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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艺术-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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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不过因为女人穿了飘逸的长裙比穿着短小的公事褂更为动人，更为娇美。这或许不过是我的想像。问题的要点只在：女人居家正如鱼之居水，女人一穿上公事短褂之后，男人就会拿她们当做相类的同事，即可以任意批评。但一等到她们在公事时间之外穿上了飘飘长裙，男人即自然放弃和她们竞争的心思，而只会坐着向她们张口呆看了。一进公事范围，女人比较更守纪律，对于日常例行公事也比较优胜。但一出公事房，例如在喜事茶会等处，同事彼此遇到时，女人即较为活泼，较会发挥本能。她们会随口劝告男同事，甚至她们的经理，快去理发，或告诉他们到哪里去买最好的医治脱发药水。在公事房中女人说话时极低声下气，但在公事房之外，她即以权威者的态度发言。
从一个男人的观点坦白说起来——其实也无需讳言——我以为公共场所中有了女人，实在使生活上例如公事房中和街上增添不少动人的点缀和自然的礼貌。这于男人很有益处，可以使公事房中的语声变为柔和，色彩较为鲜艳，公事桌上也可以较为整齐。我又以为造化所赋予的性吸引力，或性吸引力的欲望，其程度至今没有变更。不过美国的男人则享受较大的艳福，就因为在性诱引上，美国女人较别国女人例如中国女人更为致力于获得男人的欢心。我的结论是：西方的人们过于着重性，而过于轻视女人。
美国女人所费于整理头发的时间，其长久和旧时的中国女人差不多。她们对于修饰较为公开、恒久和不择地而行。对于节食、运动、按摩和寻求保持美态的方法较为热烈。早晨在床上将两腿做起落的运动，以收束腰身，较为严切奉行。在一个中国女子已经抛弃脂粉的年龄，但在美国依然会拍粉点脂，色染头发。她们于生发水和香水花费较多的钱，所以美国的化妆品如白天雪花膏、夜用雪花膏、无色雪花膏、搽粉之前所用的冷膏、面霜，防止毛孔涨大的冷霜、柠檬冷霜、避日炙冷油、去皱纹冷油、鱼油，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香油，多至不可胜计，销路多很广大。也许是美国女人有较多的时间和钱可以耗费。她们或者是穿衣服以讨男人的欢喜，脱衣服以讨自己的欢喜，或两者都有之，都说不定。中国女人没有这样的厉害，也许是因中国女人没有得到这许多种化妆品的机会的缘故。但对于女人想要吸引男人的欲望，我实在不敢说各种族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以前的中国女人也因极力想讨男人的欢喜，将她的双足缠成三寸金莲，不过现在则已经解放，而改为穿高跟皮鞋了。我虽然不是先知，但我敢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女人也必于每天早晨在床上做几分钟的腰腿运动，以讨她的丈夫或自己的欢喜。然而很显明的事实在这里：现在的美国女人是更致力于注意身体上性吸引力，并专在性吸引力方面讲究她们的衣饰，以讨男人的欢喜。其结果是：在公园里或街上所见的一般女人，大概都具有较为苗条的身材，都穿着较为讲究的衣裳。这确须感谢女人所费于保持其曲线的努力，因而使男人获得很大的愉快。但据我的想像，她们在神经上必因此受很重大的影响。我所说的性吸引力，均系对母性吸引力，或对女人一般的吸引力而言。我疑心现代文明的这一种状态，已把它的特质深印于现代恋爱和婚姻上了。
艺术使现代男人有了性的意识。对于这点，我毫无疑义。先前是艺术，后来变为商业性的利用，将女人的全体直到最后一条的曲线和最后一只染色的脚趾为止，完全开拓起来。我从未见过女人的肢体经过这样的商业性开拓，而我并且很奇怪何以美国女人竟肯这样驯服地听人家去将她们的肢体开拓到这个地步。在东方人的心目中，这种对女人身体的商业性开拓，和尊重女人的观念绝不能并立。艺术家称之为美，看戏的观众称之为艺术，只有戏馆老板和经理直称之为性吸引力，而男人们也就因此得到很好的消遣。在这男人所创造，男人所统治的社会中，女人可以剥光了去供商业性的开拓，而男人则除了歌舞团团员之外，很少出身露体的时候，这实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戏台上我们能看到女人几乎不穿着什么，但男人则依然都是衣冠整齐。如若这个世界是女人统治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要看见出身露体的男人，而女人则都穿上长裙了。艺术家对于男女人的身体构造同样地研究，但他们似乎终没有法子可以将男人的身体美化为商业性的用场。戏院以裸体为号召，但大概都是剥去了女人的衣服以吸引男人，而绝不剥去男人的衣服以吸引女人。就是在较为高尚的表演中，虽然是艺术和道德并重，但也总是让女人艺术化，男人道德化，而从不坚持女人道德化，男人艺术化。（在游艺表演中，男演员大都偏重于滑稽；即跳舞的时候也是如此，而观众尚认为是艺术的。）商业广告都抓住这一点，千方百计的利用。所以现在的人们如要知道什么是艺术，他只须买一本杂志，将里边的广告看一遍，便能了然。其结果使女人的脑筋中深印下极其深刻的女人必须艺术化的印象，甚至下意识地默认了这个原则，很情愿地忍饥节食、运动、按摩，严格遵守一切纪律，以求对于美的世界有所贡献。心地不很明白的人看了，几乎要认做女人除了利用性吸引力外，竟没有其他抓住男人的方法了。
我认为这种对性吸引力的过于注重，造成一种对女人的整个天性的不成熟和不充足的观念，影响及于恋爱和婚姻的性质，而也引起了对于这两件事的谬误或不充足的见解。因此，女人即被认为只是一个可能的伴侣，而不是家庭的主持人物。女人是一个妻，也是一个母。但因现在如此的注意于性，以致伴侣的意想取代了为母意想的地位。不过我仍坚持女人只在为母时能达到她的最崇高身份。如若一个女人竟拒绝为母，则她便立刻丧失大部分的尊严和庄重，而有成为玩具的危险。我以为一个女人，不论她在法律上的身份如何，只要有了子女，便可视之为妻；而如若没有子女，则即使是妻，也只能视做姘妇。子女使姘妇抬高身份，而无子女则使妻降级。现代女人有许多不愿生育，理由也很显明，无非恐怀孕将妨碍她的苗条身段罢了。
好色的天性对于增进人生的生趣，有相当助力，但行之过分，则反而不利于女人。欲求保持性吸引力的意念当然是一种加在女人神经上的压力，而男人则没有的。这也是太不公平，因为人们如过于重视美丽及青春，则中年女人便陷于对灰白的头发和不可挽回的光阴做必不能胜的奋斗。中国某诗人早已提醒我们说，青春之泉是无稽之谈，无人能系住光阴不让它前进。因此中年女人如保持做性吸引力的努力，即等于和年龄赛跑，太不合理。只有幽默能补救这个处境。如若我们明知和老年白发无从争斗，则我们何不就认白发为美丽。朱杜的诗：
〖白发新添数百茎，
几番拔尽白还生；
不如不拔由他白，
那得功夫与白争。〗
这整个情形既不自然而且太不平。这是于为母者和年龄较大的女人不平允的。重量拳击家将锦标保持了数年之后，势不能不将宝座让给较为年轻的后进；跑马场里得锦标的马，过了数年，自不能不将第一位置让给年龄较小的马；同样地年龄较大的女人，绝不能战胜年轻的少女。同类相争，其实何必。中年女人想在性吸引力上和少女争高下是一件愚拙、危险，而又无望的举动。女人所应重视者尚有比性更进一层的东西。谈情说爱的动作，大部分当然以身体的吸引力为根据，则较为成熟的男女自应视之为过去的事情，而不必再斤斤于此了。
我们知道人类是动物中最喜欢表示爱情的动物。但除了这表示爱情天性外，还具有一种同样有力的父母天性，结果即产生了人类家庭生活。多数动物大概都和人类一般的具有爱情和父母天性，但人类家庭生活的起点则好像是发源于长臂猿。不过在一种过分矫饰的文化中，人类受了艺术上不断的性的刺激如电影和戏院之类，他们的家庭天性便有屈服于表示爱情天性的危险。在如此的文化中，家庭理想的必须性常易于被人们所忘却，尤其是在同时又有一种个人主义观念的潮流。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我们对于婚姻即有了一种新奇的意见，视为不过是许多次的接吻，而于结婚的钟声中结束。对于女人也有了一种新奇的观念，视为不过是男人的伴侣，而不是为母者。因此理想的女人须是一个具有完美相称的身体和动人的体态者。但在我看来，一个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扶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或许我已对母道有一些迷信，但在我们中国人，若有一些心理上的迷信是并无妨碍的。我以为我对于女人的见解并非由于迷信母道所产生，而实是由中国式家庭理想之影响。
四、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我颇以为《创世纪》中关于创造一节，应该从头写过。中国小说《红楼梦》里边的才子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为伴，万分崇拜他许多姐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个男人。他曾说，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则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是伶俐聪明，娇媚可爱，而男人则都是愚蠢粗鲁，面目可憎。如若《创世纪》的著作人换了贾宝玉，心地和他那么明白，则《创世纪》必不是这样写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个人形，从鼻孔吹一口气进去，亚当就此造成。但是亚当渐渐燥裂，泥土松碎，一片片掉落下来。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将进去，使泥土凝结。这种掺入亚当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亚当的生命中非有这水不能完成。我以为婚姻的特别意义至少是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渗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这水而使之有形质。水即流动生活于这当中而有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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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侬我侬，
忒煞情多，
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你，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
一齐打破，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乃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但这个对于家庭生活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中国人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外国则自觉不够资格去问这句话。把家庭制度做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给予一个哲学的根基。他非常的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每年祭扫祖墓，崇拜祖先，和设立祖先祠。
中国的祖先崇拜，曾被某些著作家称为一种宗教。我相信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中是很对的。至于它的非宗教方面就在于它的里边很少超自然的成分。它不涉及神怪，所以崇拜祖先不妨和信仰基督仙佛或回教神道同时并行。崇拜祖先所用的礼仪造成一种宗教的形式，非常自然而且合理。因为凡属信念是不能没有表现方式的。照这种情形而论，我以为对着一块长约十五英寸的长方木牌表示尊意，其尊敬程度和英国把英王肖像印在邮票之上并没有什么高下。第一，中国人对于这种祖先之灵并不十分视同神道，而不过当他如在世的老长辈一般侍奉，他并不向他祈求福佑，也不求他治病，并不像普通的崇拜者和被崇拜之间的必有一种施必望报的情形；第二，这种崇拜仪式不过是借以对已死的祖先表示敬意的典礼，不过借这一天使全家团聚一次，并纪念祖先对于这家庭所贻的世泽。这种仪式充其量不过如替长辈做一次小规模的生日，和平常替父母做寿，和美国的举行母亲节并没有什么分别。
基督教士不许中国信徒参加崇拜祖先的仪节，其惟一反对理由，是因为祭祖时大家都须跪地磕头，认为这是违反十诫中的第一条。这是基督教士太缺乏谅解的表征之一。中国人的膝盖不若西方人的膝盖那样宝贵，中国人都向他们的皇帝、官府磕头，新年都向在世的父母磕头，被视为常事。所以中国人的膝弯较为易于柔曲，而跪在神主牌之前磕几个头，也不会使他即因而变为一个崇信异端的人。城市村镇中的中国信徒即因此和一般的社团生活相隔绝，不能去参加大众节日的欢聚，也不便捐助这些节日的戏份。所以中国的基督信徒是差不多和本族的人不相往来的。
这种对于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性义务的感觉，有时确也能变成一种很深的宗教态度，例如十七世纪的儒者颜元在老年的时候，独自出外，周历天下，找寻他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希望寻到他的哥哥和一个侄子，以便传宗接代。他是四川人，笃信儒宗，专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踪已经多年，他忽然厌弃教读生活，如奉神召一般的决计出外寻兄。他连哥哥的影踪都不知道，盲目找寻，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况且这个时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国混乱的时候，遍地伏莽，旅行极为危险。但他不顾一切，冒险前行，所到之处都贴下招纸，悬赏找寻。他走了一千余里的路程，经过中国北部数省。直到数年之后，他走过某处时，被他的侄子看见了他手中所拿伞柄上刻着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将他引导到自己家中。那时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达到，因为果然有一个侄子可继香烟了。
孔子极为推崇孝道，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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