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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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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直飞金沙萨的航班没有问题，我中途还得先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让（Abidjan），然后在喀麦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两地逗留。我没有这两个国家的签证。此外，还得在上述某一地方寻找过夜的住处，要当心我的轻便实验室的安全。这要靠我的机智以及海关官员的高兴。
阿比让的海关官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到象牙海岸来有什么事？他问我。我试着说明：我只需为我自己和我的实验室找一个地方过夜。他又间：那么为什么没有签证呢？我编了一个表面上说得通的故事，告诉他在弗里敦无法搞到签证，因为象牙海岸在那里没有大使馆。我接着说明扎伊尔爆发了疫病，需要我马上到那里。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原来他要小费，故意刁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不打算给他小费，尽管他的要求是在他的合法权利范围之内。我怀疑象牙海岸是否有人指望能这样通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检查。作为美国政府的官员，我从未想过采取贿赂这样容易而且惯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这里是非洲，如果我不断地磨他，终归能使他让步，至少可以让我有张床过夜。最后他不再坚持了，但并不完全情愿。
“把你的护照交给我保管，”他坚决要求。
我不愿交出我的护照。美国护照是有价值的商品，非常值钱，如果交出了，那就做了一件极愚蠢的事。于是我拿出世界卫生组织发的疫菌往射黄卡代替护照递给了他。他仔细看了会儿，似乎考虑怎样处理它，最后拿定主意，认为这卡看起来真是正式官方的了，并且知道我在西非进一步旅行还会需要它，就耸耸肩、挥手让我过关了。
在喀麦隆我不得不重复了在阿比让经历的那一套。等我终于到达扎伊尔的首都时，已是10月23日了。那里的机场，跟我年轻时记忆的完全一样：贪污盛行，喧闹混乱，旅客像逃亡者似地在装备良好、训练很差的士兵造成的黑暗恐怖气氛中移动。虽然我没有到扎伊尔来的签证，但有一份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我参加这里疫情调查的证明文件。但那不关紧要，我一说明此行的目的，便毫无阻拦。机场里人人都熟悉这里爆发的疫情，马英嘉之死人人更加知道。他们都不愿在办理手续上纠缠。唯一的障碍在于我带着轻便实验室通过海关。
海关官员见到我携带的东西，便对我说道：“Qu，est一ce一que vous pouvezfairepour moi aujourd'hui？”（“今天能替我做点什么吗？”）
他的暗示非常明白。我对他说，我的实验室对他没有用处，如果他要保存它过夜，等我从世界卫生组织找一位代表来取出它时，他的饭碗就要丢掉了。他有点垂头丧气，可是他知道他今天要特别发财的好梦和两杯特好的Simba啤酒全完了。只得放弃。
从海关出来，困乏，等待。卡尔派小组里的一个人来接我。我一坐进车内，他便说道，“坏消息。”
“疫情已在这里传播开来了，人们陷于一片惊慌，恩加利马医院已成了隔离医院。”接着他转过身来朝我惨然一笑。“欢迎您来到金沙萨，麦克科密克博士。”
战斗开始
通过了海关，三十分钟后我乘车穿过金沙萨拥挤的街道。自上次离开以来，此地竟破落到这等模样，使我惊愕不已。我没有发现明显的恐慌迹象，但是我确信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许还不知道马英嘉这个名字，但他们一定全都听说过有关“扬布库一位护士”死亡的传说，它一定令人毛骨惊然。因为如果他们相信实际上市内任何人都能被愈染，那就会自然地怀疑每一个外来的陌生人有罪，直到这陌生人被证明为无辜。麻烦的是无法证明某人无辜。今天金沙萨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数可能是十五到二十。没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人员住在比利时政府派住金沙萨的合作代表团的驻地，名叫福梅特罗（Fometro），也即热带医学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这地方有点像宾馆、仓库、汽车停车场之类的，也是合作代表团的医学研究项目规划中心所在地，玛玛那模医院便是该中心经办的。迄今，玛玛那模医院没有检验出这种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尔·克洛斯及其全体医务人员并未冒险一试，这所医院有两千张病床，有两千病人住院，每天还有一百个婴儿在这里出生，万一有这种病毒感染爆发，对这里便是极大灾难。比尔组织了一个隔离体系，旨在确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经过仔细甄别，检查有无这种疾病的任何症状，一经发现，便立即转移到一个特殊病房，以便进一步仔细监护检查。
玛玛那模医院迄未检验确认出这种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马医院则不能这么说。一个病人感染了，另一个病人死了，于是隔离格外严密。有一个病房，叫做“1号病楼”，被指定为病人隔离区，但是，医院内部行动并不禁止；第二个病房，“5号病楼”，划为接触过病毒患者的本院医护人员隔离专用。不下37人被官员们验明曾接触过马英嘉。一位名叫玛格丽塔·艾萨克森（Margarita lsaacson）的南非医生负责隔离检疫工作。她是个身材不高，精力充沛的妇女，戴着大眼镜，遮住了半个脸。据说她曾经是一名以色列伞兵，善于发号施令并要求绝对遵从。她在高度负责的气氛中进行了检查。医院里的恐慌气氛是明显的。病人的眼神中就带着问题：你有吗？我有吗？我已经快要死了吗？
在这样环境下，意志坚强的艾萨克森医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制了恐慌。在像金沙萨那样的城市里，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难的。要保持隔离，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严格注视被隔离起来的病人之外。她还要保证病人有吃的，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的状况。使艾萨克森医生显得更突出的是她决心确保那些家属不得进入隔离区。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病人住进医院后，其家属实际都随病人一起住进医院。住院病人毕竟不能依靠医院供给饮食。通常连基本的看护也指望不上。这一切都习惯地落在家属身上。因此，艾萨克森医生禁止家属探视是空前的举措。
每天早晨，家属们总是等候在医院人口处外面，直到某位负责人出来，于是就询问了：医院为什么不让他们探视住院的亲属、谁管病人有足够的东西吃？如果万一病人情况恶化，没有亲人在旁慰藉，后果怎么办？艾萨克森医生亲自会见那些家属，她向他们恳切说明她非常同情，“但是我无能为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险之前，你们决不能见他们，难道你们也要染上这病吗？”
不，他们并不要。问题似乎解决了，似乎达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属又来了，还是那些老间题。艾萨克森医生再一次跟他们谈话，让他们知道决不能去见住院的亲人。隔离是绝对的。
我抵达金沙萨还不到24小时，就奉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成员和扎伊尔政府卫生部官员们的会议。卫生部的那些官员全部听卡尔指挥。卡尔领导全体，指挥有方。他在传染病学方面的造诣比小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领导进行的流行病调查的经验使他对外国文化特别敏感。如果没有这样的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那么和谐协调地安排处理在扬布库爆发的那场疫情。
卡尔虽是大家公认的领导，但小组会议通常总由卫生部长恩格韦特·基克赫拉博士（Dr。Ngwet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圆脸孔，善于辞令，曾在比利时和加拿大留学，攻读公共卫生学。他也能说一点英语，但还不能跟外国同事用英语自由交谈，每当谈到传染疫病或处理复杂的疫情爆发时，他就完全不知所云。虽然热心合作，他显然是期望世界卫生组织派来的这个小组帮助找出解决他国内危机的办法。这毕竟也是我们份内的工作。
但是小组其他成员，特别是那些比利时人。经常闹些争权的角逐。他们虽是前殖民统治者，自以为一一也许是正确的一一对扎伊尔的政治和文化比我们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为扎伊尔的保护人。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指挥这样的调查工作。于是他们就变而发泄他们的不满，对他们不同意的决定，就跟他们的德国甚至少数美国同事在背地里滴哺咕咕。无论怎样那病毒并未潜藏、不露声色、让我们有时问去解决我们之间的细微分歧。我们毕竟处于战斗状态中，要消化吸收能够获得的每一则信息，来了解内地发生的情况。我们知道这种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继续出现。但是次数多少？多少人已经隔离？是否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防止疫情传播的措施？
我们还有另一问题需要解决：乔尔·布雷曼率领的前往疫情现场的先遣小组出了什么事了？按理说，他们早已该来到扬布库了，他们到达金沙萨几小时后就被送上飞机前来此地了。我们很担心他们。那地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离开金沙萨后，该小组飞进本巴（Bumba），扬布库南边大约八十英里的一个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没有他们的信息。考虑了一下，我党得可能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根据我在扎伊尔的经验，跟这个国家的任何人接触，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传教士。传教士们在非洲有他们自己经营的高效率的“丛林电讯”，在扎伊尔也不例外。在金沙萨调查了一下，我获悉北美教会组织在离扬布库不太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野外工作站，他们有一台无线电用来跟金沙萨的同事每天联系。第二天早晨我便来到金沙萨教会组织的办公室，守在无线电旁等待扬布库方面来话。跟那边的传教士一接上话，我就向对方说明我们遇到的问题，询问传教士中能否派人搜寻乔尔·布雷曼和他的小组其他人员，或者把他们找到无线电前来，如果办不到这些，能否查出乔尔·布雷曼那些人出了什么事了？
对方向我保证，当晚一定有人用无线电给我回话。
12个小时后，我回到传教士组织中心。有了好消息。已经找到乔尔一行人了。每个人都很好。乔尔明晨将亲自来话。那时，我对乔尔还不太了解，后来彼此都很熟悉。乔尔身高六英尺以上，讲话嗓音甜美，典型的男中音，使你联想到广播电台的深夜节目播音员。为人老实，不搞圆滑作风。他渴望的莫过于攻克咄咄逼人的威胁性的挑战，所以他放弃在密执安州任公共卫生官员的职应来参与这偏远贫困地区的调查。他的法语讲得很流利，尽管明显地拖着腔。他曾在前法属西非多年，试图制止天花流行。他对非洲文化有很好的理解：当我们终于能够直接通话时，乔尔向我讲述了他的小组离开金沙萨以后的遭遇。
“扎伊尔空军把我们甩下了——真是这样”，他说，这事是到达本巴之后。“飞机在机场跑道上降落后，驾驶员不肯关机，一个像自行车打气筒的东西就能使它伸高四十英尺。此外，天线顶端还装了两条电线，可接收微弱的无线电信号。无线电本身插入吉普车的电池。它运作了，真叫我高兴。至少，我在金沙萨试用它时，它确实运作了。我到达目地后：——无论是哪里，它能否同样很好地运作，就难预料了。
当我们做好准备，即将离开金沙萨的前两天，消息传来，扬布库的疫情已显得减弱了，但是没有人能肯定危险是否已经过去。就我们所知，这种疾病可能仍在丛林中蔓延。这个消息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在疫情传播的踪迹没有消失或在农村广为传播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尽快在金沙萨再有一个调查小组。
终于，出发北行的日子到了。那是10月30日，正是我到达金沙萨一周之后。一大早，三个小组的成员一一扬布库小组和另两个人数较少，一个由西蒙带领，一个由我带领的小组——都来到了恩吉利（N‘djili）军用机场，等在那里看着机场工作人员将三辆吉普车，四十桶内燃机燃料，几箱军用品粮食和其他所需物资装上C一130飞机。我看着看着，突然一种熟悉的不安的思绪——焦急与兴奋的期待相交织——涌上心头。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的事。很难料前景如何。不能等待，就要启程了。
不幸，我们却必须等待。
我们坐到飞机一侧折迭式小座位上后，满怀信心地等着飞机马上起飞。毫无动静。
引擎没有发动。机身纹丝未动。我们又等待了好久。还是没有动静。终于，耽搁的原因清楚了。外边柏油路上，空军司令员正在同本机飞行员谈话，必须等他的上级朋友——也许，他打开C一130的后门，叫我们带着自己的东西赶快离开，我们一走下飞机，他们马上就飞走了。“
他们在前往扬布库的途中，乔尔继续说，遇到村庄便停下来询问有没有人病了。虽然他们沿途没有发现新的病例，但是村民们却显然知道疫情的危险。人们纷纷跑来，挤在他们车子周围，被这种疾病吓呆了。许多村庄自己搞起了隔离检疫。陌生人不得进村，本村居民出外时间长了，回来后也要检查有无疾病症状。过去多年防治天花的经验，村民懂得了这种强制检疫的必要。
乔尔一行人抵达扬布库以后，发现那里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医院里的人已经逃空了，医务人员中不少人已死于这种病毒。自以为接触过这种病的扎伊尔人全都跑回自己村里去了。留下来的人在恐惧中等待着弄清自己是否受了感染。比尔·克洛思在他后来写的小说《埃波拉》中对这番情景作了很好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它对扬布库那场疫情爆发的记叙，事实上是对1976年那地方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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