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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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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女儿,妹妹惠美一家,及小保姆,生活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但他们有的忠厚,有的善良,有的淳朴,每人个都是当代生活里有着不同思想、情绪的一员。像贺抒玉以前的作品那样,小说不是写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人们每天经历的“故事”,但它涉及了革命、家庭、婚姻、爱情、思想、事业和由于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奋斗与创造,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共同绘成现代生活的画面。人道主义,亲情之爱是感人的。惠娟的丈夫长她十六岁,但她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夫爱、父爱、兄长之爱、同志之爱,几乎是人生全部的爱!”“战场上,他是严厉的指挥官;家里,他是温厚的丈夫。她对他的爱和尊敬化作无尽的思念,咬着她的心。”惠美的丈夫吕林被打成右派,明知冤枉,还要轻生,这时惠美说:“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这叫什么连累,既是夫妻,就该同安乐,共患难!”还有那一对母亲留下的银手镯和亲人之间所谓心灵感应——眼皮儿跳,都是中国传统里亲情之爱的象征。但生活里不永远只有爱,不永远只有鲜花。世界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组合。
  “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军人,九死一生的英雄汉,最后咽下的竟是人生的苦酒。”(这是惠娟的丈夫——一位高级干部的归宿。)
  “谁有你的命好,老头子还在台上,又是闲差,冬天跟老头子去南方,春暖花开再回来,多自在听!”(是说另一位高级干部,一个普通的存在。)
  “能上一个台阶是一个台阶,他有了地位,你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人凭衣衫马凭鞍,婆姨凭的男子汉,这话一点也不假。不管到啥时代,女人就是凭男人。”“我们院里许多女同志就怕他男人把官丢了,千方百计拉关系,为男人保官。……人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你放开缰绳让他跑,他还不到五十,再干上十年,准能升个厅局级干部!”(惠娟的这些话,也有代表性。)
  “你讲了一辈子良心,生活也不会给你什么恩赐,陈旧的观念!”(惠娟儿子的话,又一代人的一种思想)
  “……躲过了战场上敌人的明抢明炮,可是躲不过党内称为'同志'之间的阴谋暗算,冷枪冷箭。……”(政治生活中永远演不完的奸贼喜忠良的悲剧!)
  “人,才能活几十年,这个打击,那个磨难,像推磨似地压抑着人们的兴致。幸福是短暂的,不幸和痛苦才是永恒的。”(生活,就这么沉重和残酷!)
  小说把当代社会的缩影送到读者面前,让人们来一次再认识,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社会,也许这才是多彩的生活。
  贺抒玉没有用“意识流”,更没用“嬉皮式”,还是她那朴素、自然、淡雅的风格,然而同样表现了现代意识。心理描写,新的对话形式,纯清明亮的语言,抒情的调子,给她的创作带来新的成功,这是进步。
  贺抒玉的作品,都记载着她在文学上虔诚的足迹。她在《琴姐集》的“后记”中说:
  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不同的生活道路接近文学的。年轻的时候,常常以为文学是迷人的,待到跋涉一段之后,才尝到它的艰辛。然而一踏入这个领域,便有些身不由己,即使路途坎坷,也不肯回头。曾经在生活中激动过我的那些人和事,时常像泉水冒泡似的泛上心来,使自己难以安静。我便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被兴奋、苦恼、喜悦、焦虑种种情绪所左右,品尝着写作中的许多甘苦之味,而不肯释手。也许,就因为文学是一座高峻的无止境的山峰,才对肯于攀登的人有无穷的吸引力。
  文学,是一项迷人的事业,但其中充满了艰辛。贺抒玉是一位执著的追求者,不肯在原地踏步,抱病写作,锲而不舍地走向那块美丽的绿洲,并带着自己的鲜花……
  1984年5月28日
  1994年12月21日修订
  柯岩
  阎纯德
  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在读者中的影响,是靠其作品建树的。
  “在创作上,我永远不满足于一种形式,总想多尝试一些样式。我觉得,多掌握一种形式,就像一个战士多了一种武器……”我多次访问柯岩,她都这样说。
  柯岩穿着干干净净色彩淡雅的衣裳,朴素、大方。她动作敏捷,一双大眼睛透着智慧。语言洗炼,有节奏,有条理。她的记忆力极强,一些中外名家诗词、名言,脱口而出。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喜怒哀乐总是形之于色。柯岩,风度潇洒,而又平易近人,是一位普通人,又是一位名诗人、名作家。所以,一位作家对我说:“柯岩,是我们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是的,中国文坛,如果说是一座百花园,那么柯岩的作品则是这花园中颇富特色、引人注目的花朵。
  “柯岩”是笔名。关于这个笔名,柯岩解释道:“我们中国的古代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大大的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顽强……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柯岩以坚实的创作实践,圆了自己起步时的文学梦,在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地位,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儿童文学(诗歌和戏剧)、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及影视等领域里,她辛勤的劳动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此,人们称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全能式的作家。
  一
  作家的成长,有许多条件,大概都受家庭或个人生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柯岩是满族人,原名冯恺,1929年7月14日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原籍广东南海。那时,北伐革命失败才两年,残破的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一片黑暗。柯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当过小官吏,父亲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反抗性格,为了反对封建婚姻,同家庭决裂,毅然出走,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顽强地挣扎着、生活着。他勤奋、刻苦,经过半工半读,个人奋斗,终于当上了铁路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他酷爱读书,喜欢文学,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钱,往往都买了文学书籍。他爱才,崇拜知识,爱陆游的诗词,更尊崇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从来都鄙弃那些祸国殃民的豪门权贵,经常满腹牢骚地用愤懑的口吻嘲讽或谩骂那些不学无术、靠吹牛拍马往上爬的大小官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是他常常用来教育子女的名句之一。他的为人之道是:“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这种清高自诩与桀傲不驯的人生态度就使得他的生活道路坎坷多挫,经常同上司不和,不断调动,被贬或失业。年轻时,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并翻译过法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樊德摩斯侦探小说……他这些富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柯岩的影响。柯岩的母亲也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因自由恋爱而被赶出家门;她是一个粗通文字但艺术感极强的女子,渴望知识,梦想美好的未来,但艰难的生计压抑着她的热情和追求。除了偶尔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借以抒发情怀之外,就是把终生未竟之志寄托在儿女身上,经常对他们讲述各种她所尊崇的仁人志士、忠信孝梯的故事,盼望他们能奋发向上,学有专长。父母的为人、品格与爱好,在何岩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柯岩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崇拜才能,尊重知识,追求精神生活,这些,同我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铁路上的职工像火车一样,不停地奔跑,永远不会停在一个站上。柯岩受着父亲的宠爱,他到哪里,总爱带着她。这样,柯岩从小就沿着铁路线,饱看了祖国不少锦绣河山和人民的苦难。
  柯岩的童年是寂寞而空虚的。她天真地渴望着能在孩子的王国里自由玩耍,可是整天为衣食奔波的父母,为拿奖学金拚命读书的事哥和姐姐,都不能满足她单纯的要求。于是她常常一个人跑出去玩,受欺侮,挨打,流着泪在母亲面前诉苦。妈妈心疼女儿,不再让她出门,便答应给她讲故事。这样,她开始接触民间口头文学《木兰从军》、《白蛇传》、《路遥知马力》、《缺手姑娘》、《孟姜女哭长城》、《铸钟娘娘》等。这些故事,她是百听不厌,越听越爱听,有的故事已经讲几遍了,可是她还是缠着妈妈讲。妈妈心里的故事早已讲完,连《琵琶行》、《长恨歌》一类名篇都教她背会了,故事变成了车轱辘,整天重复着。爸爸可怜妈妈,就找来“少年文库”,让她读给女儿听。从此,五岁的柯岩,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稻草人”,她希望也像永明一样有个紫衣姐姐、美丽的大姐姐……
  在柯岩贪婪地爱着世界上一切故事的时候,她到长辛店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念书去了。她是班上最小的,却是学习最努力的。她觉得书里有许多许多可爱的人物在等着她,那美丽而有趣的故事可不能不知道。到二年级,书成了好朋友,她开始不加选择地阅读能弄到手的一切书籍,跳过不认识的字,目醉神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爱的教育》里的小主人公使她懂得了孩子原来不仅仅是父母的无偿的索取者,《小妇人》使她感受到友谊的温暖和力量,叶圣陶告诉她是非善恶,冰心让她的童心向往大海与诗意,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穷人和富人截然相反的形象,格林和安徒生给她描绘了神奇而美丽的世界……
  后来,她到了湖北铁路职工子弟江岸扶轮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滇缅公路工程,她也到了云南。九岁十岁时,她一直在云南山青水秀的保山、下关上小学。柯岩兄弟妹妹十人,就靠父亲薪金收入生活。度日本来就很艰难,在民族灾难之时,更加重了这个普通公务人员的家庭负担。物价一日数涨,父亲经常失业……但不管生活怎样艰辛,母亲给人打毛衣、做针线、卖破烂,也要挣扎着供孩子们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柯岩和姐妹们都拚命读书,力争考入公费学校,领取奖学金;那段时间,家里生活极其凄苦,父亲一失业,家里便要断顿,没有饭吃,她和母亲、姐姐常上街卖旧衣物,给人家打毛衣、缝袜子……不管如何苦,幼小的柯岩心里总燃烧着求知的火焰。在云南昏暗的小油灯下,她默默地读了不少书,歌德、海涅、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海明威、巴金、冰心、张天翼的作品及很多童话,都是她认识社会和生活最初的源泉。美与丑、崇高与卑鄙、诚实与虚伪,在她心海里有了径渭分界;人类同情心,正义感,光明与自由,大自然的美的根须都伸进了心田。甚至那些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也能使她崇拜英雄,渴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路见不平,杀富济贫。当时,她并不懂阶级压迫,但贫富悬殊的现实,使她的思想里朦胧地有了对旧社会的不满。至今她还记得那时背诵的民歌:
  卖油娘子水搽头,
  做鞋婆子赤脚走,
  瓦木匠人没房住,
  卖盐的老头喝淡粥,
  织布娘,光脊梁,
  种麦的人儿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长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释卷,同书中的人物相亲,而鄙弃同学中那些胸无大志,专讲吃喝打扮的阔家小姐和纨绔子弟。
  柯岩小时候,性格泼辣,很像个男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奖学金,或考不上公费学校,就要失学。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以至多次跳班成功。这时期,这位才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文学的情愫已有表现——当父亲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学色彩的信后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谢冰心了!”
  十二岁后,柯岩先后在云南华侨中学、保山师范、昆明越秀中学、昆华女师等校读书。在昆华女师时,她每天盼着语文课,因为每堂课都使她学到了不少渴求的东西。那位女老师边背边写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位可敬的老师,不仅在写作和对文学的爱好上深深地影响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爱国,爱伟大的祖国。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饥饿的爱国青年被打死,闻一多说:“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恐怖的日子里,柯岩担任了昆华女师罢课委员会主席,整天和同学一起去西南联大,参加民主集会,跟大学生们共同发誓要为死者报仇。女师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说她们罢课是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柯岩,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还以为她积极参加这次民主运动,完全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现实所表示的强烈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哥哥在重庆呆了一年,后跟难民辗转到湖北,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过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学英文,到打字学校学打字,还在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后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达中学读最后一年中学。那时,柯岩对写作的钟情已显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报》发表《夜》和《孤独》。在扬子江滨,她读书读到1948年,便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了戏剧艺术。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十九岁的柯岩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疮痍斑斑,城市要建设,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万的妓女集中起来,安排进八九个妇女生产教养院,给她们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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