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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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是天明！
　　阳光·乌云·风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特务的威胁，生活的忧虑都成为过去。解放区的天空多么晴朗，新中国的阳光多么灿烂！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彭慧的心清，无比欢畅！夏天，她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又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彭慧翻译了布宾诺夫的《白桦树》，结合教学写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等讲稿和论著。从1954年起，她担任《文艺学习》的编委，为该刊写了一些介绍苏联作家与作品的文章。还写过一些其他评论。1956年彭慧参加作家参观团，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阳等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几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诗歌、散文。她还不时为青年朋友作有关提高文学修养的报告。那些年，彭意既搞教学，又担任中文系党总支的工作，还要翻译写作，并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整天忙得团团转。她的气管炎很严重，由于哮喘，经常夜里不能躺下好好睡觉。但平日里，她却总是那么精神抖擞，笑声爽朗。1954年，当女儿二十岁生日时，彭慧给她写了一封信，回忆了二十年前那黑暗苦难的岁月，要女儿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鼓励她听党的话，努力学习，争取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彭慧自己，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支配下，不顾疾病，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1957年，彭慧五十岁，她热情、坦率一如既往。她为每一件好人好事而兴奋、激动，就是看了一出好戏，听到一首好歌，也欢喜得不行。但对于看到的缺点、问题，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尽管1957年在党整风的过程中，她在群众场合发言不多，也很慎重，却也被错划为右派。晴空中的这一朵乌云，对于身临其下的人，打击是沉重的。彭慧的党籍被开除了，教授职称和各项职务被撤销了……更痛苦的是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多年的斗争锻炼，这些都不能改变她的信念。为了顾全大局，她含冤却不愿意叫屈……为了不给孩子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孩子进步，她忍着内心的痛苦，要女儿和自己划清界线继续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
　　精神上的痛苦，使彭意有个时期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关于如何对待错误思想和党内斗争的部分，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页上布满了她用毛笔画的圈圈点点。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认真思考，她感到沉溺在痛苦中是无益的，决心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继续做一点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当时她已没有教学任务，只搞一点辅助性的资料工作。于是她拿出很大的精力，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史，总结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接着，就开始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是她在思想上酝酿已久，只因工作繁忙而未能着手的事。为创作这部小说，彭慧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经常抱病工作到深夜。1960年6月，在她五十三岁生日的前夕，彭慧在1928年和三妹彭玲等在国外合影的一张像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反映了她这个时期的心情：
　　回首北国华年，
　　晨曦暮霭共磋研。
　　忆哈哈亭声，
　　青春正好，
　　长江岸上，
　　多少熬煎。
　　往事无边，
　　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
　　头白了，
　　再人人根改造，
　　跃进向前！
　　在对小说进行构思的过程中，彭慧最先想到要表现的有李大钊、向警予、赵世炎、何孟雄等革命先烈，有她的一些老战友，还有她在武汉、上海纱厂做工时，帮助和掩护过她的工人的英雄形象。彭慧对“三·一八”前后北京的斗争情况是熟悉的，而1927年和1930年前后那些难忘的斗争岁月，她又都是在武汉度过的。因此，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她一度考虑前半部在北京，后半部在武汉。开始塑造某些主人翁时，她基本上用的真人真事，后来，可能是受到当时在文艺创作上曾有过的不要写真人，不要写活人的思想影响，也可能由于写真人真事不便于进行艺术的概括，她改变了初衷，把主人翁集中在汉口工厂区（石乔）口的一家纺织厂的几个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区委的几个干部身上。故事开始描写了在旧军阀统治下处于地下的工会活动。然后，着重表现北伐军到武汉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思想、生活上的变化和他们的斗争。汉口收复英租界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得到了反映，也有一点农村斗争的描写。其中还穿插了几对青年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反对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时代特点，也衬托出主人翁高尚的情操。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由于国民党的背叛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歌颂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末了是“八·七”会议后，重整组织，继续战斗。彭慧最初给小说起名为《扬子江的早潮》，后来定为《不尽长江滚滚来》。
　　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女作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2年以前，当“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时，她的创作活动是偷偷进行的，生怕让人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居然写起小说来了，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表现。六十年代离1927年已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1956年彭慧随作家参观团曾到过武汉，但只看了看长江大桥和一些供游览参观的场所。当年汉口（石乔）口区的一些情况，已记不太清了。况且，过去对某些细节也未留神。为写小说，很需要重游旧地，找老工人座谈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但是，彭慧当时哪有这样的条件！她只能靠收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和访问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老战友来解决这一困难。赵世兰、杨之华、李文宜、李慧等老朋友都给予她热情的支持，提供了有关当时斗争以至生活细节的许多宝贵情况。大姐彭淑端、三妹彭玲自然是她经常询问的对象。当韦君宜得知彭慧在写这部长篇时，也热情地鼓励她坚持下去，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结构上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在作者当时的处境下，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彭慧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复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共有四十七章，三十多万字。修改稿有的地方比初稿有提高，有些地方却未必，也有些部分是忍痛割爱了。例如，小说初稿中原来正面描写“八·七”会议。然而，由于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谁也不敢拍板，最后只好删去了。当彭慧满心以为小说可以通过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恶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而彭慧自已，一会儿被拉去批斗，一会儿被押去劳动。北师大有一小撮人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将穆木天关进“牛棚”，进行“审查”，实际上是给他编造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以用作整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炮弹”。与此同时，他们对彭慧进行了严酷的秘密审讯，逼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坚持原则，拒不肯写，从而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一辆三轮板车把彭慧及随身用的几件杂物拉到北师大校园内一个荒僻的角落里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跟前。三轮车工人一声不响地帮白发苍苍的彭慧把东西搬进那间昏暗的小屋后，在房中环顾一下漏风的土墙，抬头见一段旧绳子从房梁上垂了下来，在半空摇晃。他若有所思地登上凳子，解下那段绳子，转身走了。彭慧敏感地把三轮车工人的举动看在眼里，感到群众对自己的同情与关切，不禁默念道：“好心的人啊，放心，我不会寻短悬梁的！”
　　彭慧搬到那间小屋居住后，不允许她外出，也不许任何人去看她。她曾经偷偷跑到城里去看女儿，为此又挨了斗。但她对形势的严重还没有足够的估计。她在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今后我再也不去找你了，你也不要来了。他们说我去找你是去找活路。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不会让我走死路的，我又何必去找什么活路呢？！”在旧社会经过战斗洗礼的彭慧没有想到，在新社会中，邪恶也能形成一时的风暴，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善良的人们，那时哪里能想到，恶毒的“四人帮”就是要把知道他们的黑根底，又不肯跟着他们颠倒黑白的人置于死地。1968年7月，彭慧在一次斗争会后回屋的途中，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治疗，她又被送回到那间无人照应的小屋。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就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然而，彭慧的信念并没有错。乌云和风暴不会持久。终于晴空中又洒下了金色的阳光。虽然彭慧的肉体已不能复活，但她的政治生命却得以恢复。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党籍也恢复了。她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凡是熟悉彭慧的人都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很难想象出她愁苦的模样。多少年来，人们从未见她沮丧颓唐、消极无为过。困难和挫折从不能改变她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即使在个人的不顺利的处境下，她仍然为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她总是毫不懈怠地尽自己的可能去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不断地“跃进向前”！如果彭慧九泉有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该会多么地激动和高兴啊！
　　1980年9月
　　罗洪
　　阎纯德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　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赵景深：《文坛忆旧》
　　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里，我找到了罗洪，当时她正在居民委员会开会。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女作家，于1971年被“四人帮”勒令退休，居民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成了她唯一的政治生活。她认为，在那里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事，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益的。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耳聪目明，慈祥的神情，时常出现在她的脸上，言谈中，有许多回忆，也有不少感慨。
　　历史，不应该忘记每一个于社会有贡献的人，作家罗洪。将自己的爱和恨、歌颂和鞭挞写成了作品，在我们社会的光明里，也有她的心血培育的精神……
　　1910年11月19日，罗洪在江苏省松江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里诞生了。她姓姚，原名自珍，罗洪是她的笔名，也是她日后通用的名字，因此也叫姚罗洪。她的父亲在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当过化学教员，也当过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小时候，念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家道已很拮据。后来又到日本学医两年，因家里无力供应便回来了。她父亲年轻时经济不宽裕，但特别喜欢订阅期刊和买新书。这一切，对罗洪爱好文艺以及从事创作，都有一定影响。
　　罗洪念小学时，有一天发现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重磅道林纸印成的大开本杂志，义厚又重。里面有《小说月报》、《游戏杂志》，作品多是文言，有游记、谈论古今的杂文、讲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还有侧重于科学性文章的《东方杂志》。罗洪翻着这些杂志，好像进入了神奇的王国，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弥漫了她幼小的心灵。罗洪，对于文学的爱好，最初就是在这个“百宝箱”里酝酿的。
　　读完小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收费少，膳费学校出，这是她报考该校的主要原因。当时她家里生活颇苦，一切开支全靠父亲那点有限的工资。
　　罗洪到女师读书，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庭，又走那么远，家庭之爱，总是牵着她的感情，每逢寒暑假回家，她却只有一件事——读文学作品，一点也没帮妈妈干家务。妈妈是一位非常贤淑的妇女，见她爱读书，就宁愿自己劳累，也不肯使唤她。
　　她家的小房子里，有个大柜子，上半格全是书，除了《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外，多数是翻译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天演论》，还有林琴南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块肉余生述》等。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从那里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在小学读书时，她常常为母亲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气愤。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母亲一切都得依从他。那时罗洪年幼，不敢说话，封建意识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女师后，写信向父亲提出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天真地说，等她独立生活后，便供养母亲，不让母亲再受他的气。她的信充满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这是她反封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父亲接信后，很欣慰女儿有这样新的见识，此后，他果然改了一些。罗洪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母亲，她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湿润了眼睛，嗓音也喑哑了。
　　中学时期，罗洪狂热地爱着文学，贪婪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剧本，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使她的感情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沉浮、变幻，使她认识社会、人生、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情，使她痛苦过，欢乐过……这些文学的种子，第一次在她心里萌发为写作的幼芽。当时，她热烈地幻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