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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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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浩忍不住了，说：
“恩威并济，什么威？警棍、水龙头、抓人？恩又是什么？收买、利诱？把学生群众置于敌人的位子来处理，这是蒋介石的办法，所以他们最终失败了，我们能这样学？老同志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要理直气壮的宣传讲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专门召开了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会通报了处理情况，并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呀。现在，不同看法出来了，这也不奇怪”，说到这里赵一浩变得有些感慨起来：“问题是我们在岗位上的人。当时对省委的以疏导为主，和平处理的方针投了赞成票，甚至比谁都积极。现在，又反过来了至少是对当时的处理是否正确也跟着产生了怀疑。”他提高了声音：“缺乏坚定性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周剑非不太清楚赵一港这些话指的是谁，自然也不便在电话上打听。他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赵一浩回来向考察组说清楚当时的情况，正本清源。于是他建议：
“我看你还是回来吧，这两天吴泽康和端木信每天都跟我通电话的，三江的选举已经不成问题了，你坐镇三江的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嘛？”
赵一浩听了问道：
“考察组表示了要我回来说清楚吗？”
周剑非说：
“那倒没有，不过，我想只要他们听说你回来了，就一定会找你个别问清情况的。只要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
赵一浩笑着说：
“他们都怕被动，把主动权留给我了，很感谢！但是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人家还没找你，你便急急慌慌找上门去‘投案自首’，不正好说明你心虚？”
周剑非觉得这话有道理，但他又说：
“根据三江的情况，也不需要老呆在那里呀。回来后你当然不必主动找上门去，他们会找上门来的。”
赵一浩说：
“让他们多找些人谈谈再说吧，领导层的人说具体情况不清楚不敢回答，梅西大学、省教委的人也不清楚？我想他们会找他们谈的。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谈吧。”
周剑非说：
“听我们派去的联络员说，昨天找了公安厅的人谈，今天上午找教委下午找梅大。”
赵一浩笑了，说：
“我猜得不错吧，让他们将要找的人都找完了，最后总会要找我的。那时再谈我的看法也不迟，要沉得住气。”
周剑非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赵一浩说：
“我打算明后天到你的老根据地松岭去，除了搞点调查研究，不是还有一个动员尊夫人上省的任务吗？”
说到这里赵一浩笑了，是开心的笑。周剑非也笑了，笑声中混合着苦涩和感谢。于是他说：
“我建议你还是先同苏省长通通气，交换交换意见再走吧。”
赵一浩说：
“那当然，那当然，我马上就给他通电话，还有一件事，冯唐的安排常委不是已经定了吗？马上发通知，让他在三江呆久了不好。”
赵一浩挂上电话却没有立即去拨苏翔家的电话，而是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这是怎么搞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个轮子一齐转”还没了结，又出来了一个学潮处理事件。他隐隐地觉得，有一股力量正结成无形的联盟向他猛攻过来。这股力量看似无形却是有形，而且能量很大。他们一上阵就吓跑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吓昏了那些本来就混混糊糊的人，纠结了更多的风吹两面倒的“墙头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发起不大不小的攻势仅仅是为了打倒我赵一浩？不，对这一点他脑子十分清醒。就他个人来说，他自信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老少爷们一般都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一点他比组织部长超脱也比省长们超脱。他一惯的作风是只抓大不抓小，故尔也一般不存在要官未得或要物未给而积下的宿怨，以致乘机来进行个人报复。不，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心里明白，他正在被作为一种力量在这个省的代表人物而成了攻击对象。虽然他个人和他们之间不存在恩恩怨怨，但他所推行的事触动了他们的观念，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如此而已！
他既明白也还有些不明白，或者说明白中的不明白。关于“四个轮子一齐转”倒也好说，分明是把这个倡导者作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了，干脆地借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把他赵一浩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故尔他们是卫道者，是神圣的东征的“十字军”！然而，这学潮呢？自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四个轮子一齐转”一脉相承，不同事情的不同表现而又体现同一的性质：“右倾投降”，不也是和经济上提倡的一脉相承吗，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果他赵一浩当时接受某些人的意见，采取高压手段，也许现在不仅不会迸出这个“问题”，而且会赢得“立场坚定”的美称了。然而他至今不悔，他觉得自己当时所采取的疏导方针是正确的。虽然那种处理办法对自己来说并不轻松，更不愉快，而是忍辱负重，但毕竟是正确的。
忍辱负重，一点也不夸张啊！想到这里，当时的情景一一再现眼前。
全校罢课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事态走向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其他大专院校的支援声明正陆续抛出，支援行动也整装待发了。他赵一浩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自告奋勇亲自上阵和学生对话。对话，这是当时流行的语言，没有人作过专门解释，大概是双方平等座谈讨论问题的意思吧？
他来到梅西大学，最初提出先和少数罢课学生代表座谈，对方不同意，要求上大礼堂面对全体师生。既然来了又何惧面对全体师生呢？他毅然决然地同意了。
省委一把手来大礼堂和全体师生对话的消息一传出，那足可容纳两千人的礼堂内真可谓“座无虚席”。罢课者们当然是一个不漏地全来了，反对者、“逍遥派”，没有卷入的中立者（以教师为主）会来了。两千个位子容不下，有的干脆从宿舍或自己家里搬来了临时加位的椅凳。
赵一法在副省长张昌明、省教委主任和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陪同下，在一片掌声、吼叫声、嘘声混合而成的刺耳的“迎宾曲”中，进入礼堂走上主席台。接踵而来的是类似怒吼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严惩抓人打人的凶手！”“我们要法制，不要法西斯！”“保障我师生的人身安全”，“保障人权”！
像是京戏的开场锣头，顷刻之间便造成了热烈而严肃的气氛。十分紧张的局面出现在面前。这样的场面赵一浩见过，那就是“文革”中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也是这样此起彼落的口号声，朗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然后一声大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人们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但那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角，而是旁观者。像今天大礼堂里的许多人一样，多少带有点儿看戏的味道，当然那时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这台戏你不爱看也得看。但毕竟是旁观者。而今天，在梅西大学的大礼堂里，坐着两千多师生，他们面对的正是自己；他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成了主角成了矛盾的一方。如果这里面有抱着看戏心态的，也主要是来看他赵一浩这个主角如何表演，更确切地说，看他这个主角的演技如何！
正因为如此，在此起彼落的口号声、鼓掌声和喊叫声中步入礼堂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感到心头有些微微地颤抖。他立即意识到了这是一种怯场的表现，是应付今天这个艰难场面的极不利的因素。他迅速调整了心态，自己给自己下着严肃的命令：沉着、冷静。当他步上主席台在最中心的位子上坐下来时，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对眼前的紧张气氛觉得一点也不在乎了，不就是梅西大学的二千多师生吗？“两军相逢勇者胜！”不，这个比喻不恰当，这里不存在敌对双方，而是兄弟姐妹；但也恰当，至少是辩论的双方哪！总是要有一番较量的呀！但必须明白，这是自家人的较量，自家人内部的是是非非，这是前提，不明白这个大前提就要乱套。要根据这个大前提确定战术。他脑子急转弯，战术也就出来了：以冷对热，以说理对吼闹。战术既定，他觉得轻松自如了，甚至觉得有趣，看，谁是今天这个场面的主宰！
他顺眼瞅瞅身旁的副省长张昌明，他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脸色有些苍白，嘴唇有些发紫。这种心理状态怎么能上阵呢？他回头对他轻声细语：
“不要紧张，要沉着，要冷静，否则就会被动的，记住！”
张昌明连声诺诺。
赵一浩没有来得及和张昌明多谈，对话却已经开始了。
不知是谁的设计方案，布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格局：主席台正中的几个位子也就是赵一浩等人的位子，比通常的主席台座位往后移了四五米，几乎移到了舞台的中央；与他们面对面稍往右斜，摆了四把椅子和一张长桌，都放了麦克风。这当然是为上台对话的学生代表而设的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特场面，赵一浩们面对的是全场二千多师生；上台对话的代表则是面对赵一浩们而背靠二千多听众。而且经过精心安置，舞台上对话双方任何人的谈话，都可以传到全场每个角落而且声音清晰。
四个罢课者的代表首先上台就坐。校党委书记对赵一浩悄声耳语：“一个是教师，三个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都是这次罢课的核心人物。”
他的话音刚落，对方便开始发言了。首先发言的就是那位教师，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事件经过，特别是学生被抓有的被打的经过，然后煽动性地问：
“请问我们的国家是法制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今天省委书记和副省长都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当着全校师生表个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该不该严惩违法抓人打人的凶手？”
这最后两句他的声音提得很高，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坚决要求惩治凶手的口号声、鼓掌声，持续了大约一两分钟。
这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因而也最敏感，说真的也最难回答。赵一浩正在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回答，却听到身旁的校党委书记先发言了。他也许是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将省委领导一下子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下级的理应挺身而出挡住风口给省委领导一个缓冲的余地吧，于是他冲上去了，他的回答是：
“发生了聚众殴斗影响社会秩序，公安部门出面制止，对不听话者采取暂时隔离措施，这是任何法制国家都会这样做的。谈不上违法和侵犯人权！”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却立即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首先他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而不站在罢课的师生一边，引来了一大堆咒骂。会场中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责问：“刚才这位发言的先生我不认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本区的公安局长或者干脆是省公安厅的厅长？请亮明身份！”
全会场顿时响起了掌声和笑声。对这种插科打浑，校党委书记虽觉尴尬却也能够对付。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是一屁股就坐在公安部门一边的，相反听说自己的学生被抓他很生气，亲自向省里和公安厅打了电话。要求立即放人。他还准备带领学校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上省告状，但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罢课开始了，“罢委会”提出的条件喊出的口号越来越高。这就触怒了他，他最讨厌随便用罢课这种手段，而且条件反射地立即便想到是否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因此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属于沉得住气的那一类人，听了那个学生的讽刺性提问，他虽然心里上火，却也将往上涌的怒气压下去，笑道：
“刚才那位同学的发言我很理解，意思是我不爱护学生，立场站错了。我最初的态度怎么样，许多同学都知道，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场来看问题。经过了解，区的公安部门最初确确实实是接到集体斗殴的报告，出面制止武斗的……”
他的话没有说完，实际只开了一个头，便被一阵喊叫和吼声打断了，他立即成了矛盾的焦点：
台上四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个，后来赵一浩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罢课委员会”的主委。这位主委站起身来回头面对那二干多听众，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静下来不要再起哄，果然有效，他那一摆手，像是拉了电闸，电灯一下子便熄灭似地，满礼堂的叫喊声便立即停止了下来。于是他回转头来面对赵一浩等人，目标却依然是校党委书记。他不慌不忙地说：
“刚才吴书记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学生与市民发生的斗殴，公安部门出面制止而造成的。”他抑扬顿挫，一字一句慢慢道来，很有点领袖的气派和风度：“不错，发生了集体斗殴，公安部门也就是警察有权出面制止，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像使用催泪弹，在世界上任何法制国家都是允许的。但是，请问吴书记，强制手段是否就意谓着戴手拷，甚至对持抗议的学生进行殴打？这是不是犯法行为？”
校党委书记立即陷入了困境，无论从法律知识上或同类事件的常规处理的知识上，他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能不回答。正在为难之际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使他得以解脱。台下有几个学生冲上讲台来到对话席，不顾同伴的阻止，夺过话筒质问：
“仅仅说它是违法行为还不够，请问吴书记，这是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一校的主要领导，你是站在受害的学生一边还是站在打人凶手一边？”
台下顿时有人附和呼应：
“还我法治，还我人权！”
一连喊了好多遍，有人又起反哄，整个会场开始混乱起来。有两个学生乘势跳上台来，像电影上经常看见的镜头那样，唰唰地解开上衣裸露出半个身子，先面对台下转身面对台上，高喊：
“伤还在，这就是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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