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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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总统希望在秋季国会选举之前投票表决。在多次记者招待会上和讲话中，他强烈地支持这个法案。他嘲笑美国医学协会的攻击“莫名其妙”，并会见了一批支持他的立场的著名内科医生。1962年5月20日，全国电视广播转播了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规模盛大的老年公民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这是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政治演说，说得响亮，掌声雷动。但是总统忘记了在竞选中得到的教训，即在一个广阔的场所鼓动大群拥护他的人和说服呆在家里持怀疑态度的电视观众，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他已经得到老年公民的支持了，这时需要取得呆在家里的电视观众更多的支持，但是这篇演说却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美国医学协会次日晚间作了猛烈的反击（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读了他们的声明，他们大概很反对这个法案”），接着又以公开信方式作了进一步的交锋。同时该会对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也施加了新的压力，希望它改变态度。但是真正较量的场所则在参议院。7月初，众议院通过的公共福利法案成了“医疗照顾计划”修正案的一个合适的媒介。7月2日，参议院开始进行一般性辩论。一连三个星期二的上午（7月3日、10日和17日），国会领袖和总统共进早餐时主要讨论的事项，就是有关这项法案的策略和对赞成票票数的估计。在上届国会里，这项法案在参议院曾以51票对44票没有获得通过。现在参议院里多了一个共和党人，少了一个民主党人，而且可以拉过来的票数又极少。例如卫生法案的主要倡议者之一，亚拉巴马州的温和的利斯特·希尔就受到医生们极大的压力，他把他的温和的同事约翰·斯帕克曼也拉着和他站在一起。总统个人的朋友，1953年总统结婚时的傧相乔治·斯马瑟斯则很明白美国医学协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势力。（我在白宫的一个同僚评论说：“自从杰克·肯尼迪结婚以来，斯马瑟斯就没有支持过他！”）温和的俄克拉何马州的迈克·蒙罗尼觉得有责任同他的同事鲍勃·克尔站在一起，克尔是个权势恒赫的参议员，也是反对“医疗照顾”法案的势力在参议院的代理人。
　　尽管如此，7月10日奥布赖恩却报告说，清点人数的结果表明可以以51票对49票取胜。至少有四名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和一名南方民主党人将改变他们在1960年所持的反对态度。7月17日举行投票的那天，他又报告了新的估计：“至多不过是50对50，因为参议员伦道夫有些顾虑。”
　　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伦道夫的顾虑之一是，担心“医疗照顾”法案的争论会使公共福利法案遭到失败，而该法案中包含着与他的州有关的一些重要的规定。同时，他还对反对“医疗照顾”法案的人承担了义务，说他将改变196o年支持这项法案的立场，以换取拨给西弗吉尼亚州更多的福利补助。坚定地支持“医疗照顾”法案的有四十八票。如果伦道夫也支持，那么卡尔·海登出于对党的忠诚也会支持。这样，就有五十票，加上副总统约翰逊的一票，就可以打破僵局，使这项法案得以通过了。
　　总统找伦道夫谈话。他还安排好同西弗吉尼亚州和全国的政党领袖、劳工领袖及福利团体领袖谈话。压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并不成功。伦道夫站在那些主张把“医疗照顾”修正案搁置起来的人一边投了票，参议员海登等到最后时刻也这样投了票，而且，除了五个联名提出修正案的共和党人以外，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都这样投了票。结果，这项法案以52票对48票未获通过。总统立即走上电视台宣布，这个“对美国所有家庭说来最严重的失败”将成为秋季竞选中的关键问题。（他还指示他的预算局局长通知伦道夫，伦道夫提出的一项代价高昂又有争议的计划已从预算中砍掉了，尽管我深信参议员克尔从其他渠道可以为西弗吉尼亚州弄到比我们所能另行安排的更多的经费。）后来，第八十七届和第八十八届国会通过的卫生法案，比历史上任何两届国会所通过的全多，最突出的有关于精神病、精神迟钝、医学院、毒品安全、医院建设以及空气和用水的污染等方面的法案，但是总统对这次失败所引起的失望情绪始终未能释然于怀。
　　肯尼迪与国会对立
　　还在规则委员会的那场斗争之前，以及在其后的“医疗照顾”法案和其他法案遭到挫败之前，总统和国会之间就相互猜疑了。双方互不信任的根源不仅是票数和思想意识问题。它还标志着政府的两个不同部门之间和两代不同的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
　　假使约翰·肯尼迪的公职生活一直是在众议院度过的，或者假使他在1960年以后还呆在参议院里，那么到1963年他本来会置身于那20％到25％的出人头地的民主党议员中的，这些人的年资通常使他们能在参众两院里担任有影响的职位。可是他并未如此。资历制度把许多对他的政纲的大部分内容很不友好，并且年龄和他父亲一样老或更老的人提升到两院中最有权势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去了。众议员的平均年龄比总统大十岁，而参议员的平均年龄则更大。他们大多数人全把杰克·肯尼迪看作是他们立法机构中的一个比较年轻、任职期较短的成员。他们对肯尼迪并不象对他周围那些活跃的青年人那么猜忌，他们彼此之间争辩不休，把他的计划搁置一边也并不感到于心不安。参众两院之间无聊的争执日益增多，拖延了法案的通过，并弄得大家疲惫不堪，其中最糟的一次就是八十四岁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海登和八十三岁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坎农两人之间的争吵。他们为了由谁召集两院联席会议以及在何时何地召集该会议的问题吵闹不休，而把肯尼迪提出的1962年预算搁置了三个月。
　　肯尼迪是一百年里既在参议院又在众议院当过议员的第一个总统，这是他很有利时条件。尽管如此，他（特别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里）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也许他对那些前一年地位还比他高的人太敬重了。虽然他在就职后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把与会的议员称为“他在华盛顿最老的朋友”，但他知道，同他们比起来他自己终究资历太浅，太自由派，太直言不讳了，并且遇事也总操之过急，因此不可能被接纳进他们的核心圈子中去。而他们也知道，总统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并且同另一类朋友似乎比较合得来。总统曾多次努力试图填平这种鸿沟，可是看来徒劳无益。例如，作为一次不寻常的致敬表示，总统乘直升飞机去参加了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哈里·伯德一年一度的生日野餐会。但这并没有能阻止伯德在下一年的野餐会上大声批评说，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和其他昂贵的交通工具数量太多，太铺张浪费了。
　　有一天总统沉思着对我说，“假如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得在七十岁退休，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他便一口气列举出那些经常和他为难的国会领袖和外国领袖的姓名来。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对于艾森豪威尔根据葛底斯堡的那项保证①提出的改革建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任期应有限度——持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这类建议我在总统任满以后也会提出，但不会在现在提出。”
　　①指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的所谓“民有、民治、民享”。
　　他知道他缺乏足够的票数以通过他的任何一项彻底改革的计划，因此无法在参众两院使多数党得以贯彻它的意志。同时，过去改革的成绩并不理想，使他对大多数新的改革建议都抱怀疑的态度。他的司法部确曾强有力地干预了最高法院处理的议员席位重新分配问题的案件，希望最终能削弱乡村地区的保守分子对众议院的控制。然而，正如196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他办公室里谈话时他所说的，任何改革也无法结束当时存在于国会和白宫之间的根本敌对的状态。他列举出的理由是：
　　1。国会山上大多数民主党人以前当议员时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白宫执政。根据惯例和宪法，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选区和州，而不是全国的利益。他们没有在行政部门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却把你们这伙人看作是无能之辈，因为你们从未竞选过公职。而且有些人还认为反对我要比跟着我走更能引人注意。”
　　2。“对党的忠诚和责任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们首先必须顾到自己。他们（众议员）今年都要竞选——就算我有这意思，我也不会去，也不可能去伤害他们大多数人。他们大多数人在上次竞选中都跑在我的前面，并且大多数都是支持提名赛明顿或林登·约翰逊的。他们以为我使他们在贸易、民权或教区学校等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又几乎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3。“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不象在艾森豪威尔时代那样重要了，参议院里尤其是如此。公众的注意力目前大多已转移到了这里，他们自身根本没有得到多少声誉。每当我要他们在援助、贸易或税收方面给我更多的权力时，他们便认为我侵犯了他们的特权。”（我插话说：“他们也许是对的！”）
　　不久之后他公开地说：
　　坐在这里（白宫）来看，国会显得比我当参议院中百名议员之一时权力更大了。……从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端看到另一端，我看着国会的集聚起来的力量……那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科益和观点。……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肯尼迪拒绝把立法工作交给立法部门单独去搞而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了。他详细制订出自己的立法计划，并且鼓动公众和个人为他的立法计划施加压力。没有一项重大的法案不是事先后到他同意后。才由他的内阁向国会提出或由国会通过，送给他签署的。他否决掉他不喜欢的一些次要的法案，扣住他所不需要的拨款，不理睬他认为违反宪法的那些限制性修正案，并且为通不过的法案临时采取行政行动。
　　例如，国会明文规定，联邦政府雇员不在1961年最低限度工资增加的范围以内，同时私商雇用的洗衣工人也没有列入这个范围，但是总统却指示行政机构各负责人务使联邦雇员，包括洗衣工人在内，全领取新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
　　例如，当国会把设置联邦艺术顾问委员会的一项议案打入冷宫后，他就下行政命令设置了一个这种委员会。
　　例如，他甚至在请求国会通过授权法案以前，就利用各种资金和权力以行政命令创设了和平队，结果当国会在大约六个月后通过该项立法时，和平队的工作早已全面展开了。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每二项重要的国际协定都送交参议院作为一项正式的长期的条约请求批准，从而冒不必要的拖延和可能遭否决的风险。对于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动议，他也没有遵照艾森豪威尔的先例，请求国会作出批准的决定。他也没有经参议院确认就派遣私人和官方顾问到国外去执行重大的使命，他派卢修斯·克莱以大使身份在柏林驻了七个月，还把马克斯韦尔·泰勒安插在他本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他对应召就行政部门还未作决定的一项公务作证的一个职业官员说：“告诉他们说你病了，下星期才能去出席。”他行使行政部门的特权，制止国会的调查人员对国务院和国防部文职人员就他们在誊清演说稿时所作的个别删改而纠缠不以他还抵制有权势的国会委员会主席在退伍军人年金、研究和防务等费用上，强行增加不必要的预算的尝试。
　　增加防务经费（特别是增加制造B…70型飞机经费）的争端，于1962年3月使这两个部门几乎正面冲突起来。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赞同空军和工业界在制造新式的RS…70型飞机这一同样毫无把握的项目上所施加的压力，试图阻挠总统再次扣住超出其请求所拨出的款项。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故意在这项车事授权法案的措词上做手脚，“指示”五角大楼在RS…70型飞机的项目上使用近五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总统要求的数目的三倍），借以反映出他们对于总统不重视有人驾驶的飞机和无视国会意志所感到的愤懑。报告不仅指示，并且“命令、授权和规定”将该款全数用掉，同时还指出：“如果本文措词构成国会是否有权如此授权的一次考验，那么就来考验一下……（因为）国会在决定国策、防务或其他方面的作用这些年来已经日益减退了。”
　　麦克纳马拉敦促总统为反对这种措词而战斗。民主党领袖们则敦促他不要与文森纠缠不清。总统的法律顾问们告诉他，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他可以根据宪法上分权的原则，不去理会它的措词。奥布顿恩劝他说，同文森在国会中进行任何战斗都会输掉的，并且在将来的斗争中代价也太大。
　　肯尼迪采取了他的顾问们认为是不可行的一条途径：由他去劝说文森撤回这段措词。他邀请“这个沼泽地里的狐狸”在辩论前的那天下午到白宫来个别聊聊，并到花园里去一起散步。“卡尔大叔，”他当时这么说，“使用这种语言以及我对它采取不理会的态度，这只会伤害我们的感情，伤害我们的国家。让我来写一封信给你，使我们俩都摆脱掉这一分歧吧。”
　　那天下午，我和麦克纳马拉就起草了那封信。随后，我和奥布赖恩立即把信稿拿到文森的办公室去。我们无法知道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那封信强烈地重申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敦促删除“指示”字样，同时仅仅答应按照相互礼让的原则重新研究RS…70型飞机这一项目。①但是文森却很喜欢这封信，正式信件当天晚上就送出了。第二天，聚集起来准备在国会展开一场激烈的反行政部门斗争的议员们，听到文森及其委员会温顺地撤回那段“考验”云云的词句不禁大失所望。总统不愿显得扬扬自得，只是说，如果每一部门都把自己的权力用到了极限，那就弄得“乱了套”了。
　　争取国会
　　①政府对这个项目重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