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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笑林大全-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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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国笑林大全(古代卷)
  作者:佚名
  正文
  前言
  “笑话”,故名思义,就是能引人发笑的故事或谈话。
  在我国,笑话出现得很早。先秦的经书、子书、史书,例如《孟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典籍中,都有不少笑话保存下来。
  早期的笑话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它们往往与寓言的关系很密切,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的,有时还是为了讽谏的需要。
  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中说的“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孟子对公孙丑论述善养“浩然之气”时用的,以说明培养“浩然之气”时,不能违背规律,急于求成,否则,只能欲速不达。
  再比如,《韩非子·五蠹》讲的是作者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论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社会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于是作者采用了下面这则笑话: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这就是把作者要讲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了。接下来作者还总结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可见这则故事决不单纯为了嘲笑守株待兔之人的愚蠢,而是与作者的政治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像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本来就同寓言一样,被作者利用了来说明一个观点或阐述一条哲理。但是它们有情节,或诙谐、或滑稽、或嘲讽,引人发笑,所以它们也是笑话。
  其次,我国早期的笑话并不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轻视,他们在担负着“文以载道”的使命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把笑话作为阐述自己观点的有力武器。
  不可否认,早期的笑话中有许多在民众中流传已久,后来被文人写进自己的著作中,用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但也有不少是文人或士大夫在发议论时直接创作出来的。
  例如《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也。子以我不信,我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这就是“狐假虎威”这个故事的出处。从《战国策》原文看,这个故事极可能是江乙为了说明“北方之畏昭奚恤”的原因而随口编出来的。他身为朝臣,并不觉得用这样的笑话或寓言说明问题有什么不好。事实证明,这则笑话的运用,确实十分成功。否则,要说明北方诸侯实际上是害怕楚王及其甲兵的道理,不知要费多少口舌,而且不一定能讲得这样生动透彻。
  再比如,《孟子》中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可能也是这样在论述中产生的。
  有些笑话,可能是作者对某些真人真事有了细致观察和深刻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概括和集中创作出来的。在周秦诸子著作中经常看到的宋国愚人形象,如上面提到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庄子·逍遥游》中的资章甫等,就是这样。后代一些笑话集中的艾子、迂公、憨子等也属于这类人物。
  汉魏之后,利用笑话陈说事理的做法不象先秦那样盛行了。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论述往往庄重肃穆。但笑话并没有因此绝迹。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讲笑话的专书。
  现在所能知道的我国最早的笑话专集是《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魏邯郸淳所撰的《笑林》三卷。此书今已散逸。清人马国翰自《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一些,编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古小说钩沉》中也辑存若干条。
  隋唐以后,笔记盛行起来,有些笔记中存在不少笑话的成分。此外,笑话专集也越来越多。
  这时的笑话作品常见的有两种类型。一类的主人公多是官员或文人雅士,所叙述的多是真人真事,或在一定程度上真有其事。这些事情由于能引人发笑,所以在主人公的朋友、同僚中流传开去,传到社会上,以至被收集记录下来。例如:
  张九龄知萧炅不学,故相调谑。一日送芋,书你“蹲鸱”。萧答云:“损芋拜嘉,惟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以书示客,满坐大笑。
  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唐〕朱揆《谐噱录》
  这类作品在唐宋时代的笑话集中很常见。当时的许多名士,如苏轼、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等人就经常出现在笑话当中。特别是苏轼,是很多笑话的主人公。他们的形象与艾子、迂公、憨子等明显被愚化了的形象有明显的区别。
  还有一类作品则不是真人真事,或者虽然以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做素材,但经过了明显的艺术加工。
  这类作品有些很可能产生于民间下层百姓的集体创作,在民间几经流传,才被文人收集、再创作并记录下来。例如:
  京邑有士人妇,大妒于夫,小则骂詈,大则棰打,常以长绳系脚,且唤便牵至。夫密乞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羊,士人逾墙避。妇人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妪。巫妪曰:“娘子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大恸哭,深自咎悔,誓不复妒。妪乃令七日清斋,举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师咒羊还复本形,士人徐还。妇见声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答曰:“犹忆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妇人愈哀,自此不复妒矣。
  〔宋〕周文玘《开颜录》
  这样的作品,可能流传甚广,被不同的人记录到不同的书中,故尔主要情节重复,而细节又或多或少地各有差异,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也有些笑话是文人自己创作的,而并非来自下层民众。但这个时期文人创作的笑话与先秦时期的笑话有明显的不同。唐宋及以后文人创作的笑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寓言密不可分,也很少像先秦诸子那样把笑话当作说明自己的政治、历史、哲学观点的工具,而是赋予了笑话相对的独立性,在创作手法上更成熟,作为嘲讽或批判的意义更明显。例如:
  昔有弟子,读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至“潢潦无根源”之句,不晓其义,乃质疑于先生。先生曰:“文公素不喜黄老之学,正谓其无根源。岂不闻文公因论佛骨贬潮阳之事?”
  闻者大笑。
  〔宋〕罗烨《醉翁谈录》
  一先生讲书,至“康子馈药”,徒问:“是煎药?是丸药?”先生向主人夸奖曰:“非令郎美质不能问,非学生博学不能答。上节‘乡人傩’,傩的自然是丸药;下节又是煎药,不是用炉火,如何就‘厩焚’起来?”
  〔明〕冯梦龙《笑府》
  自明代以后,这种完全出于虚构的笑话越来越多,而史传上的笑谈越来越少。在明代赵南星的《笑赞》中还有少许以王安石、苏轼等为主人公的篇章,但到清代署名“游戏主人”收集的《笑林广记》中,这样的作品就看不到了。在明代许多虚构的笑话里,人物还有名有姓(尽管大半是虚构的);在《笑林广记》中,则连这样虚构的姓名也没有,只以“一监生”、“一人”、“一官”、“一医”、“一贫士”等代替。
  《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基本上没有史传笑谈,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这是清代笑话的一般特点。但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庸俗、猥亵的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嘲讽丑恶现象或其他方面的积极意义,而只是为了应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明清时代这样的作品不少,这是此时期笑话中的糟粕,是应该加以摒弃的。
  清代末年,我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社会也极其黑暗、腐败。这个时期的笑话不多,而吴趼人的《俏皮话》、《新笑林广记》、《新笑史》则是值得一提的作品。吴趼人是小说家,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他的笑话与这个时期的小说一样,与社会的政治关系十分紧密,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这些特点,在本书所选的那些篇目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纵观中国古代笑话的内容,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嘲笑讽刺是笑话的主要功能,而被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则是方方面面的。除了封建社会的官府、贪婪腐败或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常常在笑话中受到嘲讽和揭露外,诸如塾师、庸医、书生、道学先生、不守教规的僧道、吝啬者、惧内者、说大话者、愚昧者等等,也常是嘲讽对象。
  写官场上事的笑话虽然数量不算太多,但作者揭露当时官府的凶残、腐败、卑鄙和昏庸,其感情往往很强烈,所以十分引人注目。例如:
  一官好酒怠政,贪财酷民,百姓怨恨。临卸篆,公送德政碑,上书“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众绅民齐声答曰:“官一到任时,金天银地;官在内署时,花天酒地;坐堂听断时,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交卸了,谢天谢地。”
  〔清〕小石道人辑《嘻谈录》
  有失去马鞍者,见一人面长而凹,认以为鞍也,执之。其人曰:“此吾面也。”争辩不已,将往听断于官。有行人问知其故,谓长面人曰:“劝兄赔他些价罢,若经官定是断给!”
  〔明〕冯梦龙《笑府》
  这后一个例子,是说官员昏庸荒唐,其艺术表现手法十分巧妙。
  塾师、书生常出现在笑话里,这一方面与封建时代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教书先生的地位低下。在这类笑话中,有许多就是直接与写科举考试的。例如:
  一士人赴试,作文艰于构思。其仆往询于试门,见纳卷而出者纷纷矣。日且暮,甲仆问乙仆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约有多少字?”乙仆曰:“想来不过五六百字。”仆曰:“五六百字,难道胸中没有?到此时尚未出来。”乙仆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百字虽在肚里,只是一时凑不起耳。”
  〔清〕陈皋谟《笑倒》
  道学先生在笑话里几乎总是被嘲弄的角色。例如:
  一人被盗劫,哀求不已,称之“大王”不喜,称之“将军”又不喜。其人曰:“毕竟如何称呼方妙?”盗曰:“要叫我‘老先生’。”咄咄夫曰:“此真是道学先生也。”
  〔清〕陈皋谟《笑倒》
  这里把道学先生与强盗联系起来,表现了作者对道学先生的厌恶和憎恨。
  僧、道本来并无罪过,但社会上有些人披着僧道的外衣,于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自然成了笑话嘲讽的对象。例如:
  一乡官游寺,问和尚吃荤否。曰:“不甚吃,但逢饮酒时略用些。”曰:“然则汝又饮酒乎?”曰:“不甚吃。但逢家岳妻舅来,略陪些。”乡官怒曰:“汝又有妻,全不像出家人的戒行,明日当对县官说,追你度牒。”僧曰:“不劳费心,三年前贼情事发,早已追去了。”
  〔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
  讽刺庸医的笑话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封建社会实行科举制,提倡读圣贤书,医学不仅不受重视,而且行医被认为是低贱的职业。读书人读了《四书》、《五经》,做了八股文章,弄得好可以中进士做官,弄得不好的,才去行医或者教私塾混饭吃,所以社会上庸医多,不通文理的塾师也多,这些都在笑话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在写吝啬者的笑话中,讽刺白吃饭而不请客或者请客时舍不得酒饭的占很大比重,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人对请客吃饭十分重视,十分讲究。嫁娶以至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大小事情似乎都离不开酒宴,于是便有酒肉朋友,也出现了一些靠白吃白喝占人便宜的、想方设法让人家请自己吃饭的、撞席的、自己请了别人就想要别人回请的、为了面子或礼道请人吃饭而又舍不得酒菜的等等,形形色色的嘴脸都被创作笑话的人摄入了自己的作品。
  笑话还经常嘲笑愚昧的人,像元明人作品中的艾子、迂公等人就是。到了清代,这些愚昧的人往往没有固定的姓名。这其中“呆女婿”的形象占的比重不少,这些故事很可能来自民间。
  隋唐至清初这段时间的笑话作品中,有不少史传上的笑谈。这往往是些文坛或官场上的佚事、掌故。例如:
  鲁直戏东坡云:“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撰著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应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语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
  〔宋〕苏轼语〔明〕王世贞次《调谑编》
  这些故事往往清新文雅,耐人寻味。但也往往以经书古籍为根据做文字游戏,或多用典故、对仗等手法,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恐怕不太容易领略其艺术魅力了。
  除此之外,笑话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本书材料的来源,上起自先秦诸子,下至清末民初的典籍,涉及的书籍在一百种左右。
  对于选出的材料,我们根据故事的形式、手法和内容,分为嘲讽、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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