来。她可以留下，希望他回心转意，方便时给她十分钟。也可以离开，去睡上一会儿。她选择了睡觉。她把资料放进公文包，下到一楼去取衣箱。
七点钟，玛丽莎被接线员如约叫醒了。她冲了浴，穿上衣服，发现对杜布切克的忿恨已经烟消云散。他到底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呀。如果艾伯拉失控蔓延，是他，而不是自己，要承担一切责任。
回到隔离病区，CDC的化验员告诉玛丽莎，杜布切克早上五点回旅馆了。不知道弗里兰和莱恩在哪儿。
护士台那里有点忙乱。夜里又有五个艾伯拉嫌疑病人住了进来。玛丽莎搜集了病历。当她按先后次序排列时，发现扎布拉斯基医生不见了。她问值班护士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今天早上四点刚过，扎布拉斯基医生就死了。”
虽然在意料之中，玛丽莎还是有点难过。在下意识里，她一直盼望会出现一个奇迹。她坐下来，把脸埋进双手中，过了一会儿才强打起精神看新病历。有事做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她不知不觉地伸手摸摸脖子，看有没有肿块。一个地方有点软。会不会是个肿大的淋巴结？
叫玛丽莎高兴的是，CDC医院传染病计划主任莱恩医生来了。他的眼圈发黑，脸皮松弛，下巴上满是胡茬，显然又熬了一夜。玛丽莎微笑起来。她喜欢他稍微矮胖的身材，团团多皱的脸。这让她联想起一个退休了的橄榄球运动员。他筋疲力尽地坐下，按摩着太阳穴。
“看起来这次会跟洛杉矶一样糟糕。”他说。“又有一个病人在往这儿送。还有一个在急诊室。”
“我刚刚开始看新病历。”玛丽莎说，突然为昨夜的离开而惭愧起来。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莱恩医生说。“所有病人似乎都是从医院传染去的。我对此特别不安。”
“他们都是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病人吗？”玛丽莎问。
“那些是。”莱恩指着病历说。“都在最近看过扎布拉斯基。不用说，他在做检查时传染给了他们。两个新病人是塞斯特医生的病人。在过去的十天里他们动过手术。塞斯特做的麻醉。”
“那么塞斯特自己呢？”玛丽莎问。“你觉得他得病的途径跟扎布拉斯基一样吗？”
“不是。我跟他仔细谈过。他是扎布拉斯基的网球搭档。”
玛丽莎点点头。“可是这样的关系怎么能传染疾病呢？”
“在扎布拉斯基得病前大约三天，塞斯特在球局中间借用过他的毛巾。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这儿。传染途径似乎是建立在体液直接接触上。我认为扎布拉斯基跟里克特一样，也是索引病例。”
玛丽莎羞愧极了。她问了那么多问题，却功亏一篑，错过了最紧要的一个。她告诫自己再也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要是我们知道艾伯拉最初是怎样进入这个医院的就好了。”莱恩医生委婉地感叹道。
杜布切克来到了护士台。他也倦容满面，脸却刮得干干净净，也像平素一样衣冠楚楚。看见他，玛丽莎很惊讶。如果他是五点钟离开的话，哪有时间淋浴换装，更不用提睡觉了。
不等杜布切克插入他们的交谈，玛丽莎就抢先告诉两位医生，扎布拉斯基和里克特一起参加了圣迭戈医学会议，并且住同一旅馆。
“过去太久，无关紧要了。”杜布切克武断地说。“那次会议是六个星期以前举行的。”
“可那是两个医生之间唯一的联系呀。”玛丽莎争辩说。“我觉得应当继续追查这件事。”
“随你的便吧。”杜布切克说。“但是，我要你去一下病理部。今天早上他们要解剖扎布拉斯基。你要确保他们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告诉他们，我们需要速冻的肝、心、脑和牌的样本，用来做病毒分离实验。”
“肾呢？”莱恩插话。
“对了，肾也要。”杜布切克说。
玛丽莎离开时觉得自己像一个使唤丫头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得到杜布切克的尊重。接着她想起了是如何失去它的。于是，沮丧便被汹涌的愤怒取代了。
每天这个时候，病理部都是最忙碌的地方。玛丽莎被引到解剖室。她知道在那儿能找到蓝德医生。不过一想起他那副傲慢自负的态度，她并不热心跟他交谈。
解剖室到处装潢着白瓷砖和不锈钢。弥漫的福尔马林气味叫玛丽莎眼泪直流。一个解剖师告诉她，扎布拉斯基的解剖安排在三号室。“要是你想去，必须穿戴防护用具。那可是一个脏病例。”
她本来就害怕染上艾伯拉，因而乐意照办。进了房间，蓝德正要动手。看到她来，便从布满令人生畏的工具的桌上抬起头来。扎布拉斯基医生的尸体还盛在一个大透明塑料袋内。上半部苍白，下半部青紫。
“你好！”玛丽莎欢快地打招呼。她已打定主意还是要拿出精神来。没有得到回答。她向这位病理学家转告了CDC的要求。他答应提供样品。玛丽莎接着建议戴护目镜，解释说：“不管是这儿还是洛杉矶，有些病人显然是经由眼结膜传染上的。”
蓝德医生咕哝了几句，走了出去。回来时他已戴上一副塑料护目镜，并一言不发地递给玛丽莎一副。
“还有一件事。”玛丽莎补充说。“CDC建议，在这种病人身上不要用电锯，以免渣末乱飞。”
“我本来也没打算用任何电动工具。”蓝德说。“你或许对这类事大惊小怪，我可是跟传染病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那我就不必警告你小心割伤手指了。”玛丽莎说。“有一个病理师就是那样得了病毒性出血热死的。”
“我记得。”蓝德医生说。“那是拉沙热。你还有什么宝贵建议？”
“没有了。”玛丽莎说。病理师划开塑料袋，露出扎布拉斯基的尸体。玛丽莎踌躇着是走还是留。犹豫不决导致了无所行动。她留下了。
蓝德医生对着悬在头上、由脚踏板操纵的话筒开始描述尸体的外表。他的声音让玛丽莎回想起在医学院的日子里熟悉了的特有的单调。当她听蓝德医生描述到一块缝合后愈合了的伤口时，蓦地一惊，又回到现实。这是新发现，病历上没有。此外，病历上也没记右胳膊肘上的割伤和右大腿上硬币大小的圆形伤疤。
“这些伤痕是生前有的还是死后碰的？”
“生前。”蓝德医生答道，毫不掩饰被打断描述而生的愤奴
“你认为有多久了？”玛丽莎不管他的火气，继续说，一边弯腰细看。
“一个星期吧。”蓝德医生回答。“上下不超过三天。如果做了显微切片检查，我就能断定了。不过对这种病人来说，我不认为有多大关系。好了，如果你不介意，我要继续工作了。”
玛丽莎被迫退了一步，思考着这些外伤。它们可能非常简单，比方说，扎布拉斯基医生打网球时跌了一跤。叫玛丽莎感到不安的是，这些擦伤和缝合的伤口没有记录在病历上。玛丽莎受过的训练是，凡是肉体上的发现都必须记录在案。
一等蓝德医生结束解剖，看到所有组织样品也正确地处理好了，她便决定去追查那些创伤的起因了。
玛丽莎用病理部的电话打给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秘书朱迪。电话铃响了有二十次，还是没人接。她不愿打扰扎布拉斯基太太，便想找找泰伯索医生。接着又改了主意，决定去扎布拉斯基医生的办公室走一趟。它一定就在医院里面。到得那儿，她发现朱迪已经回来了。
朱迪是一个细弱的女子，二十五岁左右。双颊上有斑斑的染眉油污。玛丽莎看出她正在哭泣。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悲伤，更可能是因为害怕。
“扎布拉斯基太太也病了。”玛丽莎一做完自我介绍，她就脱口而出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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