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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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文笔优美、构思独特的《大雁情》与《美丽的眼睛》均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是她留给二十世纪的温馨纪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与冯亦代合集，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俩》（与冯亦代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散文随笔集《半山半水半书窗》（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们陪她还到四川大学为学生作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黄宗英说：“前次来成都，你们四川人说欢迎我回到家乡，啊，因为我曾经是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演的角色）。这一次也是回家……我们的心是通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分心。说到电影，我没有想当演员，说到文学，我没有想当作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向艺术舞台的。父亲有很多书，三十年代我读《福尔摩斯》。我哥哥办报，叫《黄金时代》，不到十岁就给他投过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课桌前只坐过两个礼拜，说到文学，就不能不说我的道路。时代的风云是文学的父母，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就有什么样的染色体。诗人周良沛当年写《军号》、《云南的篝火》，没想到现在又写苦牢……我是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是时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闭着眼也得'开枪'。人要学会走路，得先学会摔跤——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说'黄宗英连世界观都没有还写作品'。当然世界观是有的，但我写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王丹凤（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个大操场；回家时用一个小包带几个小炸糕还得笑着回，把一切忧愁包起来……”她还讲到，在劳改队当队长，带着巴金、吴强等一群名作家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迹般地“修筑”了“地下长城”——两条150米的防空洞。她劳动时，工人老找她谈话，让她到食堂，4点起床洗菜，后又隔离，同《收获》主编顶牛（她属牛）。当时赵丹被关了五年二个月，出来后又去干校；三个孩子都在插队，全家“一片红”。那时她看到孩子那样的处境心里难过，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她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文章，经过编辑的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评。黄宗英说，这真是一生最难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节！张志新就是一个榜样。“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文，不能愧为一个作家，要真诚地对待人民！”黄宗英又说：“人家要我写打击经济领域走私犯的报告文学，我问他们；你们是要打苍蝇还是打老虎？打苍蝇我是不去起哄的。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所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会有选择——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是社会强迫你选择。”接着她讲她的演员生涯和文学生涯，“当年，我去演戏，老家声明说我要演戏就不认我了。1958年，人人是诗人，都说写诗不难；现在都说写诗难，太难。不知这叫进步，还是退化。上官云珠如何经过精神上的屈辱、灵魂上扭曲，最后成了优秀演员。1959年我退出了舞台，拿起了笔。在复杂的时代，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该清楚，不能随便给谁增加分量。我写优秀的艺术家，也写普通人。但我不写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过美国、法国和日本，很抱歉，我什么都没写——我不能写'到此一游'。”
　　黄宗英也许因为早年职业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错，演讲富有鼓动性煽动性，但她的话是真诚的，所以才很能打动人心。
　　她觉得西藏是个谜，是个说不清的的谜。亲眼看到西藏人磕长头之后，她没有怀疑他们的虔诚。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磕长头”整整磕了十来年，不知这是虔诚还是愚昧。
　　“你能谴责他们吗？作家不能谴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两三年，也许还能带回两三块小'炸糕'笑着回来，但我不能写。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还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国王的包厢有一个可以溜掉的小门，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最后，她对大家说：“拿笔的人，首先要有热情；塑料花是没有生命的，我宁愿作山头上的小野花；作家主要靠记忆储存来写作，人在忘我的时候记忆力最强，最悲痛最紧张的时候都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的文章，才最有深度。生活上，我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但认识上要比普通人高，这样才能打开真正生活的通道，我写过许多度稿，江青抄我们的家，凡有字的纸张、纸条都抄走了，其中有一麻袋我的废稿。文学创作上我追求亲切，这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时代的折光，通过我们的笔，留下一点儿脚印，所以作家负有圣洁的使命。文学上我有不能胜任的题材，但我努力驾驭我的所长。如果我们的希望都能变成实践和行动，希望才是真诚的希望……”
　　成都幸会期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一起度过的。那时她正在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为了给这篇作品补充生活，她又要到四川乡下采访。我同周良沛、徐静一起背着抗着为她送行，在分别的那一刹，心里突然涌出许多要说的话，可我一句也没说。望着她已经灰白的头发、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地祝她“保重！”
　　一晃几年过去了，黄宗英仍在国内云游采访写作，我又去了法国，在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任教。1985年夏天，法国朋友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中国作家黄宗英、张抗抗等人要来巴黎。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扔下案头的写作计划，急忙买车票，与妻子一起从马赛北上巴黎，去会见刚参加德国柏林国际文化艺术节之后、又分别应法国和华人之邀顺访巴黎的中国作家们。
　　代表团到巴黎后一分为二：黄宗英、西戎、方冰、刘剑青等人由法国华人接待，张抗抗、北岛、舒婷、傅天琳、孔捷生等人由法国接待。
　　我和他们同一天到达巴黎。他们之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有的只是神交。
　　我到巴黎一下火车便直奔会场。张抗抗、北岛、舒婷等正在回答与会的法国朋友和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挨着我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她正拿着一本刚在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选集》和一份打印好的《致邓小平万言书》向一位新华社记者述说着什么。会后，我同张抗抗等人说话，这时才知道黄宗英等参加了华人侨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我送张抗抗舒婷他们每人一支一尺长两个手指那么粗、巴黎最大的圆珠笔作为留念。这如椽巨笔自然包涵着我一份心情，意思是希望他们以后写出伟大的作品。
　　会后我到中国作家下榻的王子旅馆找黄宗英，但她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留言给她，并留下我在巴黎的电话。作家们在法国安排的行程十分紧张。要想抓住他们颇不容易。不过巴黎的电话总算没有使人失望，我和黄宗英通过电话，也算见面。她让我同他们一起游览巴黎，而我的计划又不允许。这样，只好等以后再见了；于是，我要送给她的绘有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瓷盘，也只好保存在我身边。
　　又是几年过去了，黄宗英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她在《人民日报》上以“云中走笔”为题，连续发表她在中国最大的实验田——深圳特区——的所见所闻所思的文章。可以说在作家队伍里，她是最早置身于时代潮的一位勇士。她在“题记”里说，人家说她是属云的，可是云也有脚，而自己，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都没有。那时她在蛇口还办了一个影视公司，还办书店，任广东蛇口工业区主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对于人生，她信奉“人活着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又遵循“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她是一位奋斗型的拼命三郎，心里只有事业没有自己。她从法国等处朋友那里筹集了一笔巨款，不料竟被一位神秘失踪的香港合作者拿走了，于是她的梦想成了梦，文坛和新闻界便有了走红数年的大新闻。她还有过一场官司。虽然她的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精神受到创伤，但她没有停止她的艺术活动和创作。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就在我们北京语言学院。她是在我们学校拍片子，住在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我请她到家里吃饭都挤不出时间，就在摄影棚随便吃点什么。再后来，中央电视台播放那部大型纪实影片《长城》时，在长城上，风尘仆仆，又看到了她的风采。
　　我又想起了黄宗英，是在我看见那枚木瓜的时候。不知她在何处？她是云，真在天涯海角耕耘吗？
　　当我结束这篇小文时，赫然发现1993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刊有女作家韩小蕙写的《月如无恨月当圆——与冯亦代黄宗英共度良宵》的新闻特写，为我找回了黄宗英。几位文坛老友——杨宪益、范用、邵燕祥、许以祺，还有丁聪、沈峻夫妇及周明、池莉等人，由张洁张罗，并在自己家里，水酒几杯，把酒吟诗，一起为这“历尽沧桑人未老”、暮年途中相遇相知的两位老友一对新人祝贺新婚之喜。这消息令我兴奋，即给小蕙打电话，索要黄宗英的电话号码。号码到手，又即打电话，是冯亦代接的。冯先生与我1978年认识，所以彼此并不陌生。我打电话一是祝贺他们，二是想和黄宗英通话。那是晚上，我们的生活早已是万家灯火闹京华了。冯先生告诉我：“真不巧，黄宗英学英语去了。”“在什么地方？”“北京师范大学……”“几点回来？”“大约9点……要不让她给你打电话吧。”“还是我打吧。”一天之后，我们终于联系上了。“老阎，我刚回来。”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清脆响亮，同十年前没有两样，“正说要给你电话，你的电话便来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什么心灵感应？——你看，这也是说曹操曹操到嘛！”在电话里，她给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我们在四川成都的故事，讲起她在那里跌交造成的骨折，还说到徐迟夫妇。
　　放下电话，立在窗前，心里像三月春风掠过的湖面，又像春日铺满绿草鲜花的田野，好一个自然形态的平静世界。眼前是彩色的夜，是看不见的大山，身后是市声沸腾的北京；远方仿佛突然驶来一叶小舟，划破心潮的平静，使我陷入沉思。我看见满头白发的黄宗英，急匆匆，招招手，说了一句什么格言，然后笑一笑，从我眼前走过；我知道，她又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她不停地走路，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思考，生活属于她，世界属于她。两天后，她给我一信，还有几张照片及一纸《断章残句》：
　　往不懂的地方去，往对我十分陌生的地方去。
　　想做什么就立对去做，像闪电之后紧跟着炸雷。
　　能一边呆着，就一边呆着是美德；该一边呆着，就一边呆着是文明。
　　断章不断，残句不残，——这是她的性格和人格，岁月和生活终把黄宗英熬炼成一位思想家。展读信后，我又想起那个晚上，在成都告诉我的她脱口而出的家训：
　　骏马登程奔四方，任尔到处立纲常；
　　身在异乡犹吾境，人在他乡立故乡。
　　这一次，她在寄我《自述》里说：“只做别人无法代替的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作的事。”“一个人，干什么，有生存环境和时代震幅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作为人，一生的交待，做了什么是'物体'，不做什么是'砝码'。”最后说：“归隐书林，还我本性，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也许她真的累了。但我深信黄宗英就是黄宗英——她是云，她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无论到哪里，都会有收获；她是艺术的绿荫，是精神的雨露，……
　　1993年12月11日·北京1995年2月19日修订
　　茹志鹃
　　孙瑞珍
　　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茹志鹃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
　　二三十年代，她伴随祖母、哥哥在死亡线上挣扎，孕育了执拗、坚强的个性；四十年代，她在革命熔炉里千锤百炼，锻造成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五十年代，她在和煦的阳光下，踏上了文艺的征程，在编辑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写作；六十年代，她跨入了名作家的行列，同时也经历了困厄和不幸，近一半时间完全搁笔；七十年代，在风浪的冲击下，她变得更加深邃、成熟、冷静、坚毅。严冬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攀登，终于开拓了创作的坦途，完成了创作风格的突破和飞跃。
　　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从心灵的微笑到深沉的思索，茹志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留下的深深足迹，记录了时代变异和创作上的迂回曲折，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向往和追求。
　　一、祖母，世上唯一的爱
　　茹志鹃，1925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十三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上面有四个哥哥，她是全家最小的一个。当这个最弱的幼女来到世界上时，家庭已经破落，父亲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祖上的茧行也早已倒闭。当时全家的开支全靠姨母接济，姨父是日本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她的父亲是一个整日吃、喝、嫖、赌、吸鸦片烟的浪荡子，什么事都不会做。她三岁时，母系便因患白喉去世了。姨母看透了父亲的败家相，觉得茹家是个填不满的坑，便先后领养了大哥、三哥二人，其余丢下不管了。父亲怕这个家重负于他，便孑然一身，不辞而别。留下年迈的祖母和幼小的兄妹，从此，她们在祖母的带领下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奔走于沪杭两地，投靠上海的姨母和杭州的姑母。时间久了，姨母、姑母也自觉“包袱”沉重，便不约而同地踢起皮球来了。姑母借口家里有一位严厉的婆婆，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