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女死囚-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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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检、法、司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我知道，法律要处置一个罪人，犹如机器处理一个小零件那样，很简便也很有操作性。
　　机器是铁做的，难免冰冷也难免无情，所谓法律是钢性的、直角的说法，我一直大为赞同。
　　但是大千社会缤纷生活，在法律“钢性直角”的大框架之下，还有很多柔软曲折而复杂的内容，“机器的简单操作”并不能囊括人们生活的全部。
　　一颗子弹可以在瞬间结束一个罪恶的生命，但是散落在生活角角落落里的罪恶，却无法用一颗子弹来全部清除干净。
　　所以我觉得，“机器简单操作”后所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社会工作者所要致力去关注的事情。在法场上被中止的这条有罪的生命，和这颗正义的但并不昂贵的子弹，也应该被演绎成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一笔财富。
　　事实上，除了判处极刑的伏法者之外，一个人犯了罪服了刑之后，在他（她）们的身上，已经罪罚相抵了。他（她）们的罪孽，已经在被囚禁的时（刑期的长短）空（失去自由的监所）中得到了相应的惩罚，这与我们平时一贯倡导的对刑释解教人员不得歧视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每当我踏进监狱这扇森严的黑门，我觉得自己更应该真实地去记录——这些羁押在高墙铁窗下的罪人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生存状态，当然也包括隐藏在他（她）们灵魂黑匣子里的真实的世界。
　　除了法律地位与我们对立之外，他（她）们血肉之躯中的某些情感，几乎与我们毫无二致，都为人父为人子、为人母为人女、为人夫为人妻，因着这些相同的社会角色，（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我深信狱墙内外的他们与我们之间，都有不止一条的小路和小河，可以走通。
　　于是我在政法记者的身份之中，注人了一个普通现代人的情感，在写作时把他（她）们具体的犯罪情节，处理成心灵活动的背景。
　　因为这些“情节”早已被“公、检、法、司”机关，详尽地、一遍又一遍地记录在案，我再不必赘言，我以一种人间情怀寻找着常人的视角——即在这些“背景”前着意去凸现人性、人道和人情。这样，情与法之间就找到了一个绿草茵茵的中间地带，严酷的法律就变得那样容易面对，而一般人情也上升到了社会道义的水平。
　　我知道这些人类共有的寻常情怀是永恒的。生与死。爱与恨可以飞越时间和空间。
　　既然生活厚爱于我，让我有这个机会走进狱墙内这片异乎寻常的天地；让我有机会如此真切地目睹——陷入生命极地、失足在囚笼中的生命同类们的绝望和痛苦，我就感到自己负有一种无可卸脱的责任，我一定要记下一点什么来，告诉大墙外正在享受自由阳光的人们。
　　否则我将不得安宁。
　　我无法拒绝我灵魂的呼喊。
　　于是，就有了我的这本书《走近女死囚》，以及其他的一些已经完成、正在完成和还没有完成的采访手记。
　　1996年2月，在我出版的《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这本书里，余秋雨先生为我作的序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因我非常喜欢，特录下作为我后记的结尾：
　　“死囚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他（她）们毕竟也还是人，他（她）们有理由要求人格和智力比他（她）们更高的人，在他（她）们死之前给他（她）们的灵魂获得某种缓释，给他（她）们精神带来一点平静。在生理上讲，我们对医院里那些明知活不了几天的病人还要尽力抢救，那么，在精神上讲，我们也不妨对不久于人世的囚犯作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一种精神的人道主义。
　　监狱是人性的边缘地带，而边缘地带的感觉神经总是最敏感的。为此，许多科学家喜欢做“边缘试验”，而一般人也愿意探询天涯海角、黄昏黎明等等边缘性风景。读者喜欢读监狱里的悲剧性故事，也与此有关，可能有些读者只是猎奇，但肯定有不少读者是出于一种关注善恶、美丑、悲喜、人性兽性、崇高无耻等人生基本谷线的热忱。在纷纷攘攘的现实生活中能不时地萌发出这种关注热惰，是可贵的。社会公德有可能在这种关注中渐渐普及。”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