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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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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竹在胸了。
  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司马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来迷惑吴、蜀二国。他下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这就使孙吴不敢轻举妄动,发兵救蜀。公元263年,司马昭派智勇双全、善于用兵的大将钟会和邓艾率兵伐蜀。魏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按照司马昭的战略步骤。结果姜维被邓艾牵制在汉中,钟会就乘机“出其空虚之地”,一举攻克蜀汉战略要地——汉中。接着,魏军势如破竹,直逼成都。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汉这时“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晋书》卷二《文帝纪》。,朝野上下一片慌乱。最后刘禅投降于邓艾,蜀汉至此灭亡。
  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一举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注引《袁子》……这是因为他看准了形势,及时组织了战略进攻,故取得了胜利。正如吴人张悌所分析的,“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疲,兢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传》……事实证明,张悌的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何来评价司马昭的灭蜀战争呢?我认为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要好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所以当邓艾兵“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人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人民的迫切要求。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司马昭灭蜀是继承了曹操的事业,它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过去有些论者对司马昭的灭蜀功绩评价不高。他们分析三国统一的原因,往往比较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吴、蜀,这就为统一创造了条件。其实客观条件即使已经具备,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积极作用,统一还是不能实现。例如,战国后期尽管秦对东方六国已占绝对优势,但如果不出现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统一进程也势必延缓。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昭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也是不可能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综观三国历史,习氏的这一见解确是中的之论。
  四、迅速平定钟会的叛乱,防止蜀地的重新割据。
  钟会伐蜀成功后,“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面对钟会叛乱的严重局势,司马昭毫不惊慌。他对此事其实早有估计。早在司马昭遣钟会伐蜀时,谋士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晋书》卷二《文帝纪》。,建议司马昭另选伐蜀元帅。司马昭答道: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同②。
  可见司马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已把钟会控制于手掌之中。当钟会除掉邓艾后,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昭对他十分信任。但这时司马昭已亲自率军十万屯驻长安,并令中护军贾充领军入斜谷,随时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
  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只得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困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魏兵得知情况,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措手不及,和姜维一起被杀。这场叛乱遂以失败而告终。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钟会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如其谋一旦得逞,势必重建割据政权,分裂局面又将延续。但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亡之后,遗民宁肯归于晋,也不会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会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
  五、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蜀以后,面临如何治蜀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遭覆灭,但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的力量;而且此时蜀之南中、巴东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降服。“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孙盛曰”。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懂得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采取军事压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因此他根据蜀中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社会矛盾。蜀中百姓在刘禅统治下,赋役负担极其沉重,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这样沉重的剥削,当然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司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以苏民困。他还“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用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士民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府卵翼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满足益州土著集团驱逐外来势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区,给他们官做,有的还赐以爵位,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势力已随着蜀汉的灭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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