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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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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文笔优美、构思独特的《大雁情》与《美丽的眼睛》均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是她留给二十世纪的温馨纪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与冯亦代合集,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俩》(与冯亦代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散文随笔集《半山半水半书窗》(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们陪她还到四川大学为学生作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黄宗英说:“前次来成都,你们四川人说欢迎我回到家乡,啊,因为我曾经是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演的角色)。这一次也是回家……我们的心是通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分心。说到电影,我没有想当演员,说到文学,我没有想当作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向艺术舞台的。父亲有很多书,三十年代我读《福尔摩斯》。我哥哥办报,叫《黄金时代》,不到十岁就给他投过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课桌前只坐过两个礼拜,说到文学,就不能不说我的道路。时代的风云是文学的父母,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就有什么样的染色体。诗人周良沛当年写《军号》、《云南的篝火》,没想到现在又写苦牢……我是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是时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闭着眼也得'开枪'。人要学会走路,得先学会摔跤——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说'黄宗英连世界观都没有还写作品'。当然世界观是有的,但我写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王丹凤(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个大操场;回家时用一个小包带几个小炸糕还得笑着回,把一切忧愁包起来……”她还讲到,在劳改队当队长,带着巴金、吴强等一群名作家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迹般地“修筑”了“地下长城”——两条150米的防空洞。她劳动时,工人老找她谈话,让她到食堂,4点起床洗菜,后又隔离,同《收获》主编顶牛(她属牛)。当时赵丹被关了五年二个月,出来后又去干校;三个孩子都在插队,全家“一片红”。那时她看到孩子那样的处境心里难过,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她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文章,经过编辑的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评。黄宗英说,这真是一生最难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节!张志新就是一个榜样。“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文,不能愧为一个作家,要真诚地对待人民!”黄宗英又说:“人家要我写打击经济领域走私犯的报告文学,我问他们;你们是要打苍蝇还是打老虎?打苍蝇我是不去起哄的。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所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会有选择——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是社会强迫你选择。”接着她讲她的演员生涯和文学生涯,“当年,我去演戏,老家声明说我要演戏就不认我了。1958年,人人是诗人,都说写诗不难;现在都说写诗难,太难。不知这叫进步,还是退化。上官云珠如何经过精神上的屈辱、灵魂上扭曲,最后成了优秀演员。1959年我退出了舞台,拿起了笔。在复杂的时代,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该清楚,不能随便给谁增加分量。我写优秀的艺术家,也写普通人。但我不写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过美国、法国和日本,很抱歉,我什么都没写——我不能写'到此一游'。”
  黄宗英也许因为早年职业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错,演讲富有鼓动性煽动性,但她的话是真诚的,所以才很能打动人心。
  她觉得西藏是个谜,是个说不清的的谜。亲眼看到西藏人磕长头之后,她没有怀疑他们的虔诚。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磕长头”整整磕了十来年,不知这是虔诚还是愚昧。
  “你能谴责他们吗?作家不能谴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两三年,也许还能带回两三块小'炸糕'笑着回来,但我不能写。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还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国王的包厢有一个可以溜掉的小门,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最后,她对大家说:“拿笔的人,首先要有热情;塑料花是没有生命的,我宁愿作山头上的小野花;作家主要靠记忆储存来写作,人在忘我的时候记忆力最强,最悲痛最紧张的时候都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的文章,才最有深度。生活上,我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但认识上要比普通人高,这样才能打开真正生活的通道,我写过许多度稿,江青抄我们的家,凡有字的纸张、纸条都抄走了,其中有一麻袋我的废稿。文学创作上我追求亲切,这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时代的折光,通过我们的笔,留下一点儿脚印,所以作家负有圣洁的使命。文学上我有不能胜任的题材,但我努力驾驭我的所长。如果我们的希望都能变成实践和行动,希望才是真诚的希望……”
  成都幸会期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一起度过的。那时她正在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为了给这篇作品补充生活,她又要到四川乡下采访。我同周良沛、徐静一起背着抗着为她送行,在分别的那一刹,心里突然涌出许多要说的话,可我一句也没说。望着她已经灰白的头发、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地祝她“保重!”
  一晃几年过去了,黄宗英仍在国内云游采访写作,我又去了法国,在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任教。1985年夏天,法国朋友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中国作家黄宗英、张抗抗等人要来巴黎。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扔下案头的写作计划,急忙买车票,与妻子一起从马赛北上巴黎,去会见刚参加德国柏林国际文化艺术节之后、又分别应法国和华人之邀顺访巴黎的中国作家们。
  代表团到巴黎后一分为二:黄宗英、西戎、方冰、刘剑青等人由法国华人接待,张抗抗、北岛、舒婷、傅天琳、孔捷生等人由法国接待。
  我和他们同一天到达巴黎。他们之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有的只是神交。
  我到巴黎一下火车便直奔会场。张抗抗、北岛、舒婷等正在回答与会的法国朋友和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挨着我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她正拿着一本刚在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选集》和一份打印好的《致邓小平万言书》向一位新华社记者述说着什么。会后,我同张抗抗等人说话,这时才知道黄宗英等参加了华人侨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我送张抗抗舒婷他们每人一支一尺长两个手指那么粗、巴黎最大的圆珠笔作为留念。这如椽巨笔自然包涵着我一份心情,意思是希望他们以后写出伟大的作品。
  会后我到中国作家下榻的王子旅馆找黄宗英,但她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留言给她,并留下我在巴黎的电话。作家们在法国安排的行程十分紧张。要想抓住他们颇不容易。不过巴黎的电话总算没有使人失望,我和黄宗英通过电话,也算见面。她让我同他们一起游览巴黎,而我的计划又不允许。这样,只好等以后再见了;于是,我要送给她的绘有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瓷盘,也只好保存在我身边。
  又是几年过去了,黄宗英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她在《人民日报》上以“云中走笔”为题,连续发表她在中国最大的实验田——深圳特区——的所见所闻所思的文章。可以说在作家队伍里,她是最早置身于时代潮的一位勇士。她在“题记”里说,人家说她是属云的,可是云也有脚,而自己,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都没有。那时她在蛇口还办了一个影视公司,还办书店,任广东蛇口工业区主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对于人生,她信奉“人活着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又遵循“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她是一位奋斗型的拼命三郎,心里只有事业没有自己。她从法国等处朋友那里筹集了一笔巨款,不料竟被一位神秘失踪的香港合作者拿走了,于是她的梦想成了梦,文坛和新闻界便有了走红数年的大新闻。她还有过一场官司。虽然她的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精神受到创伤,但她没有停止她的艺术活动和创作。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就在我们北京语言学院。她是在我们学校拍片子,住在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我请她到家里吃饭都挤不出时间,就在摄影棚随便吃点什么。再后来,中央电视台播放那部大型纪实影片《长城》时,在长城上,风尘仆仆,又看到了她的风采。
  我又想起了黄宗英,是在我看见那枚木瓜的时候。不知她在何处?她是云,真在天涯海角耕耘吗?
  当我结束这篇小文时,赫然发现1993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刊有女作家韩小蕙写的《月如无恨月当圆——与冯亦代黄宗英共度良宵》的新闻特写,为我找回了黄宗英。几位文坛老友——杨宪益、范用、邵燕祥、许以祺,还有丁聪、沈峻夫妇及周明、池莉等人,由张洁张罗,并在自己家里,水酒几杯,把酒吟诗,一起为这“历尽沧桑人未老”、暮年途中相遇相知的两位老友一对新人祝贺新婚之喜。这消息令我兴奋,即给小蕙打电话,索要黄宗英的电话号码。号码到手,又即打电话,是冯亦代接的。冯先生与我1978年认识,所以彼此并不陌生。我打电话一是祝贺他们,二是想和黄宗英通话。那是晚上,我们的生活早已是万家灯火闹京华了。冯先生告诉我:“真不巧,黄宗英学英语去了。”“在什么地方?”“北京师范大学……”“几点回来?”“大约9点……要不让她给你打电话吧。”“还是我打吧。”一天之后,我们终于联系上了。“老阎,我刚回来。”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清脆响亮,同十年前没有两样,“正说要给你电话,你的电话便来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什么心灵感应?——你看,这也是说曹操曹操到嘛!”在电话里,她给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我们在四川成都的故事,讲起她在那里跌交造成的骨折,还说到徐迟夫妇。
  放下电话,立在窗前,心里像三月春风掠过的湖面,又像春日铺满绿草鲜花的田野,好一个自然形态的平静世界。眼前是彩色的夜,是看不见的大山,身后是市声沸腾的北京;远方仿佛突然驶来一叶小舟,划破心潮的平静,使我陷入沉思。我看见满头白发的黄宗英,急匆匆,招招手,说了一句什么格言,然后笑一笑,从我眼前走过;我知道,她又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她不停地走路,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思考,生活属于她,世界属于她。两天后,她给我一信,还有几张照片及一纸《断章残句》:
  往不懂的地方去,往对我十分陌生的地方去。
  想做什么就立对去做,像闪电之后紧跟着炸雷。
  能一边呆着,就一边呆着是美德;该一边呆着,就一边呆着是文明。
  断章不断,残句不残,——这是她的性格和人格,岁月和生活终把黄宗英熬炼成一位思想家。展读信后,我又想起那个晚上,在成都告诉我的她脱口而出的家训:
  骏马登程奔四方,任尔到处立纲常;
  身在异乡犹吾境,人在他乡立故乡。
  这一次,她在寄我《自述》里说:“只做别人无法代替的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作的事。”“一个人,干什么,有生存环境和时代震幅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作为人,一生的交待,做了什么是'物体',不做什么是'砝码'。”最后说:“归隐书林,还我本性,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也许她真的累了。但我深信黄宗英就是黄宗英——她是云,她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无论到哪里,都会有收获;她是艺术的绿荫,是精神的雨露,……
  1993年12月11日·北京1995年2月19日修订
  茹志鹃
  孙瑞珍
  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茹志鹃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
  二三十年代,她伴随祖母、哥哥在死亡线上挣扎,孕育了执拗、坚强的个性;四十年代,她在革命熔炉里千锤百炼,锻造成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五十年代,她在和煦的阳光下,踏上了文艺的征程,在编辑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写作;六十年代,她跨入了名作家的行列,同时也经历了困厄和不幸,近一半时间完全搁笔;七十年代,在风浪的冲击下,她变得更加深邃、成熟、冷静、坚毅。严冬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攀登,终于开拓了创作的坦途,完成了创作风格的突破和飞跃。
  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从心灵的微笑到深沉的思索,茹志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留下的深深足迹,记录了时代变异和创作上的迂回曲折,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向往和追求。
  一、祖母,世上唯一的爱
  茹志鹃,1925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十三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上面有四个哥哥,她是全家最小的一个。当这个最弱的幼女来到世界上时,家庭已经破落,父亲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祖上的茧行也早已倒闭。当时全家的开支全靠姨母接济,姨父是日本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她的父亲是一个整日吃、喝、嫖、赌、吸鸦片烟的浪荡子,什么事都不会做。她三岁时,母系便因患白喉去世了。姨母看透了父亲的败家相,觉得茹家是个填不满的坑,便先后领养了大哥、三哥二人,其余丢下不管了。父亲怕这个家重负于他,便孑然一身,不辞而别。留下年迈的祖母和幼小的兄妹,从此,她们在祖母的带领下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奔走于沪杭两地,投靠上海的姨母和杭州的姑母。时间久了,姨母、姑母也自觉“包袱”沉重,便不约而同地踢起皮球来了。姑母借口家里有一位严厉的婆婆,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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