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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近代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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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到南京、北京告“御状”的，多了去，双方的电报公文，不知发了多少。无数的大人物和自以为是大人物的家伙给我写信，可以说，这一时期，我是中国收信最多的人。我能够体会后世改革者的压力了，电话还没有普及就如此，想想那时候不由打了个冷战。这时候绝对不能服软，我命人挡驾，其它人等一律不见。反正“现官不如现管”，我抗着“自治”的大旗，一概不加理会。同时，加紧了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并增加了半公开的士兵操练。总之，我是名声大振，完全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我唯一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就是收集了无数名人的书信，将来拍卖，也可以卖两个钱。
因为这一政策的广泛讨论和众多反对派，使其广为人知。政策规定的帐目公开，政务公开，也受到广泛的监督，贪污舞弊的情况极少发生——一旦发生，当事人很快会被法办。配合训练有素的巡警，舆论的宣传鼓动，以及效果显著的严打，这一政策执行期间，基本没有引发恶性案件。
《“土地村有”试行办法》规定的每村居民，虽然没有达到一千户，但也有八百多户了。这还是由于当时的基础建设和工厂招工，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否则，只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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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华是枞阳农校的毕业生，在“村长培训班”的成绩并不优秀，目前也是泾县的一个村长了。成为村长，固然想一展所学，为国为民，“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安徽都督董某语。但是，没有利益的诱惑，王文华是不会坚持下来的——减去原始出产后每年新增的部分的5％归村长所有。起码最初的三个月，王文华是每天躺在床上，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行”，并且天天念着那5％，咬牙坚持过来的。王文华没有仔细算过那会有多少钱，但一万一千多亩地，干的再次，产值也能比原来增加一倍，干个几年，怎么还不挣个一二万元。每当想这里，王文华的嘴就合不上了，老王家穷了几代了，可算是让我赶上了——枞阳农校的学生家里有钱的，那是凤角麟毛。
不过，钱也不是好挣的，要不是董都督下了大功夫，动员了新军和学生，广为宣传，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讨论地价的时候，差不多快要把王文华给愁死了。哎，谈到钱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想占便宜的！
不管怎么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每天早晨晨四五点种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修桥铺路修水利沼气，种稻豆麦玉米苜宿黑麦草，养鸡鸭鹅鱼猪羊牛马，晚上还要讲课——识字算数农活养殖天南地北，后来没有讲的就读报纸侃大山，总之，王文华忙的是不可开交。但是，一想到那5％，王文华就一点儿也不累了。
起初，自然是修建村小学。军政府为小学的成立提供了二千五百圆经费，主要用于购地和房屋、用具、体育设施的建设。学校的地大一点即可，无所谓贫瘠与否。所以，几十亩地也不过几百元。然后就是平整土地，和房屋建设——小学教室是村里最好的房子，红砖青瓦的楼房，极美丽。至于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田径场，及游泳池等设施，其实都很简陋。以足球场为例，就是一块空地，一边一个球门，平时连网都没有——那是比赛专用设备。
用钱比较多的是，各种用具，以及门窗、桌椅板凳等等。
王文华琢磨，怎么也得把劳务费挣下来。如果能自己做桌椅板凳和门窗，就更好了。王文华集中了村里几个会木工活的，几经努力，总算是把活包下了。然后，购买种子、农机具、大牲畜，以及牛犊、猪崽、鸡雏什么的，军政府提供的2万圆低息贷款——年息四厘，五年期——根本不经花。根据财会老师的提醒，王文华把工钱压的很低，以挖土方为例，一方土1分钱——几年后涨到2。5分一方土——要不然必然不够花。这样一来，一个壮劳力每月能挣1~2块钱，王文华勉强没有欠工资。
这一年年景不错，王文华又用心，黄村是丰产又丰收。一万只鸡卖了五千圆，四百只猪也卖了五千圆，鱼卖了一千两百圆，总共一万一千两百块——这基本就是这半年的新增收入——由于种植了牧草和饲料，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亩产量虽有所提高，但总产量差不多。玉米又要作为精饲料——这样来年饲料基本就够了，不准备出售，所以，计算收入时是不计入的。王文华盘算了一下，又买了台脱壳机，那稻麦脱不脱壳要差上好大的价钱。
我在皖省通电到村，由于农民集中居住，相对而言，政府还可以负担，电线的铺设只花了不到二千万。随农村位置的远近，电价为0。04~0。06元/度。虽然和用煤油价格差不多，但农民开始用的也不多。主要是王文华、小学教师们和警察，这些吃公粮的人家，以及大户人家使用。此外，就是学校、王文华等免费开办的扫盲班和农业技术培训班在用。一般每户每月也就一二角钱。
果然，年终县里聘请的会计师审计了帐目，一项一项算给众人听，给原地主和银行结清利息，这半年的新增收入为一万零五百三十一圆，王文华分红为五百二十几圆钱。全村每户多分了十一块多，又分了三十斤猪肉，二十斤鱼，两只鸡，家家户户都很高兴。这些钱物，加起来不到二十圆钱，可相对原来的收入，今年也快翻番了。
＇注＇此时的粮食亩产在二石半左右，每石一百二十斤，田租五层。这样算来，一家五口每年至少需要十亩地，十石米，才能吃饱，也就是，三十块钱，安徽农民基本也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不遇到天灾人祸生病等情况，有时吃糠咽菜，还能添一两件新衣服。偶尔多一点儿，也就三几块钱。
王文华也并不感到失望，大头在后头。那四百头肉牛来年就能卖个二三万圆，每个月出栏的鸡猪羊也能有几千块，来年最少也能分红六七千。
王文华哼着小曲回家了，“为来年预备的两万圆该怎么花？种子必不可少，化肥和农药也要用一些——说是少用，少用也得用不是，农机具再添置点，还是用不了，要不，干脆把沼气池都改成水泥的，那钱又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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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一半的村长像王文华一样分红了几百圆；有近三分之一村基本持平，村长分红为几圆，甚至没有分红；其余五分之一的村折了本，有百分之一二的村亏损较重，村长不得不对村民百般解释——其实折本是按当年的帐目来讲，各村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些村的长期投资比较大，当年算起来就亏损了。真正亏损的也就是七八个村，只要不是个人私欲造成的，基本不会撤换——要换我也得有人手。但对那些运营管理能力较差的，由政府提供一个管理人员作为其本人的助手。管理人员工资暂时由政府垫付，过后，再在村长分红里扣除。管理人员通常与村长也有分红协议，在村长的分红里，管理人员一般能在村长的分红里分享20％~40％。聘请管理人员的，倒有不少，很多人其实并不擅长这个。
民国元年年前，我那个私人农庄改造成为一个食品公司——来福食品公司，并加大了投资，购进各种机器设备，在其之下设置了面粉厂、榨油厂、米厂、屠宰厂和罐头厂。然后，我将全部的股份分配给新军官兵，并叮嘱他们不要出售，这是给他们将来养老的。跟着我这个都督，管的严格，是没有办法发财了。但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才能，可以当官，我怎么也不能让他们落个没下场。这也就是我给他们，安排的一条后路。起码，将来也可以过过中产阶级的小康生活。
其实，股份并不是很多，新军的普通士兵只有万分之一的股份。现在换成钱，不过相当于几十块钱，都值不到一百块钱。但是，日后的升值潜力，才是重点。我干脆命令：十年之内不得出售，如果缺钱了可以来找我——我军事秘书黄侗，也是新军出来的，有我的话，新军官兵要见我，是不成问题的——这些家伙，执行命令，我还是很放心的。
来福食品公司的增值潜力，是百分之百，千真万确，理所当然的。从历史渊源说，来福食品公司一直是新军的主要食品供应商；从人脉背景说，三总司的大头，以及军中的主要官员，都是来福食品公司的股东。如果这还不够，还有我这个幕后黑手。而且欧战时，需求量最大的就是军需品和农产品。各位，这样的公司不挣钱，那还有什么公司能够挣钱？
尽管有这么硬的关系，来福食品公司对食品卫生和产品质量仍然有着很高的要求。废话，自己做，自己吃，要是还唬弄，那是有病。再说，我对此一向要求严格，跟我一段时间后，人人皆知，谁也不想找不痛快。所以，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十分注重产品质量，严格检验、检疫管理和食品卫生，决不以次充好。比如说，像用马肉、猪肉充牛肉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在来福发生。来福食品又十分重视市场的开发，和产品的口味的正宗，不惜重金研究，先后取得了福离集香鸡、德州扒鸡、西式火腿、午餐肉、熏肉肠、腊肠、火腿肠等一系列食品的工艺和配方。
后来，凭借着优良的品质，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口味，在几年欧战中大发横财，资产暴涨数百倍。到二十年代，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已经成为闻名全国，享誉欧美的食品生产商，也是中国最大的集团公司之一。带动了一大批人，将资金投入到食品加工业中。在二十年后，中国十大食品公司中，有六家是安徽企业，来福食品排名第一。无论是资产，还是品牌信誉，都名列榜首——其商标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黄色大狗——藏獒。
第20章
民国元年3月，德国公使哈豪森要求开始铁路的勘测工作。眼看没有办法再推迟，我在议会宣布了我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呃，这个，我得如此形容，结局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先在民生党内部先宣布了协议，并取得了谅解。这回，我没有作出让步，温和一点不是坏事，但软弱就不好了。加入了我民生党，总要为民生，嘿，为我做点事情吧。再说，不如此，安徽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建设。风险与利益成正比，董氏承担了风险，自然要取得收益。况且，董氏已经为安徽的损失，作出了补偿。在我的强力支持下，民生党统一了思想，议会最终确认并通过了该协议——协议终究是对安徽有利的，大部分风险由皮特·董承担了——至少表面上如此。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皮特·董是我堂弟了^…^。
随后，安徽新军与九江军政分府爆发了军事冲突，我与同盟会算是彻底翻脸了——我是这么以为的——后来，南京政府又想方设法向我要钱，倒让我又糊涂了。但是，我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即使张孝准通过蒋方震来找我——别人的面子不给，蒋方震的面子也得照顾，我就私人赞助了十万圆安徽票。蒋方震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冲我翻白眼。
安徽省军政府的财务制度与国内大不相同，财政厅是最先健全的部门。财务制度完全是照搬欧美的财务制度，比较正规——不要说我崇洋媚外，我听说的新闻，看到的报道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在当时，欧美的财务确实与现代财务制度类似，我在美国开过公司，回国可没干过，所以如此照搬，自然而然。
前次同盟会来要钱，我在议会里算了一笔帐：
“安徽光复时，得到资金共计2200万元，根据协议得到4亿圆，总计42200万圆。民国元年，免除苛捐杂税，农税，省内厘税，预计全年税收200万圆。
至民国元年年底的支出，小学教师10万人，每年薪金3000万，加上中学大学教师薪金共2500万，学生360万的补贴及奖励1800万（因为有大批学校是年中建的，预计来年将达到3000万），学校及图书馆的建设费用1800万，安徽省教育投资总共9800万；武器弹药军舰及生产设备5000万，新军薪金3500万，军校等600万，军费开支共9100万；道路、码头、水电等公共设施4500万；水利……淮河1500万；铁路2000公里（1912~19131：12000万）6000万；政府开支400万；总计30600万。
也就是说，民国元年年底安徽省将会剩余资金11800万。看起来不少，那么民国二年的开支如何？教员薪金及学生补贴不能少，是8500万；新军薪金和军校费用也不能少，4100万；政府开支只会增加，就算还是400万；淮河二期工程1200万；铁路建设6000万；就算来年的税收大幅度增加，也不可能达到两千万，预计在一千万几百万，也就是说，明年，安徽至少要有二、三千万的亏空。
……”
于是，议会直接将南京的无理要求否决了。当时，蒋方震也在场。
这自然是敷衍塞责，实际是会少一点。但蒋方震也知道，我素怀大志，与同盟会理念不同，素来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同盟会，自然不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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