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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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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是真挚的,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杨沫最初的创作有个特点,她不像一般年轻作家善于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个人情感,她是一开笔就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现他们,替他们代言。《某家庭》、《死与逃》写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两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露日本侵略者倾销毒品、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前篇炳儿的爸被白面瘾缠身,日益堕落,丧失了人性;后篇小保妈被坏人勾引,抽起白面儿,不能自拔,结果家毁人亡。《浮尸》描写于老婆子的儿子上了汉奸的当,受他们招工的欺骗,丧失了生命,而于老婆子还在家里苦苦地盼着儿子归来,做着儿子发财、带回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的梦。这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的罪行。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这四个短篇,今天看来,只能称为'亭子间'文学。因为,我那时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虽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杨沫认为她那时的作品“内容是空虚的、浮浅的,语言则充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腔调。”(《红红的山丹花》后记)这四篇作品确有生活观察不深,细节描写不够,显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时的杨沫,已能驾驭文学之笔,用短篇小说表现社会重大问题,塑造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喜的第一步,显示出她的创作才能;也表明,创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学上的准备是充分的。
  青春:在战火中度过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马建民。一个具有远大理想,渴望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孩子,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0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后方医院》、《回忆》、《罪恶的见证》是杨沫献身革命,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的文字见证。十年的革命经历,把她从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塑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后方医院》通过一天的休养生活,把眼前的温暖和抗战的艰难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对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忆》里,当1945年结束了八年抗战生活来到了张家口市、住在精致的洋房里又激起她长久的回忆,想起十七岁在北戴河边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后流离的生活,想起抗击日寇的英勇奋战。她激动地写道:“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堕落了,也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了配合土地改革,为了改变稿件中那些偏于说教的文字,杨沫往往现身说法,1946年夏天为《时代妇女》写了《罪恶的见证》这篇生动的写实文章,开篇就写道:“我曾经是大地主的女儿。我永远记得父亲豢养下的警察鹰犬,和母亲雪白小手里的凶恶皮鞭”。她毫无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压农民的罪恶,集中描述了小寡妇和秀妮两个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诈残害下,自杀身亡的悲惨遭遇。她说自己是用农民的血哺育起来的。杨沫在十七岁母亲死后,曾继承了一些地产,她决心结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顾亲友反对,把地卖了,杨沫那时已经有了与家庭决裂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参加革命之后,她又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咱觉革命的精神不断增长。她不断地深刻解剖自己,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还时常憎恶自己血液中那么一些可怕的毒菌。每当我接近贫苦的农民,我的心里常涌起一种深挚的热爱和不可名状的歉疚。我像对他们负了罪,总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杨沫可贵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现在她身上的鲜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写的《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写的《郑德富家俩口子》,都是杨沫在这段斗争实践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苇塘》是作者写的“敌后抗战生活杂记”之一。为了对付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战士们把大苇塘开辟成后方阵地。杂记描写的正是“这千百年来渺无人烟的荒凉绿莽中”出现的“抗战史上神话般的生活”。她歌颂这神圣的地方“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荣而奇特的一页。”《在兵站上》热情地沤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的战士,细腻地描绘了两位重伤员面容坚毅、神色昂扬的精神状态。与革命战士有着血肉联系和真挚的感情,使杨沫的创作饱含深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说:“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内……生活在我身上进发的火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的火花,难道没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鲜血所凝聚的氧在催发吗?”是的,杨沫能写出震撼心灵的《青春之歌》,能成为著名作家,和她对革命、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郑德富家俩口子》用血和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老实勤劳的农民被剥削得一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作品通过郑德富两口子的悲惨遭遇道出一个真理: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土地改革运动,亲身体验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喜悦,是写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写不出《穷光棍结婚》。一个三十多岁的穷光棍要结婚了,在农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穷光棍李凤桐过去被人看不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村边石洞里。土改时,他当了贫农团主席,积极、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变成了英雄。年轻寡妇许志玉、漂亮姑娘许凤娥、作过童养媳的王大爱都爱上了老实憨厚的李凤桐,愿意嫁给他。连爱给干部挑毛病、说俏皮话的小老头许文庆,因眼瞎整天坐在家里的张富贵的娘,都围绕着李凤桐要结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杨沫设计的舞台表演。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她写许志王爱上李凤桐,在她眼里这个雇工真漂亮,连那双眼睛都极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写淳朴的李凤桐的喜悦心情,杨沫让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旧灰军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凤桐和王大爱的恋爱场面别有风趣。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王大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里来了,她鼓足了劲儿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凤桐哥,你看我行吗?”李凤桐的心突突跳起来,他大胆地一把抱住大爱,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咬了一口。大爱高兴得“哎呀”了一声。凤桐放开手,喘呼呼地说:“你放心……组织上许可我要你。找媒人说说……咱们就结婚。”他们怕有人来,很快松开了手,走回村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语言和动作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有味道。有农民气息,也有时代气息。
  《苇塘纪事》和《七天》是杨沫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1949年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胜利了,面对祖国的解放,杨沫热泪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艰苦岁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励她动笔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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