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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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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曹楠敲了敲门，要进来给父亲打针。曹月芳患糖尿病多年，现在每天要靠注射胰岛素维持。打完针，曹楠提醒她父亲，要不要歇一会儿再接着谈？您一气谈这么多，累了；人家一动不动地听你谈这么长时间也受不了哇。曹月芳对他女儿挥挥手道，行了行了，人家工作组同志时间挺宝贵的。要歇，等他们走了再歇吧。你要真发善心，做一点小吃的来给我们填补填补。然后，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据我知道，东林头一回来陶里根初步摸情况，是摸到了一些情况的，这些情况也促使他下决心在陶里根“彻底干一场”，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位“顾代省长”和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事情整一个“水落石出”的。否则，他也不会去辞职，不会去脱警服：要让一个老警察，在他干到快退休的时候。脱警服辞职，谈何容易？！他是真的把这档子事当个大事来做的。他这人就是这样，要么不干，干就干好，干到底=有那么一股拼命三郎的味道。
当时有两件事是大伙特别关注的=一件就是顾代省长和远东盛唐公司老总饶上都的关系。另一件就是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祝副市长的关系。饶上都十多年前“盲流”到陶里根。他自称是“北京人”，父亲是京城的一个干部。多大的干部？他故意说得挺含糊挺神秘：一会儿说他父亲是干这个的。一会儿又说是干那个的，最后又说是从前那个华北局什么部的副部长。但最后查明，这一切都是他随口瞎编的：但当时就是有人信。这一方面跟陶里根这小地方的人见识浅好骗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谈吐不俗。且又出手大方有关；特别是当有人托他到北京办某些事的时候。您还别说，真有那么几回，他还给办成了。但后来还是露了馅。北京方面来人，就一起金融诈骗事件追查他的责任，把他带走了。作为那起金融诈骗的参与者之一，他是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后来，刑满释放，他回到陶里根，混了几天，过江去俄罗斯那边谋发展去了。这小子脑子够用。看到国内开始兴起豢养宠物之风，没要了多长时间，便打通乌克兰、莫斯科到沃申斯克的“通道”，从那儿向国内贩“欧洲名犬”，大赚了一笔。然后又雇用了一帮“打手”，“清理”并独霸了当地的名犬市场。当时有不少国人也在对岸做贩狗的生意。由于他的欺行霸市，挨了打，纷纷写信回来，向国内的有关方面告状。
由于牵涉中俄两国关系，北京方面比较重视，直接批示，希望省地县三级高度重视这事，联合俄方，打击“华裔中的黑社会势力”，为在对岸依法经商的同胞争取合法权益。在省地两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公安、检察、工商等方面的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对岸工作。当时的顾立源还在陶里根县的县政府办公室当副科长。他被派到这个“联合打黑工作组”当副组长。也就是在那次打黑行动中，他认识了这位饶上都先生。一位是打黑的主力，一位是被打的主要对象，后来怎么成了“好朋友”？这一直是陶里根的“千古之谜”。事实是，饶上都后来在顾立源改变陶里根面貌的几件大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比如说，顾立源协助领导争取到“边贸权”后的第一次行动：用水果换对方的化肥，运输用的那条铁驳船，就是饶上都掏钱为顾租来的。后来，顾立源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大商城时，人人都说这个想法好，可是没有人敢掏钱来实施这个想法，又是饶上都“两肋插刀”，拿出自己全部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风险开发，实践了顾立源“把陶里根变成高纬度地区的边境名城”的第二步战略构想。当然，顾为饶同样创造了让人惊羡的“致富源泉”。
陶里根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就是，饶上都曾在顾和祝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好多倍的价格，拿到了江边码头附近黄金地段好几百亩地皮。而后，在随之到来的陶里根开发热潮中，江边的这些地皮价又上涨了数倍和数十倍。饶老板靠抛售这些地皮赚的钱，又在市内几个热点地段开发了好几个旺销楼盘，还从市政府那里拿到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特许证，以最优惠的地价、最优惠的税收待遇、减免许多附加费用，却又获得最好的市场销售率。那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开盘的头一天，几乎有上千居民和外来商户通宵达旦地排队领取购房的号牌。这一天，书写了陶里根地区房产开发销售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饶上都随之成了陶里根地区头号大富商和大名人，随即也成了陶里根市的政协委员。而饶卜都当时购地所用资金，据说也都是在颐和祝的帮助下，从银行贷得的。拿陶里根老百姓的话来说。还是“共产党”替他“埋了单”，用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陶里根人眼里，起家后的顾和饶、顾和祝、饶和祝之间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人们自然要发问，银行的钱为什么都给饶老板使了，没给我使呢？为什么我去贷就贷不到那么些呢？难道就因为饶老板的胆儿比我大？不会仅仅如此吧……于是很难免的种种传说、种种猜测、种种故事段子、种种怨气……如初夏的杨絮一般，纷纷扬扬地出现在陶里根的街头巷尾。拂之不去，弃之又来。
议论归议论，陶里根的山河原野却依然是美丽的，并且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江水澄净。天空碧蓝，林木高耸，地平线总是那么清晰从容地展现在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至于说到顾立源和祝磊的关系，应该说是挺正常的一档子事。祝磊的许多情况跟顾立源相似：平民出身，大学毕业，“不幸”没能留到大城市圆人生美梦，只得回故乡小县城谋生，而且一开始都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他俩走到一块儿去，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所不同的是，顾立源为人大气，炽热，强硬。祝磊则内敛，多虑，周细。顾立源执意要从政。走仕途。在实验中学没当几天教员，就托了些人，进了县政府机关当了个办事员，而祝磊则热衷于搞教育，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一系列的变故，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教育专家。人们说。在陶里镘时期，祝磊是顾立源的“军师”和“总管”，帮着出主意。操办落实具体事项。当时两人在一起还是很干了几件让人们称道的大事。上面提到过的“用水果换化肥”，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商城……包括大胆起用像饶上都那样有活力有魄力有经商头脑，但又犯有一点前科的干才，都是两人反复“密商”后制订的“方略”。
顾立源命运的一大转折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这使他获取了一个充分施展他才干的平台和必要的权力。当时他希望祝磊能留在陶里根做他的副手，一起实现人生的一次“冲刺”。但祝磊还是说服了顾立源，让他到省财经学院当了一名讲师，称心如愿地做了一年多的学问，发表了几篇有关中俄边贸史方面的考据论文，又提起来当了副教授；过了一段时间，顾立源破格调省里任副省长，主管工交财贸口，急需有人“辅佐”，便不顾祝磊如何的“反对”，把他调到经贸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从那以后，祝磊才完全脱离了教育圈，正式走上了仕途，一直到被任命为省城的副市长。应该说，祝磊的飞速提升，跟顾立源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在省城，谁都知道，祝磊是顾的人。但这样的一个“祝副市长”怎么会闹到“开枪杀人”的地步？而他的开枪杀人又怎么可能跟顾立源有关系？这我就说不太清楚了。劳爷来陶里根以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应该说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我也旁敲侧击地向他打探过。但他总是找些似是而非的话应付我，一直也没跟我说实情。
（邵长水插话：“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怕一会儿忘了，得赶紧问一下。您上一回谈到，劳爷急着去找余达成，没遭待见，受了极大的刺激。但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您好像没怎么说清楚，就是当时劳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那么急着去找余达成的？他当时遇到什么大问题了吗？”）
上一回我没把这问题说清楚？那我真是老糊涂了。其实我也是事后才从劳爷嘴里得知这方面的详情的。一开始，劳爷啥都不跟我说。他这人真是搞刑侦出身的，嘴特紧。一直到他从余达成那儿受了刺激，“大病”一场，才慢慢跟我说了当时的一点情况。他说他去找余达成，就是因为心里特别矛盾。一方面，随着在陶里根的调查越来越深入，得到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许多原先不了解的，现在开始有点了解了；原先只是道听途说的，现在有根有据了；原先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现在逐渐地清晰了。但是，心情却越来越不能平静，越来越矛盾。许多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反而让他感到更加困惑了。
（邵长水插话：“比如哪些问题？”）
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代省长这个人？怎么去看待饶上都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怎么看待自己在陶里根所干的这个“任务”？这样调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到底有多大？等等吧，也就是说，他开始打根儿上起怀疑自己来陶里根的合理性了，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脱警服辞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邵长水一惊，忙插话：“为什么？”）
……再往深里。他又不愿说了。他说。更多的，你就甭问了，别自找那些不痛快了。再说，我也真说不太清楚。我要能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当时干吗哭着喊着非得去找余大头？
（邵长水赶紧问：“你估计，这方面的事情，他还有可能跟谁说？”）
跟谁说？有可能跟谁也不说……要说的话……我想，有可能跟这么两个人说，一个嘛。当然是那个寿泰求……
（邵长水又问：“他跟那个寿泰求的关系有那么密切？还超过了你俩？”）
那当然。我跟他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朋友。老交情而已。他刚到陶里根那会儿，人生地不熟。我给他提供住，提供吃，提供可依托的人际关系，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但他跟寿泰求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脑袋）。
（邵长水插话：“他怎么会跟寿泰求拉扯上的？他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在一个圈子里，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啊。按说，就算是打着灯笼，拿着放大镜，这两人也不一定能照上面。”）
谁说不是呢？但这方面的情况。你真得去找寿泰求打听了。就看寿泰求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说真话了。人家现在是上百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会不会轻易卷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很难说。您看那位余达成，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太明白了，在政治上，只要不是跟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又不是上头直接下了令的，绝对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准则。您还真不能为此去责备谁。这就是现行的游戏规则。不成文，却成气候的游戏规则。
（邵长水问：“那另一位是谁？”）
嗯……这另一位嘛……你们还是先去找找寿泰求吧。这姓寿的实在不肯说了，我再帮你们去找那“另一位”。
（邵长水笑道：“咋了？还跟我们玩留一手？”）
不是留一手，绝对不是留一手。你们千万别误会。只不过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完全是出于个人方面的原因，私人方面的原因。能不去找那一位，咱们还是不去找。实在不行了，再说下一步。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情况就是，东林所知道的祝磊开枪杀人的情况，最早还是我给他提供的。
（邵长水问：“您又是从哪儿搞到这方面的情况的？”）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后一步步再向你们“交代”。我为什么一定要先把祝磊“开枪杀人”的事儿先说一下？因为这对你们了解东林当时的内心变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当时东林听说了这情况后，受到极大的震惊，可能也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其实从祝磊出事以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这样的说法：祝磊开枪杀人是出于“无奈”，是因为受到某种严重的“陷害”，堕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绝望境况下，“一时冲动”，做出的“过激行动”，完全是属于“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典型范例。实际情况大概也是如此：陶里根一家上市公司为了在融资和工程项目竞标等方面取得省里一些领导的支持，想托关系，私下里给一些领导送几十万份职工股，通通关节。这个关系托到了祝磊手里。他们之所以找祝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因为他是“陶里根人”；第二，他跟顾立源的关系“特别铁”，而那时顾立源已经进入了省委常委，而且也传出将由他来接替原先的省长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第三，他耳朵根比较软，也就是说他比较好说话，能说得动他。这也是我们陶里根这地方的人的一大特点：说它是优点也可，说它是缺点也可。陶里根人重情义。你只要好好地去求他。拿情感去打动他，他们往往会塌下心来替你去办原本不该去办的那些事。祝磊原先确实不想掺和这一类的“糗事”，他知道这种事一旦被揭发，后果会是什么。但正如别人对他的分析那样。他的耳朵根比较软，经不住来自家乡的人的一再“软磨硬泡”，他妥协了。
案发后，他万分后悔地总结道，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还是我自己的那点私心。陶里根那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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