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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飞翔-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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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采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
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
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
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
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复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
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道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道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道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庄稼成片倒伏现象，成因不明。现在多用来指难以解释的现象）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
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戴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凶险的原因——军情5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戴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
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和彩排，她仍然觉得很难跟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出的步伐。并且她为此而受到了批评。当人们说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歌手时，那简直太可怕了。而事实上人们正是这么说的。我应该理解她。
但是“辣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她们歌唱得好或舞跳得好。在开始试听时，鲍勃和克里斯拒绝了比我们更优秀的歌手，因为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辣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好嗓子还因为我们有个性。而你绝对无法
指责洁芮没有个性。
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越想就越觉得好像整件事都是洁芮精心计划好的：她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出来的时候作出歉疚的样子，要向社会偿还她欠下的东西，如果你不反对这种说法的话，为联合国工作，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而背地里却在录制她的个人专辑。然后就是光彩熠熠地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记得在“帕金森”节目（著名BBC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金森主持的节目）中又见到了她，穿着救世军的灰色军装，扎着好看的马尾辫，没有化妆，看上去毫无生气，让人厌烦，说什么“姜汁辣妹”不存在了、“姜汁辣妹”死了等等，等等。我在想，你也许骗得了帕金森，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她的第一首单曲出炉了，是《再见，联合国的小可爱》。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放荡的洁芮”，披着一头丑陋的假长发——我不知道她以为她在做什么，但那样做真无耻。
没有品位的洁芮又回来了。在音乐录影带中，一辆大轿车上放着一只花环，上面写着“姜汁”。“辣妹”有许多小歌迷，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她的音乐而批评她——至少媒体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她。音乐界的人做事有着不同的方式。洁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不是世界上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舞跳得最好的，要让她的音乐被人们接受，她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情，那样的话，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不错。
洁芮想要忘记她以前做过的一切，甚至忘记曾经有过一位“姜汁辣妹”。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如果没有“辣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是的，有时走在街上，当有人叫“喂，‘高贵”’时，我确实感到恼火。我像其他人一样不想走在街上听见别人叫着自己的工作名。想像一下——“喂，建筑工人”或者“喂，接待员”。因为“高贵辣妹”是我的工作，是她成就了我。至于洁芮假装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她比较傲慢。
在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们知道她要离开。也许她认为我们懂得测心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也许这能使她的形象更好一些，否则等于承认是她让我们处境尴尬。当然，她确实就是这么干的。洁芮·哈利维尔让我们处于绝对尴尬的境地。
抽奖节目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去奥斯陆。此时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
维京的官方用语将会是：“洁芮正遭受着精神疲惫的严重困扰。”是的，正确。
我们知道奥斯陆将挤满各方媒体，希望看到我们拉长了脸，正如我们解雇西蒙时他们的表现一样。当时是离了他“辣妹”无法生存的“斯文加利辣哥”，现在是离了她我们无法存在的“姜汁辣妹”。
媒体中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这对她们不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黛安娜·罗斯（1944年生于一个美国黑人家庭，与好友组建“至高无上”乐队，担任领唱歌手）离去之后，“至高无上”乐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们并不在乎历史对我们不利，历史说过一支女子乐队无法征服美国。对我们不利的媒体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重新排练节目。我们有顶替的伴舞，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准备一个替身“辣妹”。从编舞方面看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舞蹈演员都会告诉你四人舞总比五人舞容易。奇数总会让一个人站在中间，后面或前面。甚至在演唱上四个也比五个容易。我们一首歌一首歌地彩排。我则要增加很多唱段。第一次我要在《想要》中演唱了。
一旦走上舞台，我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不能总拿着一张纸，记下谁该唱哪一句。我们得记在脑子里。一旦我们之中有人该唱洁芮那部分的歌词却忘了唱的时候，就会出现让人难堪的沉默。这真够我们应付的，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情绪化。
因此，我们都坐在奥斯陆的宾馆房间里，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所有的媒体都说“辣妹”完了，我们只是在勉强维持。就在这时，托莉·威廉森走进来，说她要走了。
就像一部可怕的卡通片，我们四个脑袋一齐转向她，四个脑袋里也只有同一个念头。
“但是我向你们所有人发誓，我不是去和洁芮一起工作。”
一星期后，她和洁芮一起工作了。
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克雷斯琴（斯托姆或者豪斯福：洁芮的伴舞／男朋友）是否知道她的计划，但是他的合同未满，所以必须和我们待在一起，穿着“辣妹男孩”的演出服，哪儿也去不了。这让人有点尴尬，想想看，是的，你的女朋友刚刚离我们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那情形真怪。最后他只得离开。这倒不是出于报复，但是他只是一个配件。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在所有的伴舞当中，我和他讲的话可能最少。因为对我来说他一直都是大学里的克雷斯琴·豪斯福，那时从不多看我一眼。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你是最得宠的一个，你从不正眼看我，而现在你却为我做事。
不久之后他就和洁芮分手了，接着开始和“唯有圣女”
乐队的莎诗内·刘易斯约会。
我仍然感到震惊。我认识洁芮四年了，在温莎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同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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