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黑白小丛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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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爱读杜拉斯的随笔、谈话录。她急于表达，但有一种精神上的口吃————现实已使作家辞不达意了，她不绕圈子，就把这辞不达意表达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胡说八道，回味无穷。因为这胡说八道是反禁忌，是“子不语”。我们见多了一本正经的文章，藏拙的文章。而杜拉斯却不怕漏洞百出。她喜欢谈论政治，可说是无知，没章法，也就很率性。这是难得的，起码为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一位女作家对二十世纪的自己的看法。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杜拉斯选集》三本中的一本，在出版之前，责任编辑请我妻子最后校读一下，我有幸读到后来无奈被删除的一些词、句子、段落，打破了我过去的看法：以为她是酒精中毒，胡说八道是酒精带来的。其实是她的自觉。
　　《杜拉斯选集》中的个别篇章是我先前读过的（比如《如歌的中板》，就是以前译为的《琴声如诉》），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有小说，有剧本，有谈话录，体式不同，但味道都差不多。读了呢，与印象中杜拉斯的作品没什么区别；不读呢，又总觉得是份遗憾。这就是杜拉斯的魅力，也是坏女人的魅力吧。杜拉斯的魅力在我看来，已超过杜拉斯作品的魅力了。漓江出版社近来也出了“杜拉斯小丛书”，我买了本《外面的世界》，与作家出版社的《话多的女人》（《杜拉斯选集·3》）穿插着读。杜拉斯之所以话多，不仅仅是女人的缘故，更因为外面的世界使她觉得不能沉默。她要坏一把，坏是自由，是反抗，是惊世骇俗，也是她的天性。她天性如此———所以杜拉斯只有一个。一个总是有魅力的。
　　作者：　车前子
　　杜拉斯语录
　　记不清最早读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在什么时候。也有十来年了吧，就好像没有怎么认真读过，印象深刻的都是她的只言片语。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具有非常挑剔对象的冲撞力，如果你正好是她的句子所选择的读者，她的句子就会给你迎头一棒，很痛。
　　我还记得她的一个句子，第一次把我给吓坏了的一个句子。
　　她写一个印度女人，说“……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同样，她也因此而死，她死就像被印度毒死。”
　　被一个城市分泌出来的绝望毒死。这种妖冶冷酷到了极致的意象就被杜拉斯这么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给道了出来————我在此目睹了魔鬼与天使混合的面孔，焉能不惊骇？可以说，因为这句话，我爱上了出语惊人的作家，或者说，我爱上了智慧、怪诞、霸道、夸张的作家。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就是语言，先礼后兵是一种风格，先兵后礼也是一种风格，我偏爱后者。在我的理解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礼与兵都是一种手段，其最后结果是读者是否臣服。我自己的阅读爱好，是倾向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形式的。
　　后来，也就开始记录杜拉斯语录。
　　现在检点几个笔记本里的杜拉斯语录，发现好多不可思议的蛮横和不可思议的俏皮。我已经不能认同杜拉斯了，年岁渐长，与她那些癫狂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按着一个主流社会应有的规范和礼仪要求自己和教育孩子。她的很多句子让我微笑。杜拉斯在我心目中成为一个沉闷聚会中翩翩而至的美丽的异类，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但聪明绝顶有趣之极。大家在道貌岸然的面具之下喜欢她、宠她，最后起哄把她赶走。
　　一个从少女时代开始阅读杜拉斯的人，往往要经历一个从信到不信的过程，这个过程让自己与杜拉斯血肉相连亲密无间；与之剥离的同时，也渐渐地获得了自己的思想。到现在，对于杜拉斯，我可以说，我并不崇敬她，但我爱她。她像一把剑，曾在十年的时间里插在我的心上；现在她依然是把剑，只是插在心灵之外。关键是，任何时候，杜拉斯于我都是剑，她是一个品质可以保证的传世作家。谁能否定这一点呢？
　　杜拉斯是可以让我一直读下去的，只要我拒绝中毒。她自己就是一个分泌绝望毒液的城市，是令人事后难堪的欲望之夜。我想，我也许有能力拒绝中毒，因为我已经爱她而不是迷恋她。她自己说：“迷恋是一种吞食。”这话不仅妙，而且准确。杜拉斯很少说准确的话。
　　作者：　洁尘
　　距离或绝望
　　J·贝尔沙尼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说：“不管玛格丽特·杜拉斯搬上舞台的是一个什么家务都做的女仆或一个工业家的妻子，一个副领事，一个年金收入者或一个‘左派’小知识妇女，她给我们叙述的始终不是一次恋爱的故事，而是爱情的故事。……玛格丽特·杜拉斯写道：”世界上没有一次恋爱能代替爱情。‘“
　　这提示我们，杜拉斯的小说恐怕应该是另外一种读法；而我们往往把她写的　“爱情”看成“恋爱”了。所谓爱情别有意义。在她的所有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被视为主体的东西，就是距离。这是一位关于距离的作家。她的人物永远停留在起点，无论经历过什么，人物之间都不可能相遇。杜拉斯的《情人》出版之后，“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的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见上海译文版译者前言）我觉得正因为这一笔似乎意味着有缩短距离的可能，所以她才感到遗憾。
　　杜拉斯小说中总有一个“他”和一个“她”。“他”并不是某个男人，甚至不是作为整体的男人：“她”也不是某个女人，譬如说，杜拉斯自己，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女人，他们是这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个点。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绝望。因为距离的一端或两端，总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结果总是徒劳的，所以是绝望。这也就是杜拉斯意义上的爱情。爱情，距离和绝望，是一个意思。我们也可以说，爱情，这是她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基质。杜拉斯关注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人的存在。
　　杜拉斯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在目前所能读到的译本中）是《琴声如诉》、《长别离》、《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和《蓝眼睛黑头发》。不妨以《长别离》来做代表。书里真正的人物只有两个：黛蕾丝和流浪人。流浪人丧失了记忆，而黛蕾丝试图唤醒他丧失的记忆。这里她做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恢复记忆。杜拉斯的小说没有事件，也没有过程，事件和过程都是虚幻。前面我们讲到人物，然而他们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一出戏里的两个戴面具的角色。
　　这一切就像米歇尔·莱蒙著《法国现代小说史》讲的那样：“如果说娜塔丽·萨洛特写的是反小说的话，那么，玛格丽特·杜拉斯可以说写的是前小说：在这个空间和她开了个头的这个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着重写的是一个故事的可能情况，但故事却永远不会发生；万一发生了，就暴露了世界上存在的奥秘。她只讲述发生的很少的一点点事情，再添上心里所想的很少的一点点东西，就这样她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悲怆气氛；这种悲怆气氛与人的存在非常逼近而和愉快的心境相距甚远。”
　　杜拉斯常常喜欢从一己的经历取材，写成她的作品。不过从经历到作品并非一蹴而就，其间尚有过程。杜拉斯是把经历的碎片纳入她的哲学，而不是把哲学纳入她的一段段经历。也许根本没有小说家杜拉斯，只有哲学家和诗人杜拉斯。达到极致的时候（例如写《蓝眼睛黑头发》时），她与洛特雷阿蒙、兰波、圣一琼·佩斯是同一序列的作者。我们当作“写实”或“仿真”来读，恐怕是看走了眼了。
　　1986年杜拉斯在美国获得过一个以海明威命名的奖项。授奖的理由仿佛是说杜拉斯的文体具有海明威的特色。但是我记不大清楚了。我以为在杜拉斯与海明威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他们都认定陈述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从操作意义上而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刻画方面的高手。《长别离》中有段对白，正是这个意思：“皮尔：”你是不肯呢，还是不能把心事告诉我？‘黛蕾丝轻声答道：“不能。我即便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
　　类似的说法，多次见于她的作品。杜拉斯的小说都像是电影剧本，仅仅是对将要拍摄的电影的一种提示：然而她的剧本拍成电影也不就是最终的陈述。我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中国画的“留白”，然而毕竟是不一样的；留白意味着可能，杜拉斯所揭示的恰恰是不可能。换句话说，留白出自一个可以主宰一切的神之手，而杜拉斯与她的新小说派朋友不承认有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存在。这里，写小说的她类同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受到绝对限制，逾越不了她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作者：　洁尘
　　不可模仿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要做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读者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对语言的敏感，对激情的欣赏能力，怀有深刻而复杂的心理体验，对于异类形象的理解与包容……是，又不是。即使在那本轰动全球的《情人》出版以后，即使有大多数人终于认识这位晦涩难懂的女作家原来是当之无愧的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那种深情与多义性仍使透彻了解与评介作家的工作成为一种不可能。
　　杜拉斯的文笔与独特风格使许多当代女作家为之着迷。她们拜倒在杜拉斯的脚下，把她的作品当作《圣经》，她们因为有一些令人心碎的感情经历与生活痛苦而自以为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源于女性的姐妹般的共鸣，她们写作时把杜拉斯的作品放在工作的桌子上，她们刻意模仿杜拉斯式的优美、绝对而神秘的句子：“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她们模仿的诸如此类的句子与腔调，事实上只是王道乾的译笔。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有足够的距离，语言的障碍更成距离。自始至终，杜拉斯是一个法语作家，一个典型的感性而又不可捉摸的法兰西女性。在阅读那些拙劣的杜拉斯文本的仿制品时，不由自主感叹：读懂她才是真正的敬佩。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称“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意指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老天，它怎么可以被随意模仿呢？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写出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情人》并凭此获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其时，她已70岁了。对于15岁半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的渡船上与中国情人相识相爱的那段经历，70岁的女作家仍写得饱含激情。因为时间的尘封、记忆的积压以及作家对历史俯瞰式的洞察力，这激情被表现得丰富深邃、充满张力。这种非线型的、把故事寓于情绪之中的如泣如诉的写法对传统的文学阅读是当头一棒，全世界的读者都惊奇于这种杜拉斯式的写法。爱情故事之中交织着在殖民地家族创业失败的背景、对母亲与兄弟的爱与恨，青春的希望与绝望……所有的这些形象这些感情都以极端而惨痛的语言来表现，悲怆而低沉。它们使人想到当作家年轻时，或者盛年时，未必能获有如此表达悲剧的力量。一个女人在她白发苍苍时回首她的青年时代，对爱的恨的可能都付之平静而温厚的一笑，时间打磨、削平了一切极端化的情绪。如果是一位女作家就不一样了。爱的更爱，恨的更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法其实就是诗。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使这诗显出一种隧道般的幽深与霹雳般的亮度来，简直能杀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少女时，曾经美丽动人，中年始却因酗酒而形容枯槁。是否像她在《洛尔·瓦·斯泰因的谜狂》中写的那样，“这个女人是自己毁了自己，又是为了什么要毁了自己？”在《情人》里，杜拉斯说：“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总是这样，总是这样认为，这样说：绝望先于存在而存在。因为绝望才存在，才感知存在。一切从绝望开始。这是杜拉斯式的句子，她的感受方法与思考方法。要么她想得到的无限的多，要么她从未得到过。
　　为什么要酗酒？杜拉斯说：“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人们缺少了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空，又对之无办法，因为那本来就是子虚乌有。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动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物质生活》极端的行文风格来源于极端的个人活法。对于激情的拥有者来说，虚无主义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虚就是不被限定、肯定的实，死亡是最大的激情。愿意以一死来求证生被毁灭的激情。杜拉斯因酗酒成疾病情严重被送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