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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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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呢?三十年来我是毫无成就的!我走进大姐的会客厅,一眼望见那幅总理'最后的时刻'的放大绒绣遗像,……我从大姐的身上仿佛又见到了周总理。大姐给我的印象和总理一样,既平易可亲又贤明、严肃。当她告诉我总理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我这个渺小的老年文艺工作者时,我哭了。返沪前,大姐百忙中又接见了我。她鼓励我要继续创作,在新长征的路上做出新的贡献。我用总理的一句名言回答她:'我一定学春蚕吐丝,吐完我最后的一根丝'。”……
  八十年代以来,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行云散记》(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浮生若梦》(1989年,华岳文艺出版社)、《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等。在九十年代,诚如她在信里所云,虽“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唯三五百字耳”。这些文章多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
  “浮生若梦幻,处处风雨声”。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历史的画面,写下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1981年1月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杨沫
  李杨杨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进柳荫街杨沫住的小院,当她迎出来同我握手时,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话一下子从我胸中跳了出来,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童年:有富贵的父母,但没有温暖的家
  1984年,对杨沫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她已走过七十年的生活历程。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篇处女作发表算起,她的创作生涯也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童年对她已经遥远,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初,杨沫的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清末举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然而,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却以办学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县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大地主,过着实实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杨沫的母亲也是湖南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迹以后,丈夫娶姨太太嫖妓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闹,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颇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虚的书香人家度过童年。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共产党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务那天是来她家避难的,但父母没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仅使她悲痛哀伤,更多的是惊奇、迷惑。她在《答亲爱的读者》一文中说:“这个消息给了孩子的心灵多么大的震动呀!当时我是那样地奇怪,他为什么要被绞死呢?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坏人,他有学问,又那么诚恳、热情、谦虚……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温和的笑容。于是,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从小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
  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泪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认得几个字以后,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又一顺羊肉店”,连那红红绿绿的电灯上写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什么“红凤”、“醉妃”,她都好奇地观看。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学习,文学教育。八九岁时短发齐眉、天真无邪的杨沫,见母亲躺在沙发上手捧唐诗,高声吟哦,她也跟着学。渐渐地,连《长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诵下来。小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在家抓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小小年纪,学着名士派头,起雅号“野鹤”和同学和诗。十多岁,又迷上《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热泪潸潸。后来读武侠小说着了魔,受《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的影响,放学后,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武术,梦想投峨嵋山学艺,作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听大人谈话也是杨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对社会的了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高谈官场见闻,有的大聊阔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动乱的时局和不断猛涨的物价也是大人常议论的内容。不管谈什么,杨沫总喜欢躲在沙发的一角,津津有味地听着。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童年生活没有温暖,不幸的遭遇给杨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阴影。但童年生活也有阳光,大自然的美,书籍、音乐,是她心中的太阳。在那里,她有过欢乐,有过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挣扎中找到了亲人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现实的黑暗、冷酷,刺痛了杨沫这个十七岁的少女的心,沉重的打击使这个不能自立的中学生“变得像老人似的忧郁、沉默、感到人生是那么可怕……”渴望与绝望在杨沫心中不断地斗争。
  几个同学向杨沫伸出友爱的手,帮助她交了两三个月的饭费,勉强维持到暑假。暑假里,母亲威逼加紧,动不动骂女儿不孝,不听话。忍无可忍的杨沫在一个夜晚从家里逃出来,住在同学那里,但找不到工作,无奈又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兄嫂。“可是,兄嫂见我这么狼狈,怕我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这样一来,生活给我的刺激更大了!于是,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海成了我唯一亲密的朋友。我对着大海哭泣,我对着大海呼喊:天地如此之大,难道我不向恶势力屈服,不去当有钱人的玩物,就只有死路一条么?……这时,死亡在向我招手——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仰望着天上的白云,凝视着美丽的晚霞,遥望天水交接的远方,流着眼泪,多么想纵身跳进大海……”(《青春是美好的》)看了这段回忆,我们会自然感到《青春之歌》的准备好像从这时已经开始,或者开始得更早。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月p些优秀的书籍,不断激励她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她不曾就这样结束生命。不久,靠一个同学的帮助,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
  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议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共产党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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