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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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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底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她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藉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习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国人的智慧和德性
一 圆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二 忍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姐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 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T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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