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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散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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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以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予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吾人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若晨星了。
中国文化之精神
『——一九三二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稿』
此篇原为对英人演讲,类多恭维东方文明之语。兹译成中文发表,保身之道即莫善于此,博国人之欢心。又当以此为上策,然一执笔,又有无限感想油然而生。㈠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委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者一变而为宣传者。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㈡东方文明、东方艺术、东方哲学,本有极优异之点,故欧洲学者,竟有对中国文化引起浪漫的崇拜,而于中国美术尤甚。普通学者,于玩摩中国书画古玩之余,对于画中人物爱好之诚,或与欧西学者之思恋古代希腊文明同等。余在伦敦参观Eumorphopulus私人收藏的中国瓷器,见一座定窑观音,亦神为之荡。中国之观音与西洋之玛丽亚(圣母),同为一种宗教艺术之中心对象,同为一民族艺术想象力之结晶,然平心而论,观音姿势之妍丽,褶纹之飘逸,态度之安详,神情之娴雅,色泽之可爱,私人认为在西洋最名贵的玛丽亚之上。吾知吾若生为欧人,对中国画中人物,亦必发生思恋。然一返国,则又起异样感触,始知东方美人,固一麻子也,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此又一回国感想也。㈢中国今日政治经济工业学术,无一不落人后,而举国正如醉如痴,连年战乱,不恤民艰,强邻外侮之际,且不能释然私怨,岂非亡国之征?正因一般民众与官僚,缺乏彻底改过革命之决心,党国要人,或者正开口浮屠,闭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国粹家,又从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纨绔子弟,不思所以发挥光大祖宗企业,徒日数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时,复作颂扬东方文明之语,岂非对读者下麻醉剂,为亡国者助声势乎?中国国民,固有优处,弱点亦多。若和平忍耐诸美德,本为东方精神所寄托,然今日环境不同,试问和平忍耐,足以救国乎,抑适足以为亡国之祸根乎?国人若不深省,中夜思过,换和平为抵抗,易忍耐为奋斗,而坐听国粹家之催眠,终必昏聩不省,寿终正寝。愿读者对中国文化之弱点着想,毋徒以东方文明之继述者自负。中国始可有为。
我未开讲之先,要先声明演讲之目的,并非自命为东方文明之教士,希望使牛津学者变为中国文化之信徒。惟有西方教士才有这种胆量,这种雄心。胆量与雄心,固非中国人之特长。必欲执一己之道,使异族同化,于情理上,殊欠通达,依中国观点而论,情理欠通达,即系未受教育。所以鄙人此讲依旧是中国人冷淡的风光本色,绝对没有教士的热诚,既没有野心救诸位的灵魂,也没有战舰大炮将诸位击到天堂去。诸位听完此篇所讲中国文化之精神后,就能明了此冷淡与缺乏热诚之原因。
我认为我们还有更高尚的目的,就是以研究态度,明了中国人心理及传统文化之精要。卡来尔有名言说:“凡伟大之艺术品,初见时必令人不十分舒适。”依卡氏的标准而论,则中国之“伟大”固无疑义。我们所讲某人伟大,即等于说我们对于某人根本不能明了,宛如黑人听教士讲道,越不懂,越赞叹教士之鸿博。中国文化,盲从赞颂者有之,一味诋毁者有之,事实上却大家看他如一闷葫芦,莫名其妙。因为中国文化数千年之发展,几与西方完全隔绝,无论小大精粗,多与西方背道而驰。所以西人之视中国如哑谜,并不足奇,但是私见以为必欲不懂始称为伟大,则与其使中国被称为伟大,莫如使中国得外方之谅察。
我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并不难懂。一方面,我们不能发觉支那崇拜者梦中所见的美满境地,一方面也不至于发觉,如上海洋商所相信中国民族只是土匪流氓,对于他们运输入口的西方文化与沙丁鱼之功德,不知感激涕零。此两种论调,都是起因于没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要发觉中国民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人民,固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弱点,丝毫没有邈远玄虚难懂之处。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的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种种,与英国民性相同。西塞罗曾说,理论一贯者乃小人之美德。中英民族都是伟大的,理论一贯与否,与之无涉。所以理论一贯之民族早已灭亡,中国却能糊涂过了四千年的历史,英国民族果能保存其著名“糊涂渡过难关”(“Somehow muddle through”)之本领,将来亦有四千年光耀历史无疑。中英民族性之根本相同,容后再讲。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
倘使我们一检查中国民族,可发现以下优劣之点。在劣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政治之贪污,社会纪律之缺乏,科学工业之落后,思想与生活方面留存极幼稚野蛮的痕迹,缺乏团体组织团体治事的本领,好敷衍不彻底之根性等。在优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历史的悠久绵长,文化的一统,美术的发达(尤其是诗词、书画、建筑、瓷器),种族上生机之强壮、耐劳、幽默、聪明,对女士之尊敬,热烈的爱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亲谊,及对人生目的比较确切的认识。在中立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守旧性、容忍性、和平主义及实际主义。此四者本来都是健康的特征,但是守旧易致落后,容忍则易于妥协,和平主义或者是起源于体魄上的懒于奋斗,实际主义则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热诚。统观上述,可见中国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属于阴的、静的、消极的,适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此种民性,可以“老成温厚”四字包括起来。
在这些丛杂的民族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族性之来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人文主义(Humanism)含义不少,讲解不一。但是中国的人文主义(鄙人先立此新名词)却有很明确的含义。第一要责,就是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认识。第二,吾人的行为要纯然以此目的为指归。第三,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理通达,心气和平(spirit of human reasonableness),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religion of commonsense”)。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于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此基督教所谓此生所以待毙,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槃,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得十分明畅。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村”。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参照罗斯福所谓“殚精竭虑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鄙见中国与欧洲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
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径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潦倒。然兢兢业业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几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髯”。伍廷芳使美时,有美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建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美人瞠目不能答复。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样的发问,常会发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Keeping fit),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Punch》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fit for 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用?”)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地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同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Beaverbrook》的报纸多制造几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谓人文主义者,原可与宗教相对而言。人文主义既认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则对于一切不相干问题一概毅然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条也,玄学的推敲,都摈弃不谈,因为视为不足谈。故中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伦理问题,鬼神之事,若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我此次居留纽约,曾有牛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阳渐减,地球上生物必歼灭无遗,如此岂非使我们益发感到灵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一点也不着急。如果地球能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足。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尽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况且一人的灵魂也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且不肯甘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日耳曼族的心性,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物于不顾,亦足代表中国人的心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应入教友派(Quakers),因为教友派的道理,纯以身体力行为出发点,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如废洗礼,废教士制等。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身的理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commonsense含义与作用极近。理论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的。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虽解为“不易”,实则与commonsense之common原义相同。中庸之道,实则庸人之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则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片断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个道学以一般神话为基础(按《创世记》第一章记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赎罪之必要。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部耶稣教义基础,系于一个苹果之有无。保罗神学之理论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人士。凡事以近情近理为目的,故贵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恶极端理论。罗素曾言:“中国人于美术上力求细腻,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见《论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在英文,所谓to be 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即说“勿为己甚”。所以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恕、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尧训舜“允执其中”,孟子曰“汤执中”,《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话解释就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结果打个对折,如此则一切一贯的理论都谈不到。譬如父亲要送儿子入大学,不知牛津好,还是剑桥好,结果送他到伯明翰。所以儿子由伦敦出发,车开出来,不肯东转剑桥,也不肯西转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条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虽然讲学不如牛津与剑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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