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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圣经-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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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音乐主要以声乐为主，这是因为最初的基督教教徒认为乐器是世俗的器具，而不是神圣的象征，人应该用心灵的吟唱来对上帝直接进行赞美，因而致使乐器与器乐长期成为宗教音乐的禁区，一直到公元6世纪天主教教堂才开始使用风琴，而正式使用风琴则是公元12世纪的事了。当时天主教的各大教堂都有大型管风琴，公元14世纪出现可移动的小型风琴，供唱诗班使用，因而被称作唱诗班风琴，从此，风琴成为典型的基督教乐器。此外，器乐在公元16世纪后期才开始有所发展，主要用在非礼仪性的宗教集会场合，如婚礼音乐等等。
尽管对于乐器与器乐的排斥造成了基督教对于音乐发展的一个方面的极大限制，但是，也在客观上留下了器乐发展的天地。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对于声乐的重视，无疑又从另一方面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基督教的声乐主要取材于《圣经·旧约》的《诗篇》，而从《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取材的福音颂歌，沿用至今的有《尊主颂》、《以色列颂》、《荣归主颂》、《西面颂》等4首。这是因为使徒保罗曾经说过：“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应该承认，在这一口唱心和的心灵吟唱过程之中，本来出现了众多的礼仪颂调，随着天主教在基督教中地位的上升，由教皇主持编定的颂调逐渐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被称作平调的吟唱模式颁调。
这一颂调为吟诵式颂歌，音调简单无伴奏，节奏自由，歌词选自《圣经·旧约·诗篇》。由于天主教对颂歌的吟唱具有严格的规定，不仅要求吟唱内容与宗教仪式必须相符，而且更要求吟唱者只能是由教士或指定人员组成的男声唱诗班，并且进行齐声合唱，故而教徒唱诗受到限制。东正教有关颂歌的吟唱规定在这一点上与天主教相同。虽然看起来似乎剥夺了一般信徒的吟唱权利，但是从音乐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具有专业性的吟唱活动，无疑为声乐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因而在公元10世纪就出现了多声，重唱与合唱，奠定了复调音乐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世纪最著名的声乐是天主教教会唯一的亦是最理想化的大型礼仪颂歌，有着5个乐章的弥撒曲，由《求主怜悯羔羊》、《荣耀颂》、《信经》、《三圣文》、《上帝羔羊颂》这5个乐章组成，追求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表现出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不仅对于天主教的艺术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促使整套弥撒曲吟唱在公元15世纪以后成为常规；而且也间接影响着后世音乐家的创作，其中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在庄严的合唱与重唱之中加入个人抒情性极强的独唱咏叹调，与贝多芬结构宏大而激情充沛的《庄严弥撒曲》同为杰作，从而使弥撒曲式的吟唱超出了基督教的艺术限制，成为声乐发展中的一个有机构成。
同时，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提倡教徒使用民族语言唱赞美诗，而男女教徒吟唱颂歌也就随之而成为举行有关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吟唱的对象在不断地扩大，不仅早先在民间流传的宗教歌曲在教堂中被允许吟唱，而且还根据新教教义进行了颂歌的个人创作，路德就曾经自己创作歌词，自己进行谱曲，来宣传宗教改革的主张，他所创作的颂歌《上主是我坚固的堡垒》被德国大诗人海涅称作“宗教改革的《马赛曲》”。随后，新教音乐家以《圣经》为主要取材对象，吸取了意大利歌剧的艺术营养，创造出了清唱剧与神曲，其中以基督耶稣殉难为题材的神曲，称为受难曲。
较之音乐，教堂对于基督教来说显然更加重要，希腊语之中表示教堂一词的最初意思就是上帝的居所。所以，教堂作为神秘圣洁的场所，并不仅仅是一个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更是一个人与上帝进行对话的地方，因而必须营造出一种虔诚的宗教氛围来，即使是在没有正式教堂建筑的创教之初，在使用私人住宅举行宗教仪式的宅第教堂时期，也特别注重运用绘有《圣经》故事的壁画以及各种颜色的几何图案来渲染宗教情调，以坚定教徒的信仰。不过，由于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因而排斥立体雕塑，而浮雕则大多出现在石棺上，常见的是耶稣受洗图，在这一点上，与乐器及器乐的遭遇很相似。在这里，无论是《圣经》故事壁画，还是彩色几何图案，都是与整个教堂的宗教氛围融为一体的，而口唱心和的吟唱无疑使这种宗教氛围充溢整个教堂。
所以，教堂建筑在基督教的艺术之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教堂既是上帝的居所，又是赞美上帝的圣地。自从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特别是在其国教化，乃至国家以来，人们便开始建造大型教堂，最初是依照罗马长方形大会堂的型式，根据表彰殉教使徒的传统，在使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在罗马城中于公元320年建造了圣约翰教堂，随后是圣彼得教堂等一系列使徒教堂。在君士坦丁堡，于公元333年建造了神圣使徒教堂；而在耶路撒冷，于公元340年又建造了圣墓教堂。这些教堂建筑的外部一般都比较简洁朴素，没有进行刻意装饰，而内部则富丽堂皇，极力进行艺术渲染，尽管在今天里面的彩绘《圣经》壁画及几何图案早已坦荡无存，但仅从教堂内部的墙壁与天花板上所保留下来的大量镶嵌的《圣经》人物画及各种图案来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拜占庭教堂在早期教堂建筑的基础之上，融入东方宫廷建筑的某些特点，显示出基督教国家化以后教堂建造的发展，采用了圆形苍穹屋顶，以象征上帝君临天下的绝对权威与无所不在的恩泽，而中心式封闭的内部结构，则给人一种环绕在上帝怀抱之中的温馨感受。特别是在这些建筑物内大量运用镶嵌人物画来进行宗教氛围的强化，一方面采用变形的艺术手段，拉长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比例，大眼小口，表情严肃凝重，透露出君主式的威严神情；一方面在画面中进行人物等级式排列，世人小而多地排在最底层，第二层是教士，第三层是天使，最上面是基督，从而使人产生敬畏与虔诚的宗教情感。
罗马式教堂是在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随着教皇国的日益鼎盛而出现的。以石料建造的大教堂，具有纪念碑的厚重与宏伟，以传达出罗马教皇在神学与政治上的专制权威，同时完全排除拜占庭式教堂的宗教象征的艺术表达，内部结构为纵长横短的拉丁十字架形状，整个教堂以圆拱为主，将门窗、走廊、屋顶连成一个浑然的整体，拱顶分为圆筒形与十字形，它那坚固的墙壁与细窄的窗户，使教堂内部显得幽深，产生出一种神秘与超越的宗教境界，以此来显示天主教教会的不可动摇。同时，还使用宝石与金银等材料来对教堂内部进行装饰，以突出神秘之中的神圣，使教徒在情难自禁之中顶礼膜拜。
在教皇国之外的大教堂的建造，则更多地显现出在各个基督教国家之中，从国王到市民的宗教独立意识的不断高涨，因而在1140年前后，在巴黎附近出现了第一座具有哥特式教堂艺术特点的大教堂，而到了1190年以后，哥特式教堂的建筑风格才完全形成：以立于修长柱子上的尖拱形成教堂内部似乎无限上升的空间感，与教堂外部高耸的尖塔相映成趣，墙壁上出现的巨大透光玻璃窗使教堂内外融为一体，玻璃窗上用闪光的蓝红颜色绘出的天使似乎在蓝天上飞舞，使人觉得整座教堂将要向天国飞升，心中充满一种圣洁而幸福的欢乐。无论是在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还是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种欢乐的感受至今仍可感受到。
随着教堂建筑风格从拜占庭式，经罗马式到哥特式的变化，一方面似乎在隐喻着基督教教会将在分离之中逐渐发展，显示出东正教与天主教、教权与王权之间的消涨起伏；另一方面则展现出营造宗教氛围的艺术表达的不断变化，具有了敬畏森严、神秘幽深、欢乐祥和的种种差异。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教堂的雕塑上面——不仅浮雕因为使用石料来建造教堂而更多地出现在教堂内外的装饰上，雕刻水平有了整体性的提高；而且立体雕塑也开始成为整个教堂建筑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欧洲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
至少在公元13世纪以后，在哥特式教堂的雕塑之中，已可以看到无论是浮雕，还是立体雕塑，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化，体现出具有写实色彩的自然风格：《圣经》人物雕像在教堂外部的壁龛里以各种姿态站立着，栩栩如生地吸引着信徒崇敬的目光，而基督耶稣与圣母马利亚的塑像，不仅形象高大修长，而且神态安详和蔼，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基督耶稣与圣母马利亚的雕像都显得那么年青而富有朝气，不时绽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使人在崇拜之中倍感亲切。
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教堂作为上帝的居所，只有通过综合性的艺术表达，才能够真正成为举行宗教仪式的圣地，从而为因纪念基督耶稣的殉难而进行的弥撒营造出一个必不可少的宗教环境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教堂既是上帝的居所，也是艺术家的天堂。而事实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中，号称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无论是他们的绘画，还是他们的雕塑，都与教堂所提供的艺术空间不可分离，甚至与教堂建筑本身也不可分开。所以，一些历史悠久的大教堂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杰作。
1506年，罗马城中的圣彼得大教堂开始进行重建，一直到1626年才竣工，在这漫长的建造过程中，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包括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在内，都先后参加了设计与施工，特别是众多的艺术大师为圣彼得大教堂创作了大量的壁画与雕塑，使圣彼得大教堂美仑美焕，精彩绝伦，成为天主教最大的一座教堂，可以容纳25000人同时作弥撒。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安葬着圣彼得遗体的地窖上面，修造起了一座华丽的圣彼得宝座，而宝座的上方是高达数十米的巨大圆顶构成的穹窿，在两层穹窿内部分为16格，每一格都有米开朗琪罗绘制的人物画像，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虽然圣彼得大教堂被视为天主教最神圣的教堂，后来的大多数教皇都曾在那里举行加冕礼，但是，圣彼得大教堂在世人的心目中，已经永远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教堂建筑的杰出代表，于是乎出现了一个好象是悖谬的现象：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艺术表达，居然促成了艺术家的自由创造。Ⅸ。45 “若神不在，一切皆无”
对于这一似乎悖谬的现象，有人曾经进行过如下的评论：
最伟大的艺术家佛罗伦萨人米开朗琪罗来到了罗马，他和其他一些人开始为西斯庭小教堂的天花板作画。他的《最后的审判》已同当时罗马作家所写的甜蜜的诗文迥然不同，而反映出不安和悲痛的情绪。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教皇所实行的文艺保护政策往往使作家和艺术家们为了使他们的作品得宠，而进行宣传性的创作。拉斐尔的作品得到了宠幸，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假如有一个人，既鉴赏了拉斐尔在梵蒂冈宫的壁画，或者他作的其他以宗教为题材的画，又看了他为银行家作的画《海神》的话，他将惋惜为什么其它像《海神》这样的画太少。
如果要对这一评论进行再评论的话，显然以上的评论可以说过于主观，这是因为艺术家的成就与他所选择的题材实际上关系并不很大，关键是他如何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事实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佛罗伦萨人米开朗琪罗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无论是他最初在西斯庭小教堂的天花板上所创作的天顶壁画——长为40米，宽为14米的《创世记》，还是30年以后他在西斯庭小教堂的东墙上画成的《最后的审判》，都表现出了同样强烈的运动感，充满宏伟的气势，尽管他30年如一日地选择了宗教题材。
即使拉斐尔的艺术水平离最伟大的艺术家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也不至于一选择了宗教题材，就注定要在为了得宠而进行宣传性的创作之中，大大地失去艺术水准。事实上，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一样，真正使他获得艺术声誉的，并不是他所谓《海神》之类的作品，而是一系列以圣母为对象的创作——《圣家族》、《圣母和金丝雀》、《绿草地上的圣母》，而他的《西斯庭圣母》之中的圣母马利亚，是足以与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之中的基督耶稣相媲美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院》，将画中的空间与室内的空间融为一体，成为壁画与建筑完美结合的典范。
拉斐尔的艺术成就不是偶然得来的，他受到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大师的直接影响，不仅在构图与透视方面是如此，在对于妇女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如此，构图均匀而色调庄严，自然淳朴之中洋溢着女性的温柔。在拉斐尔的笔下，不仅有圣母，而且有凡女，他的《戴面纱的妇女》就是很有名的作品。当然，在这一方面，最有名望的还得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描绘出妇女在最风韵的多姿年华时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魅力，他每一笔都勾画出了永恒的美。”这只能是一种具有谜一般的微笑之下深潜着的难以言说的女性妩媚。
但是，达·芬奇的主要创作对象依然是来自《圣经》，在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之中，他以戏剧性的构图来揭示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是如何在震惊之中流露出来的：基督耶稣安详地说出了自己将被出卖的消息，静静地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与此同时，众多门人的内心感受是通过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这样的身体语言来表现出来的，或者是激动，或者是惊愕，或者是恐惧，或者是茫然，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几种感觉交织在一起，而唯有某种内疚的神色出现在了那个出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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