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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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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朋友们常常怂恿罗淑写作，可是她对写作的态度是那样郑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毁了重写，轻易不愿拿出来发表。继《生人妻》之后，她又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刘嫂》，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橘子》，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井工》是抗战爆发后在成都的《文丛》杂志上首先发表的）。
这年6月，巴金与黎烈文商量要公开发表对抗日救亡的态度，经与鲁迅讨论，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要“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宗融和罗淑都签了名。
1936年秋，不安定的教书生涯迫使宗融到广西大学去，罗淑带着两三个未成篇的原稿，也跟着到了桂林。那时已经是民族抗战的前夕，政局动荡，各种势力都在重新组合。
1937年夏，因世弥怀孕，宗融把她送回上海待产，在姚主教路树德坊为她租了一所幽静的房子，就又独自一人回桂林去了。殊不知他刚刚离开上海，就响起了八·一三的炮声。宗融在去广西的途中，心急如焚，连连打急电回上海。罗淑怕他补回上海会遇到危险，在和友人商量之后，决定只身带小弥到衡阳与宗融相会，然后一起回成都。那时的上海已是一片战乱的景象，晚间闸北一片火光，大世界也中了炮弹，小菜场里没有菜，米店不卖米。火车站人山人海，买不到火车票。是巴金和他的弟弟采臣，几经周折才设法给罗淑买到了车票，在九月八日那一天，把她和小弥送上了火车，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诀。等罗淑遇合了马宗融奔回成都，她已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
在成都，马宗融到川大教书，罗淑在泡桐树街一所种有梅花和玉兰的幽雅小院落里家居待产。虽说产期将临，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却没有放下她的笔。现在一共找到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写的五篇急就的短文，每篇不足千字。显然是匆匆草成的，有待润饰。然而这说明经过战争的流离颠沛，身心交瘁的罗淑仍然坚持用她的笔，想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五篇短文是：1937年12月4日成都华西日报副刊《群众》上的《八月十三日的早晨》；同年12月20日成都新民报《国防文艺》周刊上的《“流民三千万”观后感》；1938年元旦《群众》周刊上的《谁在和谁打》；1月6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周刊上的《在车厢里》；且月15日《群众》周刊上的《被难者》。这些短文记叙了八·一三以来她目睹的战争苦难，和民族抗战的必要。
不到农历新年，罗淑就住入四圣祠的仁济女医院，1938年2月9日生下一男孩。产后不几天，她开始发烧，是产褥热。一个天主教庸医误了她。马宗融见势不好决定转院的时候，罗淑已经无救。1938年2月27日，罗淑结束了她年青有为的生命，终年三十五岁。
罗淑的创作生涯异常短促，前后不满一年半。作品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总共只有短篇小说八篇，散文十来篇，计十来万字。另外当然还有译文。她就是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以如此有限的作品。确立了光辉的文学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是罕见的。
她葬在成都老西门外沙湾——马宗融家族的墓地里。一扌不黄土，一块白石红字的墓碑，一丛矮材编的短篱。痛不欲生的马宗融在她的墓旁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
罗淑去世以后，《华西日报》接连两天刊载了纪念她的专辑。她的未完成的遗作由友人巴金替她整理出版。他一共为她编辑出版了三本薄薄的创作集：《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两个翻译集：《何为》与《白甲骑兵》（友人陆蠢也为之作了许多编辑工作）。在她的创作中，《鱼儿坳》和《贼》都是未完成作品，前者好像还是一个长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背景和人物相同，文字也有重复的地方。看样子罗淑是想以家乡的盐工生活为中心写一个长篇的。巴金痛惜友人的早逝；对她留下来的的一字一句都十分珍惜，保留了她那未完成的遗作的本来面目，还为每一个集子写了后记。
解放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于1961年第11期和1963年第1期刊登了她的几个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年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两书汇成一集出版。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她的全部创作收入《罗淑选集》并附了巴金写的几个后记，以及黎烈文、靳以、李健吾等作家写的纪念罗淑的文章。最后的五篇短文未及收入。这个选集所用的底本是巴金提供的。《罗淑选集》出版后，出版社没有及时把三个底本还给巴金。巴金连忙去要，结果只从印厂追回两本，《鱼儿坳》则永远地失落了。巴金很心痛。他后来把那本残破的《生人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郑重地在上面写道：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罗淑选集》时曾将《生人妻》和《鱼儿 坳》三书借去，过了两年我要回《地上的一角》和此书。《鱼儿坳》 已不知去向，这本书的”附录“也给撕毁了。惜哉！
巴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罗淑的作品虽然不多，可是版本不少，都已绝版。近年来评介的文章多了起来，出版了《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她的家乡简阳还成立了罗淑纪念室。写到这里，罗淑的小传应当结束了，忽然收到日本京都府中国文学研究会佐野里花女士的来信，寄来她在该会会报上写的文章，考证罗世弥除了罗淑这个笔名外，还应有第二个笔名“石每”。作为罗淑的研究者，她搜集了有关罗淑的每一点资料，作了大量工作，将罗淑的最后五篇短文和我的说明也译了出来。她真是罗淑当今的一位年青的异国知音了。这使我想起了巴金先生纪念罗淑的话：
死并没有毁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间就可以灭亡的东西。……我们能说她已经死去了吗？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常留，则她的生命就没有灭亡，而且也永远不会灭亡。
丁玲
孙瑞珍 李杨杨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像在长江上行船，从四川到上海，中 间要碰到多少礁石险滩……我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
——丁玲
1978年2月，漫天飞雪……
我们来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访使我们悬念的丁玲。踩着厚厚的积雪，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踏雪寻梅的故事。诗人寻梅是一种诗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们不是诗人，但也在寻梅。丁玲不正是经过几多风雨，几多寒暑，傲雪斗艳的红梅吗？
想起她的功绩，她的磨难，她的作品，心中仿佛翻腾着一个世纪的酸甜苦辣。
当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带着慈祥的笑容，闪着和蔼可亲的目光走来的时候，当握着她那温暖的手，当谈话自然而轻松地展开，当听到她开怀的笑声时，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无影无踪。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实实在在，可亲可近的人。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去看她。尽管她无比繁忙，仍然乐于接待一批又一批朋友、同事、外国友人，以及像我们这样一些普通人。她——革命者、作家、妇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叛逆者渴望高飞
秋阳落在黄熟的稻田上，清浅的小溪碰着乱石在低唱。这一天，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农村里一家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后叫丁玲，出世的时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过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财产和威风：拥有二百多间屋子的庭院，带着窗子的大床……但在这个处在衰败的大家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沦在酒色中。伯父上山当了和尚，一个叔叔做了土匪。父亲蒋浴岚，聪明、慷慨、洒脱，却染上抽大烟，拿银子当铜钱花的恶习。他十几岁中秀才，又留日学法政，因身体多病，意志消沉，退学回国，在家无所事事，翻翻医书，看看病，摆弄古董，请客吃饭，刚刚三十岁出头就病逝了。父亲的容貌，在三岁多的女儿的记忆中是模糊的，但他遗留的华丽的衣眼、饰物以及家业，给女儿烙下抹不掉的贵公子放荡挥霍的印象。母亲姓余，闺名曼贞，生在常德书香人家，幼年读私塾，学会了写诗作画。嫁到蒋家，从不爱管闲事，不过问家中的经济情况，对丈夫的放纵挥霍也不多说一句。她过着少奶奶悠闲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里绣花、下棋、看书，就是到花园荡秋千，消磨无聊的时光。她羡慕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还是在死了丈夫以后。丈夫死时，她才三十岁，家庭已经破产，那些上门来吊丧的差不多都是同时来讨钱的债主。正像丁玲在小说《母亲》中描写的那样：“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
母亲走投无路的当儿，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势力动摇不稳，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员分崩离析。1910年湖南常德县城吹来了变革的风，几个留日学法政回国的青年，沟通了小城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兴学办报，十分活跃。母亲受新鲜事物的感染，心动了。她从小就羡慕弟兄，不愿只躲在屋里过一生。社会在变，母亲也在变，思想的冲突，经济的矛盾，变革的要求，把母亲从将要崩溃的基石下挤了出来。她卖掉家产，到娘家寄住，决心走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儿的名字蒋冰之改成蒋伟，称其子名为“大”；母女同人常德女子师范求学。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出了风的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刊《收获》1980年1期）丁玲的母亲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不但给女儿做出了榜样，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熏染。
刚毅、自强的母亲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诵唐诗。
寡母孤儿的处境极其艰辛。在家规森严的舅父家，丁玲常与奶妈、丫头和长工在一起。寄人篱下的生活地位，来自舅父舅母的压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层感伤，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学校，母亲与后来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她们在一起发誓：“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丁玲称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传来的时候，母亲、九姨、丁玲一同经受了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母亲还和女儿一起为一个在起义中牺牲的亲戚举哀。
一年后，母亲和向警予来到长沙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丁玲也跟去上了学。因没钱继续求学，只念了一年，母亲便在桃源县当了小学教员，丁玲一个人留在长沙。这个年龄最小的寄宿生，聪明、伶俐又好学，经常考头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九姨常去看她，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后，母亲担任了常德女子小学的学监，又创办俭德女子小学，还为贫苦的女孩开办“工读互助团”，学生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得点工资补助家庭。丁玲也从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长高、长大了。不再依附在妈妈的身边听诗听故事。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园或躲进舅舅的书房阅读草本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连《小说月报》和《小说大观》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来常德小住，带来不少新闻、新事、新道理，以后她去法国勤工俭学，仍然常常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新思潮，为丁玲打开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亲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女儿。但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这年暑假，她还是亲自送女儿赴九十里外的桃源县，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第二女子师范预科。那时，丁玲的功课全面发展，经常是门门满分，获得年级第一名。她喜欢画画、唱歌、体育，特别是算术，成绩最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丁玲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已成了活动分子，出风头的人物。她那双又大又亮，灵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经脱去天真的稚气，闪耀着坚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学、好朋友王剑虹、王一知，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上街游行、讲演、辩论。丁玲还在学校的平民夜校教课，她是最小又最热情的教师，学生们叫她“崽崽先生”。这年暑假后，丁玲转到当时比较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受到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的影响。他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陈老师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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